这个星期，我的教学计划是和研究生们讨论两位对语言人类学有极重要影响的历史语言学家、人类学家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和本雅明·李·沃夫（Benjamin Lee Whorf）。按照一向的习惯，我在为学生们写讲义的时候，却无论如何想不到怎样不让两人的思想被更深地误读。直接引用他们写的东西，是很难跳出“语言决定论”这个说法的怪圈的。然而，要求一年级的硕士研究生像富有经验的人类学研究者一样，读萨丕尔和沃夫的田野调查材料和详尽的北美原住民语言记录，然后体会两人对于语言如何影响文化的思考，是非常难的。这不是孤例，而是学习语言人类学的学生们普遍遇到的困境。

柏林城轨贯穿柏林市区。在东西德分裂时期，从东德到西德这段本应只需十分钟的旅程却可让人走两天两夜。

讲义写不下去的时候，我正好收到一位美国朋友的邮件。这位朋友在并不知道我的教学计划的情况下非常巧合地提到，他在为本科生讲萨丕尔思想的时候，用了前东德作家乌维·约翰逊（Uwe Johnson）写的《柏林城轨》（Berliner Stadtbahn）作阅读材料。朋友写下了这篇散文的德语原文和英语译文的题目，但不知道为什么英语译文搜索不到。于是我硬着头皮用已经生锈的德语艰难地把原文读了下来。这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经历，因为我的全部学术写作和教学以及绝大部分学术阅读都是用英语完成的，所以我直观上对德语构词造句方式感受到的隔阂恰好与我对这篇散文和萨丕尔思想的理解是互为镜面的。

《柏林城轨》是一篇文学作品，是根据作家和妻子逃离东柏林，经历了漫长曲折的旅程抵达并定居西柏林的经历虚构出来的。整篇散文写的是：在德国被人为划成东西德的那段历史时期，假设一个人乘坐柏林城轨从东柏林到西柏林，在穿过中央车站的那十分钟会经历什么。在实际的旅程中，作家从东柏林出发的时候，看到的是东德这一边的柏林中央车站，经过了两天两夜，用虚假的瑞士文件取道了欧洲几个国家，最后抵达西德，在旅程结束的时候看到的是西德这一边的柏林中央车站。这本应只需十分钟却被扩展成两天两夜的旅程中，作家把沿路观察到的许多细节都细致地保存了下来，准确地呈现在文章中。作家同时加了一层叙事之上的反思，告诉读者为什么这个十分钟的旅程实际上无法用文本记录。他写道：文本的生成需要观察者对自身来说完整协调的意识形态。如果观察者的意识形态被现实割裂为二，而同时观察者无法在任何一边达到对自身来说连续合理的思考，那么文本不仅无法生成，而且尝试生成文本本身都是与自身经验矛盾的。

前东德作家乌维·约翰逊（Uwe Johnson）。

这十分钟虚构的穿越柏林中央的城轨之旅为什么不可能用文本表述呢？因为旅客“总是处于想要把仅仅是存在的东西表述成事实的危险之中”。在穿越边界的过程中，旅客亲眼看到和听到的标语、广播、市容、车站信号、管理人员、人们说话和做事的行为，等等，都强烈地反映出两套分割的意识形态，但却又非常矛盾地联系在这过去和未来都统一的城市和国家中。这短暂的现实凝固在时间中，仅仅保存在这一刻写下的细节里。然而这些细节是无法构成有意义的文本的。因为边界两边的叙事都在要求对细节的挑选达成叙事的一致，都要求叙事反映“事实”。旅客在面对这两种事实并存的时刻，他不时会因为无法想出最准确表达自己思想和感受的语汇，而只能接受和使用强加给他的语汇，不时会因为无法内化另一边的叙事而失语：走向面前的新生并不意味着认同和热爱，仅仅只是因为背后的旧生活过不下去了而已。“这些意义模糊的套话成了日常使用的语言，不再被看成（政治）讽喻。伴随旅客的物品、信仰和政治情境在他下车的时候都将失去意义。”

照片拍摄于上世纪70年代，西柏林从战争废墟中崛起，繁华程度可媲美欧洲任何一座城市。

1948年6月24日，苏联对柏林实行封锁。1948年6月27日，东德发行新货币后，民众在一个发行处前排队。

过去大半个世纪中，无数热爱语言或人类学（或二者）的学者曾在人生的某段时期仔细读过萨丕尔和沃夫留下的研究材料和写作，大受震撼之余义无反顾地决定以语言人类学或者历史语言学为业。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发现，在写作中很难直接引用所谓的“萨丕尔—沃夫”假说，甚至不能比较完整地引用萨丕尔或沃夫写过的任何东西。我在对自己的学生们解释这一点的时候，尽量用简单的话告诉他们，关键在于理解“相对论”（relativity）并非“相对主义”（reletivism）。后者是常见的对萨丕尔和沃夫的误读，认为他们的研究结论是语言可以决定心智和文化，所以不同语言的差异（极大地暗含了高低之分）也就决定了文化（甚至是文明）的差异。而前者，是萨丕尔和沃夫研究的菁华，它让我们得以理解每个个体或群体如何受语音、语汇与语法的影响，如何把自己观察到的世界抽象为独属于自身或特定群体的哲学和科学。

沃夫曾经说过，不同语言的使用者有可能在一些最基本的范畴（如空间或动作延伸方式）上理解和抽象化表述的方式截然不同，所以语言背景不同的人不可能通过观察相同的自然现象反思出相同的宇宙观。而且虽然每一种语言都平等地具有抽象化思考和表述的潜能，但并不是每一个群体都需要符合世界上大语种语言使用者习惯的哲学和科学。沃夫曾戏谑性地提到一个例子：动物学家们总是对赛马训练师的工作嗤之以鼻，因为那样的马根本不适合在自然界中生存。当我们在面对某一种我们不熟悉的文化中出现的三十六个章回描述如何钓鱼的神话而茫然失措的时候，对方同时也会对我们为了要理解和表达自身和宇宙竟然要学习和引用黑格尔或庄子而感到茫然失措。而这些神话和哲学，都是我们作为语言的奴隶集体书写的。

1961年8月28日，德国柏林，西柏林一侧的几名男子与东柏林一侧的两名姑娘交谈。

“作家对自己书写的文本的立场究竟是什么？”这是作家乌维留在这篇散文最后的问题。而这篇散文不仅成了二战后那个分裂的世界少数保留下来没有遗失在时间中的隐喻，也成了少数能够非常强烈地促使人们思考意识形态的作品。我一向认为，好问题是有多个答案并存的，而最好的问题没有答案。萨丕尔和沃夫的研究把这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平等地抛给了他们研究的群体和西方世界，我认为仅仅是这一点，他们的研究就值得一代代人类学学生们细读和尊重。

萨丕尔的导师博厄斯和学生沃夫都受过比较硬核的科学训练，萨丕尔自己却更像个诗人，而且他的确写诗。这让萨丕尔对语音/声音直接与文化产生的关系（而不是更常见的研究语意与文化的关系）更加敏感，同时也让他更多地看到研究群体的诗歌与神话（相对于口语与语法）作为分析材料的巨大潜力。

萨丕尔—沃夫假说，又称语言相对论，由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和沃夫提出，是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该假说认为，语言的结构和语言中的词汇会影响个体的思维方式、感知世界的方式和文化认知。

我两个小时的授课中，为学生们讲乌维的散文就讲满了一个小时。课后，学生们走向惴惴不安、不知道有没有把他们教得更加混乱的我，对我说，“今天这堂课太棒了！”

（责编：刘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