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座旅游城市,威尼斯几乎无须介绍。它就像电影节上一位人人熟知的巨星,你只需取出相机,记录它绚烂璀璨而又变幻莫测的光影。当托马斯·曼笔下的作家阿申巴赫,想要逃离德国和奥地利的阴郁与沉闷,去一个“无与伦比的、神话般的地方”,他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威尼斯。

这位功成名就的严肃作家,从奥地利乘坐意大利游轮来到岛上。而今天的绝大多数游客,会像无数好莱坞或欧洲电影里的主人公,在某个海边码头购买一张船票,搭乘水上出租车,掠过亚得里亚海,并在总督府前的码头登岛。

海上白色的泡沫被风卷动,绿色海面上漾着一座红色古堡,早已被改建成酒店。总督府那阿拉伯风格的、尖锐花边般的窗与走廊,是其过往贸易航路与财势军力的炫示。鼎盛一时的威尼斯共和国(7世纪末至18世纪末存在于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共和国)早已逝去,最富裕时期的华丽风格却永不褪色。威尼斯是黄金与艺术的城市。如今这里属于爱与美。

水城初体验

据说,畅游罗马、佛罗伦萨的旅客,往往会患上一种特殊病症,被称为司汤达综合征(人在面对艺术品时心跳加快甚至出现幻觉的症状,又名佛罗伦萨综合征),那是一种至美的晕眩。托马斯·曼的《死于威尼斯》,则因真切描绘了作家在此地经历的爱与美的战栗感受,以及对于死的绝望体验,而被无数读者奉为圭臬。意大利著名的诗人、导演帕索里尼,在他的青年时代,深受此书影响,专程来到威尼斯,以寻求这种爱与美带给人的死亡体验。

1911年,托马斯·曼在威尼斯的利多岛度假,不久创作了《死于威尼斯》。利多岛也是《死于威尼斯》改编电影的取景地。

初识之下,威尼斯绝不如罗马辉煌威严。它给人的第一印象,或许是精致和破旧。巴洛克风格的安康圣母教堂漂浮在水面上,有着最高雅恬静的外形,坚实的白色大理石被海雾笼罩,恍如幻影,是永不可及的蜃楼。

圣马可广场被誉为“欧洲最美的客厅”。鸽子在白色和灰色的建筑群间飞舞,饭店和咖啡馆在室外摆了座椅和阳伞,乐队在现场演奏。商店橱窗里挂着缀满妖冶羽毛的金银面具,店铺里摆着水晶与玻璃器皿。在广场上还可以买到本地生产的、织满天主教故事的挂毯。小贩向游客们兜售水果和饮料,一如100多年前。在广场上懒洋洋地喝上一杯咖啡,欣赏一会儿圣马可大教堂独特的马赛克彩绘立面,而后,我们将继续追寻《死于威尼斯》中男主角阿申巴赫的脚步,登上油亮的黑色贡多拉,穿过毛细血管一样铺开的河道,进入威尼斯的更深处。

大运河是威尼斯最宽阔的街道,潟湖上各种船只行驶,游客们在玻璃钢架桥上拍照。运河两侧多是几百年前的私人豪宅,而今也多变成酒店,深蓝色的天鹅绒上绣着金色族徽,窗下水面上停着漆黑贡多拉,像宫殿外停着一排排豪车。居住在这里,要承受远比别处高昂的价格。

托马斯·曼(1875—1955),德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篇小说《死于威尼斯》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我们去向更僻静的海滩,去面对一片朦胧的哀愁。那是阿申巴赫在酒店住下,清晨推窗可见的情景:阴云密布的浅灰色天空,萎缩的海洋无精打采,退潮的岸边露出狭长海滩,远方不见华丽的建筑,只有黑沉沉的地平线。而早餐时遇见身穿水手服的波兰少年的青春之美,令阿申巴赫陷入甜蜜又无助的情绪。

海水是威尼斯的基座与道路,却也侵蚀着这座潟湖上的城市。20世纪,关于威尼斯危在旦夕、几十年后将彻底沉入海底的传说不胫而走。20世纪60年代开始,意大利政府与各种国际基金组织花费巨资,试图挽救这海上危城,他们垫高它的码头,清理淤泥与鸽粪,修复名家壁画,擦拭祭坛珠宝,只求能留住它的容貌。即便如此,在游客充满怜惜的凝望中,一根根木头撑起的宫殿,仍脆弱得随时要倾塌在海里。

此时我们会明白,托马斯·曼何以令他的男主角怀抱绝望的爱恋死在这里。爱与美最转瞬即逝,也最永恒,恰如威尼斯。

爱与美的偶像

在威尼斯住久了会发现,这里难得有艳阳天。阿申巴赫遭遇蒙蒙细雨,幽怨的钟楼,哀愁的圆顶,一切暗淡无光。失修的民居墙面剥落,露出红褐的砖,布满铁锈的低矮花架上,垂下白色和紫色的伞形的花。这样的景象,今天的游客也如当年的阿申巴赫一样目睹。

专程追寻古迹而来的游客,会排队去观看总督府、圣马可大教堂、学院美术馆,或沿着大运河,搜找文德拉明宫、佩沙罗宫、里亚托桥、卡-多洛金屋。随性而懒散的旅者,会走街串巷地闲荡。路边并不起眼的教堂,其中可能藏着提香或丁托内特的壁画;那些古屋的灰白立面,则诉说着古代贵族们的传奇家史。在这里,旅者可以任凭自己被漾着绿波的海水与破旧古建筑包围,无论行走石路,还是乘坐贡多拉,都静谧曲折。

威尼斯共有117个小岛,主岛之外,还有一些游客喜爱的地方,譬如利多岛,便是阿申巴赫下榻之地。在其鼎盛时期,利多岛海滩上满布豪华饭店,如今则因部分海面遭到污染,冷寂了许多。几个世纪以来,威尼斯总督在利多岛举行威尼斯与海洋的结婚仪式,将戒指抛入海中。备受影迷关注的威尼斯电影节,也是每年在利多岛举行。

阿申巴赫如普通游客,眺望迷蒙雾气萦绕的海滩,乘船游览了威尼斯各处名胜,却疲惫无聊。他深感孤独,无奈地想逃离。许多年来,他靠才气的火焰克服体魄的不济,靠着严明苛刻的纪律与坚忍不拔的性格,完成伟大的鸿篇巨制,可他不满足。他对自己要求非常苛刻,认为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应取得典型的成就,才能自诩拥有真正伟大的艺术造诣。这毫无疑问是现实中托马斯·曼本人的经验与心声。

艺术的战斗固然令人心力交瘁,然而无所事事更是一种沉重消耗。阿申巴赫在威尼斯迷失,初至此地的激情与不安都消退了,没有惊险与荒唐,没有刺激与迷狂。他要酒店侍者将行李先送去火车站。他在火车站里走来走去,刻意忽略心头不安的躁动,与留恋的不舍。他发现行李被寄错了,惊喜万分,立刻搭上水上出租,重新回到酒店。

总督府码头

酒店外停靠的贡多拉

雷佐尼科美术馆

圣马可大教堂

再一次见到那个名叫塔齐奥的波兰少年,他感到心花怒放。直至此刻,他才明白,离开时那千头万绪的不舍,是因为还想再次见到他爱与美的偶像。那是威尼斯的海水中诞生的,一个被娇宠的神;是一位长期过着服役般生活的艺术家,在备尝苦痛与艰辛之后,最渴望感受的,一缕灵性的、青春活泼的、转瞬即逝的甜美与迷恋。或许所有艺术家都会将其所爱的偶像,比作太阳、月亮与星辰。阿申巴赫感觉到席卷他的热病,他放任这热病。

托马斯·曼特意写了对游客们纠缠不休的乞丐和小丑,毫不讳言,面对青春之美的偶像,这位年老而严肃的作家阿申巴赫,也自觉像一个纠缠不休的乞丐和小丑。

不久之后,流言伴随着瘟疫蔓延。英国旅行社的办事员告诉他“快逃”,逃离这个疫病弥漫的灾难之地。阿申巴赫没有逃,准备了很多次,最后也没有离开。

最恰当的归属

《死于威尼斯》问世几十年后,马尔克斯写了《霍乱时期的爱情》,从此,“爱如疫病”成为一个非常流行的譬喻。托马斯·曼笔下的“爱如疫病”,当然绝非南美式的狂热偏执,而是德奥式的错乱迷惘,其幽深哲思远多于盲目激情。恰如“美轮美奂的威尼斯必将沉入海中,并给游荡其中的人们带去瘟疫”的玄思,托马斯·曼对于柏拉图式爱与美的憧憬与敬畏,亦由于其触不可及与转瞬即逝,渐渐变为疲乏,倦怠,忧愁,无望。

1971年,《死于威尼斯》被意大利著名导演维斯康蒂改编成电影,片中的男主角阿申巴赫从作家变成了作曲家,其形象似乎也变得更不可捉摸。

在《死于威尼斯》的结尾,阿申巴赫病死在威尼斯的海滩上,消息很快传遍整个欧洲的上流社会。这是身为著名艺术家的他最恰当的归属,他望向海上天空的目光,是对毕生所求爱与美的最后一瞥。这目光像交响曲绵长悠远,不甘却又释然,是葬曲,是挽歌。                             (责编:李玉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