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希腊古典时代（公元前5—公元前4世纪中叶）一直以来都是各国学者广为研究的重要课题。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为城邦文明，大大小小的城邦主要聚集于希腊半岛上，东西两边分别是爱琴海和伊奥尼亚海，巨大的山脉从西北到东南横贯希腊半岛，将这片土地切割成数个相对难以交流的地区。陆地上的封闭性促进了城邦文明的诞生，不同城邦在自己的土地上独立发展，形成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体系。

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这50年的希腊史经常被忽视，因为它正好处于两段“光荣岁月”之间：公元前5世纪的希波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及公元前4世纪后期腓力二世的励精图治和他大名鼎鼎的儿子亚历山大大帝的马其顿征服。但是，这短短50年却十分重要，3个重要城邦——斯巴达、底比斯、雅典——先后试图夺得霸权地位。这段时期不仅生动地展现了各个城邦之间的合作与冲突，还彻底为希腊古典时代辉煌灿烂的全盛时期画上了句号。

斯巴达的失败尝试

如果说雅典的霸权来源于海洋，那么斯巴达的力量则来源于陆地。古希腊城邦普遍采用重步兵方阵的形式作战，斯巴达拥有整个希腊最强大的陆军。很久以来，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公元前478年，希腊、爱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的一些城邦为防御波斯再次入侵而结成的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5世纪，伯罗奔尼撒半岛大部分城邦组成的军事同盟）之间互相制衡、纷争不断，而公元前404年结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则让势力天平彻底倒向了斯巴达一方。战争将雅典靠着提洛同盟积累的财富消耗一空，将它在希波战争中积攒的荣誉消耗殆尽，伯里克利（雅典执政官，在希波战争后的废墟中重建雅典）时代的辉煌岁月一去不返，古典民主的光环渐渐黯淡。同时，作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胜利者，斯巴达在此时势头正好。战后的斯巴达迅速解散了提洛同盟，拆除了连接雅典与港口的“长墙”，并且只允许雅典保留12艘船。靠着迅速壮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斯巴达将目光转向了小亚细亚。

古希腊城邦普遍“小国寡民”，单个城邦很难凑齐足够的资源进行战争，所以它们才会拉帮结伙，依靠一个较大的城邦形成同盟，提洛同盟与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本质都是如此。盟邦将自己的军队和财富交给同盟领导者管理，因此领头城邦的经济和军事力量都会得到显著提升。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斯巴达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既然已经取得了胜利，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存在就没有必要了，而失去同盟则意味着失去贡金和同盟军队。所以，为了留住同盟带来的红利，斯巴达选择攻打波斯。

与古希腊城邦不同，波斯帝国幅员辽阔，管理方式也更为松散，面对爱琴海另一边暴躁的小“邻居”们，波斯采取了怀柔政策。约公元前396至公元前394年，斯巴达国王阿格西莱二世远征小亚细亚，试图从波斯人手中夺回希腊军队的控制权，当地的波斯总督法那巴佐斯无法阻挡强大的斯巴达陆军，同时又十分忌惮正在壮大的斯巴达海军，于是派人带着钱财去往希腊，试图说服其他希腊城邦在本土攻击斯巴达的老家，迫使斯巴达撤军。底比斯、雅典、科林斯和阿尔戈斯均响应了波斯的请求，它们组成四方同盟，在希腊本土和爱琴海与斯巴达军队交战，这就是科林斯战争。随着四方同盟逐渐占据上风，阿格西莱二世不得不放弃在小亚细亚的胜利，他被召回希腊本土应对危机。同时代的军事家、文史学家色诺芬在其著作《希腊史》中记载了这一时期发生的一系列战争。

与此同时，斯巴达也面临严重的内部危机。连年的战争使军权越来越重要，领军的大将军们积累了很强的政治影响力。比如说，占领雅典城的吕山德希望在雅典扶持亲斯巴达的三十僭主集团，但却受到斯巴达国王的阻挠，因为国王忌惮吕山德的军事实力，生怕他在雅典继续壮大。就这样，斯巴达在经历短暂辉煌后，再次跌入了内外斗争的漩涡，为另一支位于彼俄提亚地区（阿提卡半岛中部）的新兴势力留出了发展空间。

底比斯的短暂霸权

彼俄提亚地区零散分布着许多小城邦，其中最大的就是底比斯，不同于雅典和斯巴达，底比斯在公元前5世纪名不见经传，在希波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均没有扮演重要角色，它的崛起要等到公元前380年。

随着科林斯战争在公元前387年结束，四方联盟与斯巴达在波斯的协调下签订了《安塔西达和约》（也称《大王和约》），和约规定所有城邦回归到战前的自由状态，但是冲突很快就在由底比斯领导的彼俄提亚联盟与斯巴达之间爆发。公元前385至382年，阿格西莱二世以解放联盟成员为理由挑起了与底比斯的冲突，并在底比斯卫城驻军。面对威胁，底比斯将军派洛皮德和伊巴密浓达开始改良军队，他们一改古希腊传统季节性军队，意图建立一支常备军。因此，在没有战争的空闲时期，士兵们依然留在军营中训练，以此增强战斗力。

这种建立职业军队的手段在当时并不罕见，很多城邦都因连年战争之需招募职业军人。不过，大部分城邦都会选择雇佣兵来扩充自己的军队，雇佣兵虽然能够为传统民兵队伍注入新鲜血液，但是他们“只认钱不认人”的特点也意味着忠诚度较低，而且不停招募雇佣军对于城邦本身也是一种经济负担。所以，底比斯建立了由市民组成的职业军队，也就是著名的“神圣军团”，军团据说由150对同性伴侣组成，感情使他们无比团结、战无不胜。不管此传言是否真实，底比斯将民兵传统与职业军人相结合的改革的确壮大了其军事力量，神圣军团在几十年内几乎战无不胜，但是在公元前338年的喀罗尼亚战役，在与马其顿方阵的较量中几乎全军覆没。

公元前338年

喀罗尼亚战役

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击败雅典和底比斯联军并称霸希腊的决定性战役。底比斯在战后竖立起了“喀罗尼亚狮子”，以纪念在战争中牺牲的士兵。在碑下，考古学家挖掘出了一个254人的集体坟墓，现被确认死者属于“神圣军团”。

公元前
359年～前336年

腓力二世

古代马其顿国王（公元前359～前336在位），绰号“马其顿的腓力”。在位期间统一上、下马其顿，军事、行政、财政等方面推行一系列改革，成为希腊诸联邦的主宰。其子即为亚历山大大帝。

伊巴密浓达还创立了“斜线式战术”（Phalange oblique）。面对人数多于自己的斯巴达军队，这位底比斯将军减少方阵深度，将自己的士兵主力安排在左侧，以冲击更强的敌军右侧，目的是在敌军攻破自己右侧之前就击溃敌军左侧，并从后包抄。这种新颖但冒险的策略在公元前371年的留克特拉战役中大放光彩，以少胜多击败斯巴达，彻底粉碎了其称霸希腊的愿景。

雅典的第二联盟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失败对雅典是一记重创，使得雅典一个世纪以来引以为傲的直接民主制的种种弊端突显出来。失去了伯里克利这样有才干的领导人，公民大会在公元前5世纪末期逐渐变得极端，战争后期的阿古努萨战役中，雅典拒绝斯巴达的和平协定，并处死了赢得战争的将军，只因他们没有将死去士兵的尸体带回雅典；公元前399年，雅典人以“不虔诚和腐蚀雅典青年思想”的罪名判处苏格拉底死刑。此时的雅典深陷内忧外患之中，急需找准时机东山再起。

科林斯战争正好为雅典提供了一个机会，作为四方联盟的一员，雅典依靠波斯的经济支持迅速重建了海军，并在大将军科农的带领下击败斯巴达。同时，雅典也试图重新笼络爱琴海上的各城邦，建立“第二联盟”。不同于提洛同盟，这次雅典只在战争期间才向盟邦收取贡金，并且主动减少对盟邦政治的干扰。这些相对更温和的措施使雅典在斯巴达退出爱琴海后重新巩固了自己的海上权威，恢复了一部分力量。

然而，各城邦作出的努力再也无法复刻一个世纪前的辉煌。公元前338年，马其顿的腓力二世带着18岁的儿子亚历山大在彼俄提亚击败雅典和底比斯的联军，打散希腊原有的秩序，建立科林斯同盟（旨在联合整个希腊世界的军事力量与波斯较量），正式入主希腊事务。

纵观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的希腊世界，较大的城邦在无休止的冲突中逐渐油尽灯枯，而较小的城邦集结起来以求自保。现在西方史学界普遍认为“4世纪危机”这一说法已经过时，因为战争并没有完全颠覆古希腊社会的组织形式，但是，这些权力纷争的确对城邦内部政治、经济以及城邦间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远古时代开始，战争与冲突就一直是希腊人解决问题的手段，他们在一次次与“邻居”的冲突与和解中不断改进并完善自己的军事体系、政治制度、社会秩序，公元前4世纪各城邦间的纷争也是如此。然而，这一次，他们刚好遇上了正在崛起的马其顿势力，并最终输给了对方，古典时期就此终结，希腊化时代拉开帷幕。

（责编：刘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