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文是“寿皇书宝”
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名为《蓬窗睡起图》的绢本设色册页，收录在《名画集真册》的第一幅，清宫旧题为“宋高宗蓬窗睡起”。
这件作品最特殊的地方是画面右方带有题跋。宋代画家并不习惯在画面上题诗写字，甚至绝大多数的宋代作品连画家签名的名款都没有，元代以后才开始有在画作题字的习惯，所以带有题跋的宋画是很少见的。这件作品右方的题跋是一阕词，这阕词也正是清代认定这件作品出自南宋高宗之手的原因。
宋人张淏纂修的《宝庆会稽续志》中记载：1131年，正在躲避金兵追击的高宗皇帝流寓会稽（今浙江绍兴），高宗看了黄庭坚抄录的张志和《渔父词》十五首，发思古之幽情，以《渔父词》为韵，自己作了十五首《渔父词》，并把它抄录下来送给陪伴在侧的大臣辛永宗。
以《蓬窗睡起图》的题跋字体看来，虽然是高宗最擅长的行书体，但是笔画显得凝滞焦结，点画之间远不如现存其他高宗书迹那样舒缓自然。以笔迹而论，这不是高宗的亲笔御书。最重要的，除了书风不像赵构亲笔所书之外，在题跋的后方有一个朱文篆体方印，印文是“寿皇书宝”这枚印章的主人正是高宗皇帝的养子，也就是南宋第二位皇帝宋孝宗在淳熙十六年（1189）退位以后，被尊为“至尊寿皇圣帝”时使用过这枚印章。
渔隐题材
高宗是在55岁（1162年）自动退位的，因没有子嗣把皇位传给了孝宗。孝宗爱好书法，自称“无他嗜好，或得暇，惟读书写字为娱”。
至于画作本身也非出自两位皇帝之手，以细密用笔的特征与虚实相掩的构图而言，应该是出自某位宫廷画师之手。
南宋高宗《书七言律诗》。本幅以楷书写杜甫《即事》，中锋圆笔，转折饱满，勾挑劲锐，行气不疾不徐，结体匀整端庄。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高宗
宋孝宗
以画作本身与孝宗题跋搭配的关系看来，这位不知名的南宋宫廷画师在创作之初，很可能被要求留下空白之处以待孝宗题跋。而且，应该有十五件画作，每件作品要配合高宗的十五首《渔父词》中的一首。
这个推论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证实，但是以孝宗与高宗的关系而言，这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事。史书记载的这两位帝王之间的互动，大多以书法作为交流。高宗曾多次把自己得意的书法《急就章》《金刚经》赐给孝宗，孝宗也将自己所写的《草书千字文》进献给高宗。
“渔父”一词不是宋代所特有的，上可追溯至屈原所写的《楚辞·渔父》。《楚辞·渔父》之后，歌咏渔父的文章数量，几乎可用车载斗量来形容，渔父不再是一种职业称谓，而是旷达心境的代名词。随着各类文体的演进，《渔父词》在唐代晚期成熟，它首先被引入唐代的教坊之中，编为歌舞，后来逐渐在文人圈内流传，而推动这种歌行体的人就是唐代自称“烟波钓徒”的张志和，他的《渔父词》在宋代被誉为“七七三三七”（指的是这阕渔歌的字数，总共五句，由7、7、3、3、7个字排比而成）的词牌代表。
从宋代渔父词的发展来看，北宋时期的宫廷艺术中并没有这类题材出现。直至高宗连写十五首《渔父词》，无论词意是否雅驯，它的出现就已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了。
大时代的缩影
元代时，托克托等人奉命编纂《宋史》，给南宋高宗的评价是，其人勤俭仁厚，但要拨乱反正是办不到的。这位皇帝，书法写得很好，诗也作得不错，但似乎无心国政。
北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陷首都汴京（开封），北宋灭亡。当时还是康王的赵构，被分封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组织勤王之师与金兵对抗。金兵俘虏了徽、钦二帝，以及大量的皇族成员与后宫妃嫔，康王赵构在应天府被拥立为高宗皇帝。
康王赵构在战乱之中，意外当上了皇帝，改元建炎。建炎三年（1129年）一月，大将韩世忠兵败，高宗慌忙向南出逃，连龙袍、冠冕、印玺都来不及带，他逃到了建康府（今江苏南京）之后，改建康为行都，但金兵紧追不舍，一路往南追杀。
高宗还为此写信给金国元帅：“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身为皇帝，竟写信向敌军领示弱，希望对方可以“见哀而赦已”。
对于宋廷的苦苦哀求，金兵并不买账，马不停蹄的继续南进。高宗又开始了颠沛的逃亡生涯。直到建炎四年夏，金兵撤离江南后，赵构才回到绍兴、临安等地。绍兴八年（1138）将临安作为都城。
北方的金朝对南宋虎视眈眈，内部则有许多政治势力争权夺势。这就是赵构所面临的局面。绍兴元年七月赵构写作《渔父词》的时候，宋军正在力抗金兵，身为皇帝的赵构不思如何兴兵北伐，却希望能“睡起蓬窗日正中”，其实也体现了高宗一心希望求和偏安的想法。
《蓬窗睡起图》这件画作的左下方，柳岸篷舟，水波粼粼，远山逶迤，初睡起的渔父伸着懒腰，望向右方空阔处。整幅画笔墨清润，线条简练，十足的美好梦境。
从《渔父词》来看高宗皇帝的时代，南宋初期主战的四大名将全都被罢黜，如果皇帝是这样的偏安想法，下面官员如何还能有积极进取的心态？当时整个时代氛围也因此导向“小确幸”的退隐思潮。
（责编：马南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