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创意图(制作/施泽科)

电话那头的声音掩不住喜悦。小学老师李志宇说,自己欠下的15万元外债终于要还清了。这一切得益于自己的副业—空调安装和维修。

他算了下,最近三个月,这份副业的收入有5万元,“相当于我刚开始做老师一年的收入了”。暑假很快就要开始,教师们的副业在本职工作之外另寻副业,在一些教师眼里,是缓解收入压力的方法,也是他们在教育生态变化中的另一条“退路”。文∣黄泽敏行业旺季将至,而他也真正有时间全身心投入。他对此充满期待。

李志宇有双重身份。一个是公立小学体育教师,另一个是空调安装、维修工。

这是两份很不一样的职业。在学校,他面对的是一群面庞稚嫩的孩子。而离开学校,他常面对空调里发臭的老鼠尸体、难缠的客户和显而易见的轻视。

过去,教师这份工作一度被视为“清闲活”,有寒暑假,享受相对稳定的岗位和福利,也拥有较高的社会声誉。即便如今有大量教师倾诉职业地位的变化,“铁饭碗”带来的安全感,仍吸引了不少人入行。

但现在,不少教师却开始在本职工作之外另寻副业。在他们眼里,这是缓解收入压力的方法,也是他们在教育生态变化中的另一条“退路”。近期,“教师过剩”200万人成为热议话题,被“优化”的隐忧之下,不少老师已经开始探索“退出”的底气。

兼职“红线”

这三年,李志宇的皮肤晒得更黑了。

李志宇是山西省西南部一所公立小学的体育老师。平时,他在学校里给孩子们上体育课,一周10—12节体育课,几乎都得站在阳光底下。

但更猛烈的紫外线照射来自副业。三年前,表弟的空调销售店人手紧缺,他去帮忙打下手,从此入了行。教师工作之余,他不是站在梯子上面对故障的空调,就是悬挂在建筑的玻璃窗外。

入夏后,久不运作的空调被重启,因“故障”而需清洁、维修的订单变多了。

一些空调堆积了厚厚的灰尘、污垢、毛发,风吹出时散发着难闻的气味。也有的空调内部布满蜘蛛网,躺着死老鼠,甚至有小鸟筑的巢,导致无法使用。

李志宇在高空维修空调

“把空调洗干净,一打开就能用,效果还跟新空调差不多,那时候会特别快乐。”李志宇享受“维修”带来的成就感。重要的是,这份工作的反馈也来得很及时—费用即刻进账。

早在多年前,行业内就出现了兼职现象。在舆论场上,教师兼职曾被贴上“不务正业”“师德风险”之类的标签。

问题也随之而来,老师校外做兼职,是否违背相关规定?首先明确不允许的是教学类兼职。2015年教育部印发的《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明确禁止教师组织、参与校内外有偿补课,或为校外机构和他人介绍生源、提供相关信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教师可以做什么样的兼职,不同学校可能面临不同的执行标准。

李志宇说,自己所在学校态度相对宽松,有不少女同事摆摊卖茉莉花手串,“这种是被允许的”。而李志宇这份兼职算是“打了个擦边球”,但也被允许。他说,编内教师不允许入职别的公司。他没有在表弟的公司办入职,俩人没有直接形成雇佣关系。但有安装空调的活,表弟会派给他,并直接现金日结当天的工资。

维修空调则属于他自行去接的“私活”。兼职期间,他好几次遇到学生家长。多数家长知道后表示理解,也有家长“会觉得抓住了把柄,去举报”。校领导知道他的副业,只是提醒他注意安全和影响,未深究其报酬或业务来源。

“因为我是体育老师,别人总觉得很正常,领导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如果我是班主任,那别人(可能)就会质疑,领导也会盯得特别紧。”李志宇说。

另一位民办小学教师周雪说,校内有艺体类老师在外给人培训。“比如我们学校有些体育老师会有国家级的裁判证书,出去比赛的时候当裁判;也有美术老师在外面有这种(培训)兼职。”她说。因为是非学科类培训,所以她认为这类兼职“是合规的”。

周雪在四川一座县城的私立学校教语文。2023年,她重拾了主持的爱好,并开始在春节、国庆节等法定节假日接单主持婚礼。学校知道她的副业,并未说什么。

职业落差

在社交平台上,不难看到许多教师询问兼职推荐。他们大多希望在“不违反教师职业道德”的基础上,学习一门技术,或靠自己增加部分收入。

提高收入,是李志宇找兼职的最直接原因。3年前,李志宇结婚了。26万元的彩礼一下子掏空他的所有积蓄,他因此欠下15万元的外债。陡然上升的生活压力推着他去另谋“生路”。

“当老师收入不高,大家都知道。”他说。

他总羡慕其他任课老师,有课时费、课后延时费。而作为体育老师的他,只能拿固定工资。任教7年,已过30岁的李志宇收入依旧平稳而稀薄,每月到手“不到4000元”。相反,兼职给他带来了可观的收入。“有时候单子好的话,周末干两天就已经有我(作为教师)一个月的收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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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师到空调维修师,他感受到了世俗眼光中职业社会地位的落差,来自外界的“轻视”时而会直接摆上明面。

李志宇曾去当地一家高端的日料店维修空调。故障的空调安装在天花板,他没注意到的是,空调底下不远处,有一桌正在用餐的年轻食客。灰尘落到了客人的食物上。对方立刻起身,怒斥李志宇“农民工”,并破口大骂。喝了酒的客人嗓门很大,引来不少目光。但对方没有停下,更多侮辱性的字眼劈头盖脸砸向他。

经理闻声赶来,加入“骂战”,指责他怎么不等客人用餐结束后再修。本就是按照经理指示进行维修的李志宇觉得无奈。但当下,他只能道歉,表示稍后再过来修。

类似的遭遇还有很多,但李志宇没有与对方产生过/时代正在改变教师这份职业的边界。/言语或肢体上的冲突。他也产生过怒气,但考虑到若事情闹大了,“受罪”的还是身为教师的自己,只能“忍气吞声”。

并非所有教师的兼职都有明显收益。

兼职主持的小学老师周雪说,自己的兼职收入并不稳定。她目前主持一场本地婚礼的价格是800~1000元。入行两年来,周雪主持了十多场婚礼,她并不将这份副业视为主要经济来源,“相当于一个外快,可以让自己再饱餐一顿”。

作为班主任和语文老师的周雪,日常工作很忙碌,“早八晚八”,除了日常备课、批改作业、参与教研,她还需填写各种与教学无关的表格,统计学生家长的信息,配合学校的安全卫生检查。这些非教学任务耗费她太多精力,“尤其是一年级(班主任),每天都在当‘表哥表姐’”。

电视剧《追光的日子》剧照

站在讲台上,周雪能清晰感受到,时代正在改变教师这份职业的边界。填表、招生、家校沟通等要求,正逐渐成为教学之外的一份“负担”。

但每天无论多忙,她雷打不动给自己预留半小时练习如何主持。刚开启副业时,她每天还需要开车30多公里,从县城去市里参加培训。这份副业将她的生活填充得更为充实,也夹杂着辛勤和不易—她甚至想过要放弃。

那次是在冬天,下着大雨,她独自开车赴雇主家主持婚礼。山路泥泞、路窄,会车时,车胎掉到沟里了,这让她产生了放弃的念头,但已经答应新人,她还是坚持赶到了现场。

李志宇也曾产生动摇,原因是高空作业的风险。

接单的业主住在32楼,他把安全绳的一头捆在自己身上,另一头,拴在楼道里铁制的消防管道上,翻身到窗外工作了两小时。结束时收拾东西,他才发现安全绳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被人解开了。他瞬间吓出一身冷汗,“当时非常后怕,都不太敢做了”。

摸索退路

不少教师做兼职,也不完全是为了赚点外快,他们还希望寻得“退出”的底气—在“教师过剩”时代,提前找好退路,以应对不确定的未来。

周雪所在的县城学校,学龄人口下降带来的冲击已初现。周雪在这所学校工作了八年。近几年,她开始察觉,仅凭教师这份职业维持生计已不再那么“可靠”。

一个明显的变化是,主动前来咨询的家长减少了。周围有几所能和他们竞争的公办学校,周雪觉得,似乎越来越多家长倾向于选择那些公办学校。教师这碗饭还能吃多久,没人说得清。

随着出生人口的下降,“教师过剩”的话题,近年来持续受到社会关注。北京师范大学的专家团队预测,到2035年,全国小学教师可能过剩150万,初中教师过剩37万。仅义务教育阶段,教师过剩人数加起来就有将近200万人。

多地因此叫停新教师招聘计划。

“停招”影响的是那些准备入行之人,但各地正在探索的“教师退出机制”,则真正为老师们带来了一丝隐忧。2025年3月7日,贵州省长顺县正式印发了《长顺县中小学教师退出机制暂行办法》,对未能聘任上岗、考核不及格、违反师德或因其他原因等不能胜任或不能坚持教学岗位工作的教师予以退出。

早在2019年,北京多部门联合指导意见也明确提出探索教师退出机制,此外,贵州贵阳、浙江宁波、山东平阴、湖南怀化市等地,也都提出了退出机制。一方面,这是对已有师资队伍的优化,但同时也被认为是对“生源减少”“教师过剩”现象的一种回应。

这种转变,周雪感知最为直观。她所在的学校,是县城里唯一一所私立学校。

生源减少后,各校之间的竞争也变得愈发激烈。为了突出学校特色,周雪所在的学校开始更加频繁地组织各类比赛和活动。教师们也被迫加入“内卷”队列,卷教学质量、班级管理,也卷学校活动。

教学质量、班级管理和活动,都与绩效考核、工资挂钩,教师们不希望因此影响了收入,“卷”得更加明显。老师们一个比一个累,到手的薪资却有所下降。

没有编制,意味着没有稳定的工作保障。像周雪这样的编外教师,要面对的不仅是工资波动,还有失业风险。

“我们学校将来的发展,可能会跟我的职业生涯有关。”周雪担心学校因招生不力而关闭,也害怕自己因此被“优化”出局。“现在出生人口比较少,招到的学生也比较少,所以才学主持。找个兼职,一方面提升自己,其实也相当于给自己一个退路。”周雪说。

李志宇也对此有所感知。李志宇的表妹在乡下一所小学教书,是编外教师。他说,今年年初,学校突然关闭了,表妹直接失业,转行去做电商。

他所在的学校位于市中心,是当地“比较好的那几所”。他说,学校周围有许多学区房,生源暂时稳定。加上他是校内仅有的三位男教师之一,他其实并不认为自己会失业,但“被优化”的担忧,只会有增无减。

现在,李志宇总会鼓励身边的教师在课外时间提升自己,如学习一些新技能,或尝试去另一个行业里兼职。他觉得,若副业“成功了”,能让人生多一份经历、多一份收入,重要的是,“有一条退路”。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