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8月11日下午，北京沙滩老北大讲堂（清代和嘉公主府正殿）里，来自全国各大行政区的70多名年轻的文物干部济济一堂，兴奋地参加“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开学典礼。他们惊奇地发现，那些只在书上和报纸上见过名字的如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竺可桢等鼎鼎大名的人物，都来参加他们的开学典礼，还热情洋溢地讲了许多勉励的话。

“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是由原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上课地点在北大红楼，班主任是曾主持过周口店发掘的考古人类学家、时任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的裴文中，授课教师有考古文博领域最杰出的专家学者：郑振铎、王冶秋、向达、裴文中、梁思成、夏鼐、陈梦家、唐兰、曾昭燏、马衡、杨钟健、张政烺、张珩、王逊、韩寿萱、阎文儒、启功、徐邦达、郭宝钧、苏秉琦、宿白、安志敏等，阵容豪华堪称空前绝后。从1952年—1955年，这个训练班连续举办了四届，这时北京大学也刚成立考古专业，学生也和这个班一同上课。这些学员后来被称作考古界的“黄埔四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考古文博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考古训练班的发起人是时任文物局局长兼考古所所长郑振铎，他本人也参加授课，开设的课程是“中国美术史”。据当事人回忆，这门课名义上是郑振铎主讲，课程表写的也是他的名字，但他只讲“绪论”。“绪论”以下按照“雕塑”“建筑”“绘画”“陶瓷”四个板块分讲，授课专家分别是：梁思成、宿白讲“古代建筑”；王逊、阎文儒、宿白讲“古代雕塑（含石窟）”；陈万里讲“古代陶瓷”；张珩、启功、徐邦达讲“古代绘画”。

笔者藏有一份当年北大考古专业教师记的听课笔记，其中就有郑振铎1952年12月24日、1953年10月30日两次讲课的记录，也就是他为第一届、第二届考古训练班讲的中国美术史“绪论”课。这两次授课郑振铎现存日记和年谱中都没有记载，他的文集中也未见收录，可以算是郑氏佚文。《郑振铎年谱》1952年“本年”条下记有：“郑振铎还曾在某处讲授中国美术史，今残存讲义提纲”——这应该就是他第一次讲课所用的提纲。

笔记上两次讲课的标题分别是“中国美术史第一讲”和“中国美术史总论”，主要内容大同小异。先说相同的：两次讲课都分前后两部分，前面谈“今昔的不同”；后面谈“中外的不同”。“今昔的不同”主要是说1949年之前和之后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出现了重大变化，从材料到方法都有显著的不同。材料方面，由于1949年后考古工作取得的进展，真实的材料不断出现，大大扩充和转变了人们的认识，也为美术史奠定了科学研究的基础。这与过去那种仅从文献入手、真赝不辨的研究有很大不同；研究方法上，以马列主义理论作为指导的美术史研究，是基于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整体研究，而非过去那种“孤立”的、支离破碎的研究，“并且知道美术的发展也符合于社会发展的规律”。

“中外的不同”是谈“中国美术史的特点”。郑振铎将之概括为六个特点：①连续性；②民族性；③人民性；④时代性；⑤地域性；⑥包容性（其中①③⑥三个特点笔记未做明确表述，系笔者根据内容概括）。这六个特点是将中国美术置于数千年历史长河和世界范围的时空坐标中分析总结出来的。它是什么呢？它是我们民族的文化、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传统，或者可以说，这一总结，是在回答“何以中国”“何谓传统”“什么才是我们的民族精神”的问题，这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美术史学需要研究的终极问题。

两次讲课时隔不到一年，由于一些新变化，讲课内容也相应做了调整。例如，1952年第一讲时，郑振铎曾谈道：“现在的专家们只做了辨别真伪的工作，还没有对所得的材料进行分析批判”；到1953年第二讲时，由于辉县发掘（1950—1952年间进行）等重大考古项目的完成，故宫陶瓷馆、绘画馆相继开放，北京历史博物馆“中国通史陈列”的上古和中古前期部分也基本完成（到1954年1月，“秦汉时代陈列”正式开放），郑振铎信心十足地表示：“解放四年来收集并陈列了大量的实物，按着系统陈列并注明出土地点。不知出土地点的，也经过了专家的研究，所以说90％以上的陈列品都是靠得住的。”也就是说，短短一年间，文物考古及研究工作取得的显著成绩，使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条件更臻成熟。此外，这一年中，政策方面也出现新变化，1953年初，文化部开始强调“继承遗产”，第二次讲课中将中国美术史的六个特点只保留下四个，去掉了“时代性”和“包容性”，更加注重中国自己的传统。再如对明清文人画的评价，第二次讲课删去了对文人画的负面评价，如：“山水画是一种表现大自然的方法，是现实主义，如马远有一幅专门描写水在清晨、在月下以及江河湖海的各种姿态，决不是后来文人画的样子”，改为：“中国的山水画就是像太史公走遍名山大川以后融会贯通而成的，只描写形貌画不出精神来的专画人像的画工，不为人所重视。”

有人回忆“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时说，文物考古界当时的重要任务是做好大规模基本建设中的文物保护工作。这当然是对的，不但在当时，现在也是如此。但这不是考古工作唯一的任务，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任务。考古工作的重要任务，是通过文化的物质研究物质的文化，也就是通过考古发掘获得的实证材料来研究人类的文化，而这也是美术史研究的终极任务。1954年初，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举办“辉县发掘展览”时说：“在辉县一小区域内，我们便有这样多的收获。这使我们更加明白……（考古工作）不仅是保存珍贵的祖国文化遗产，且可作为艺术创作‘推陈出新’的基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展览说明书》）。在同年的一次讲座中，郑振铎强调文物考古的三重意义：“第一，它们是古代的物质文化，我们可以把它们作为最有价值的实物例证，来说明、甚至解决历史问题，来说明社会发展的规律。第二，它们是民族的文化艺术遗产，是历代人民所创造的，它们具有不朽的人民性，它们保持着我国伟大的光辉的文化艺术的优良传统，其中有许多是人类文化艺术最珍贵的遗产。第三，它们可供我们学习，‘推陈出新’，创造现代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基本建设与古文物保护工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文博事业的领导者，郑振铎为“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开设中国美术史课，正是以这种清晰的目标作为导向，从终点到起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考古学、美术史学做逆向规划。在这启始的第一讲中，他高屋建瓴提出的问题，是新中国文化建设厚重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