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文化自信，我们必须讲清楚近代中西体用之争的问题。“中体西用”的思想雏形源于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力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英们，一方面坚持“道统”不可变，另一方面也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富强之术。
当然，支持“中体西用”的人并非铁板一块。如，张之洞《劝学篇》被视为中体西用的集大成者，其实，他也明确说“西学之中，西艺非要，西政最要”，即主张政治改革。
反对者则一边倒要求全盘西化，激烈地诋毁中国传统文化。代表人物之一是胡适，1929年在《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一文中正式提出“全盘西化”一词，认为中国“百事不如人”。
100多年来，体用之争是围绕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存废的主要脉络，国故派、维新派和西化派的各种歧论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争论的结果是，他们在现代化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则依然各持己见。
当然，在评价体用之争的代表性人物时，我们要避免绝对化。比如，有些人对胡适非常反感，其实胡适心情过于急切以致“矫枉过正”而已。他在《新青年》发表《“新思潮”的意义》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应该说还是比较辩证理性的。
从正面来看，西方现代化发达国家的确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这不等于说西方是决定性影响，更不能错误以为中国文化也要和西方同质化。从反面来看，我们不能无视一个基本的事实，近代文化不自信的一大因素是西方传教士、侵略者等群体恶意诋毁。
绝大多数国家的现代化实践也证明，全盘西化或者反传统的主张，是错误的，也是走不通的。中国近代史证明了这一点。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实现现代化之后，坚持亚洲价值观，也证明了这一点。
有人以日本明治维新为例，否定近代中国，其实日本全盘欧化的做法是极端个案，日本学者也有不同看法，容后再谈。
从百日维新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运动，中国近代确实走了一些弯路，有人也喜欢拿这段弯路和日本明治维新相比较。然而，历史无法截弯取直，评价历史也不能预先假设截弯取直是完美的这一前提。
历史学者王家范在《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一书中指出，我们不必为百年来的曲曲折折感到沮丧。假如说哲学使人聪明，文学催人产生激情，那么史学则教人冷峻。
今天重温中西体用之争这段历史，我们应当有新的政治智慧和更宽广的文化视野，超越其中蕴含的思想陷阱。我们的国体和政体决定了，用复古式的“中体”，或者拿来主义的“西体”，都不能简单地解释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方克立在张岱年“综合创新论”基础上，于2006 年主张“马魂、中体、西用”，“魂”是普遍性的精神指导原则，“体”是中国文化生命整体，“用”是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一切合理因素。应该说，这种创新论帮舆论思想界消解了三者之间的矛盾。
不过，笔者认为，真正的融合不会是机械的拼盘游戏。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地位的思想武器，必然是体的一部分，而中国式现代化本身也是吸纳了西方先进文明的结果。因此，“体用”概念本身就需要创造性转化，才能以“两个结合”精神再造创新性发展的体用思想，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也应当能够解决的思想命题。
当然，无论如何再造体用思想乃至再造传统，应当如张岱年所言，“第一位的还应该是中国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