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徐双（1987—），男，汉族，上海市人，历史学硕士，单位：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古代史专业，研究方向：隋唐五代史。
摘 要：唐末动乱之中，沙陀部族趁势而起，在酋长李国昌、李克用父子的率领下，经过与吐浑部等周边其他少数部族艰苦的争夺，终于成功地占据了代北，并且为日后进驻河东、建立沙陀三王朝奠定了基础。其中，沙陀、吐浑两大部族在凝聚力、包容度、领导者政治军事素质以及唐王朝对两部采取的不同政策是代北争夺胜负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唐末；代北；沙陀；吐浑；李克用
中图分类号：K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2
沙陀部，原属于西突厥之处月部。九世纪初，为了摆脱吐蕃的役属，在酋长朱邪执宜的带领下，全族向东迁徙，到达唐王朝的西北重镇灵州，并隶属于朔方军。宪宗元和四年（809），为讨伐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朔方节度使范希朝移镇太原，沙陀部族也随之迁徙至河东地区。朱邪执宜时期的沙陀部族，融合了昭武九姓之六州胡，与萨葛、安庆合称沙陀三部落，[1]76，[2]475由此壮大了绝对人数并不多的沙陀部族[3]6155，[4]459。
九世纪中后期的唐王朝政局动荡，徐泗、浙东、安南、西川相继遭受战乱，中央对各地的控制明显减弱。在代北地区（本文所指的代北地区，指大同军防御使，包括乾符五年后升格为节度使，所管辖的云、朔、蔚三州），沙陀部趁势而起，取代了唐王朝，成为了这一区域的统治力量。几乎与此同时，吐浑、契苾等部也先后活跃在这一区域，与沙陀部展开了多次激烈争夺。在逐次消灭这些部族之后，沙陀集团真正在河东站稳了脚跟，才得以逐鹿中原而无后顾之忧。其中，吐浑部与沙陀部之间的争夺最为激烈，跨时较长，笔者打算在梳理相关史实的基础上，探求其历史原因，分析其历史影响。
（一）沙陀、吐浑代北之争
咸通十年（869），因率军参加了平定庞勋的叛乱，沙陀酋长朱邪赤心（朱邪执宜之子）被任命为振武军节度使，并赐姓名为李国昌。咸通十三年十二月，李国昌之子李克用（此时在云州大同军任军职）利用军队对藩帅苛政的不满情绪，与沙陀族军将康君立、李尽忠等人合谋，发动兵变，残杀大同军防御使段文楚，并自称留后，邀求旌节。[5]711，[6]39此时唐王朝陷于内忧外患而无力征讨，便暂时安抚李氏父子。李克用被正式授予大同军防御使[7]32，与振武连为一片，活跃在代北，从此拉开了沙陀部族在唐末崛起的序幕。
僖宗乾符年间（874-879），唐王朝忙于对付王仙芝、黄巢之乱，李国昌父子借机兴风作浪，先后进犯云州、朔州、遮虏军等地[8]700，并攻击河曲地区的党项族，这就给了吐浑部可乘之机。《旧五代史·武皇纪》：
乾符五年，……，冬，献祖出师讨党项，吐浑赫连铎乘虚陷振武，举族为吐浑所掳。
吐浑，又称为退浑、吐谷浑，自从高宗龙朔三年（663）被吐蕃攻灭后，散处于西北边境地区。同沙陀部族一样，吐浑部亦具有相当可观的军事力量，曾多次参与唐代中后期的历次征战，史籍中常常将沙陀、吐浑并称。如《旧唐书·刘沔传》：“开成中，党项杂虏大扰河西，沔率吐浑、契苾、沙陀三部落等诸族万人、马三千骑，径至银、夏讨袭。”又《旧唐书·武宗纪》云：“诏太原起室韦、沙陀三部落、吐浑诸部，委石雄为前锋。”诸多事例，不再一一列举。史书中将两者并称，说明吐浑与沙陀生存状况较为接近。
吐浑部与沙陀部交恶后，围绕着代北的控制展开了激烈的厮杀。而唐中央则是立场鲜明地支持赫连铎，任命其为大同军节度使，使二部火拼于代北。直到广明元年（880）七月，在唐廷代北行营、幽州军以及吐浑部三者夹击之下，李克用兵败药儿岭，不得不退出代北，逃亡鞑靼部。[8]707
另一方面，此时南线战场局势出现恶化，黄巢军队从乾符六年（879）闰十月开始越过岭南一路北上、东进，淮南节度使高骈在信州兵败后拥兵自固，纵敌渡淮。代北的军事胜利最终为赫连铎做了嫁衣，不久赫连铎便被任命为大同军节度使。
广明元年（880）年底，黄巢军队攻陷长安，僖宗出逃。为了镇压黄巢，中和元年（881）二月，代州行营都监陈景思先斩后奏，赦免并重新启用了李克用。[9]8248东山再起后，李克用着力于控制代北，与吐浑部冲突再起。次年，吐浑、幽州联军兵败，不得不退保云州一隅。而李克用则是在迎回其父李国昌后，一面稳固代北后方，一面率军入援长安，渐渐壮大了自身实力，并在黄巢失利东逃后，得到了河东节度。
大顺二年（891）四月，李克用再度击破了幽州、关中、吐浑的围攻，顺势攻灭残踞云州的赫连铎，结束了两部之间长达十余年的征战。此后不久河东军越过了太行山，进攻成德，拉开了争夺河北的序幕。
（二）沙陀、吐浑胜败之分析
沙陀、吐浑两部都是唐代在北部边境上的少数部族势力，于唐末趁乱而起却命运迥异，在笔者看来，两部的差异性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
首先是根基不同。沙陀部族早在宪宗元和年间便跟随范希朝移镇河东。此后，较为精悍的部民被编入河东军战斗序列，其余则是散处于神武川、定襄一带，由朱邪氏酋长累世统领。从此沙陀部族一面在代北生根繁衍，一面又靠军事征战积累起了较为雄厚的政治地位与声望。到唐末崛起已经经过了半个多世纪，该部的代北地区根基是十分深厚的。在袭杀段文楚之时，“世为边豪”的云州牙将康君立曾经说到：“李振武父子勇冠诸军，吾等合势推之，则代北之地旬月可定。”其后劝说李克用又说：“公家父子素以威惠及五部，当共除虐帅以谢边人，孰敢异议者？”[10]737如果没有朱邪氏酋长长期的统领，当地的边豪是不会推举李国昌父子为领导者的。相对应的，吐浑部在赫连铎偷袭振武之前，其活动区域更加偏西、偏南，大约在灵、盐、夏一带。其与李氏父子争夺代北只是格于形势，勃然兴起，并非吐浑部长期生存、孕育的结果。因此他们在云、朔、振武一带只能算是外来的势力，其根基远远不如沙陀部。
其次是沙陀部族更加开放，具有包容性。逃离吐蕃东归的沙陀部族绝对人数是不多的，如本文开头所述。不过在到达了河东北部之后，沙陀部族与原先生活在今日山、陕地区的昭武九姓日益融合，与安庆、萨葛两部逐步融合而成了沙陀三部落，这一点早已为诸多学者指出。最早出现三部落的称谓见于唐武宗时期，如前引《旧唐书·武宗纪》与《刘沔传》。在李克用再度崛起之前，组织的军队“皆北边五部之众”，监军陈景思与沙陀将领李友金等人以为“李司徒父子，去岁获罪于国家，今寄北部，雄武之略，为众所推。若骠骑急奏召还，代北之人，一麾响应，则妖贼不足平也。”[10]335其中“五部之众”值得注意。陈尚君先生重辑《旧五代史》，据《通鉴》中和元年二月条作“皆北方杂胡，屯于崞西，犷悍暴横”，此处怀疑是清四库馆臣避嫌所改。[11]643笔者以为此说于情合理，但也存在另一种可能，以备参考。《新唐书·沙陀传》作“得忻、代、蔚、朔、鞑靼众三万、骑五千而南。”如果“五部”与这五个地区对应的话，未尝不可认为原文的确如此。当然，《新传》是按照地域划分来解释五部的，从当时的具体分布来看，这些地区包括了安庆、萨葛、鞑靼等部，也应当包括了非赫连铎一系的吐浑白义诚部，加上沙陀正好是五部。总的来说，无论五部之说是否成立，或是以地域还是以族群来划分五部，都不妨碍证明沙陀部在代北地区对其它部族的吸附性及其领导地位，因此李克用此时虽然还未被赦免，却依然能够以其威信统领这支蕃汉联军。
相反，吐浑赫连铎部并没有在这一期间吸收代北其它部族的力量来壮大自身。早在唐王朝任命赫连铎为大同军节度使的时候，云、朔、蔚三州就分别同属于赫连铎、安庆部以及吐浑白义诚部。赫连铎虽然是名义上的节帅，却未必能够完全控制另外两部。李克用复出后，赫连铎除了一度与振武节度使契苾璋联合外，所依靠的外援只有幽州，完全不见鞑靼或是安庆、萨葛等部对他的支援。因此他在与李克用的争夺中几乎是孤军奋战。幽州实力虽强，却远水不解近渴。
另外，吐浑部自身也不像沙陀集团那样具有较强凝聚力。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三·吐浑传》所记载：“初，唐以（白）承福之族为熟吐浑。长兴中，又有生吐浑杜每儿来朝贡。每儿，不知其国地、部族。至汉乾祐二年，又有吐浑何戛剌来朝贡，不知为生、熟吐浑，盖皆微，不足考录。”又如《旧五代史·安重荣传》：“臣昨据熟吐浑节度使白承福、赫连公德等，各领本族三万余帐，自应州地界奔归王化。”由此可见，除了白姓之外，赫连氏也是熟吐浑，与李克用累年征战的赫连铎当出于此部。白氏、赫连氏都是熟吐浑，然而生吐浑并没有活跃在这场代北争夺之中，更谈不上对赫连铎的支持了。尽管很难确定吐浑部如何划分为熟、生，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判断吐浑部内部缺乏核心的领导这一史实。
更有意思的是，虽然吐浑部没有形成强大的向心力，但是沙陀部以及后世的河东集团、后唐、后晋等政权却比较重视利用吐浑部的军事力量。如《册府元龟·将帅部·立功第十三》：“时周徳威讨刘守光，（李）嗣本率代玘诸军、生、熟吐浑收山后八军。”又《册府元龟·帝王部·创业第四》：“天祐十四年（917）十二月，黄河冰合，帝（指李存勖）观兵河上。……麟、胜、云、蔚、新、武等州诸部落、奚、契丹、室韦、吐谷浑等马万匹；总河东、魏博十镇之师，阅於魏州，部阵严肃、精甲曜日，师旅之盛近代未之有也。”这次阅兵是李存勖对河北地区占据以后的耀武之举，几乎囊括了河东集团的所有精锐，部分吐浑也赫然在列。此外，刘知远在建立后汉政权之前，曾经听从郭威的意见，诛杀投靠而来的吐浑首领白承福等，以其资产扩充军力，此后“吐谷浑由是遂微”。[9]9307
第三个原因是唐王朝对与沙陀部与吐浑部的依赖程度以及利用策略存在差异，这是两部发展不同的外部条件。《新唐书·沙陀传》：“大和中，柳公绰领河东，奏陉北沙陀素为九姓、六州所畏，请委执宜治云、朔塞下废府十一，料部人三千御北边，号代北行营，授执宜阴山府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可见唐王朝有意安排沙陀部族以控制昭武九姓之六州胡。《新五代史·武皇纪上》：“懿宗咸通十年，神策大将军康承训统十八将讨庞勋于徐州，以朱邪赤心为太原行营招讨、沙陀三部落军使。”这可以证明非但在平时，而且在征战的过程中，沙陀部也凌驾于其他各部之上。毫无疑问，这种策略人为地拔高了沙陀部与代北其他部族共存中的地位。相反，吐浑部始终隶属于北部边境的朔方、振武等藩镇，不但地理上较为分散，而且唐王朝授予的实权并不大，远不能与沙陀部相比。
最后，两部族领导者个人能力存在很大差距，在时局动荡的环境中，这一点更加突出。李克用起兵后，在与赫连铎的多次征战中胜多负少。兵败退出代北后，李克用仍然密切注意中原局势，时刻准备东山再起。《新唐书·沙陀传》：“（赫连）铎密畀酋长图之，（李）克用得其计，因豪桀大会驰射，百步外针芒木叶无不中，部人大惊，即倡言：‘今黄巢北寇，为中原患，一日天子赦我，愿与公等南向定天下，庸能终老沙碛哉！’”这段话既反映了李克用本人机智，识破了赫连铎借刀杀人的计谋；也体现了他深谋远虑、满怀壮志。在暂时失利面前，这种气质更为难能可贵。而赫连铎虽然一度占据了代北全境，却始终无法将其他部众团结在自己身边，依靠着幽州的多次强力支援尚且无法击败李克用，可见他的政治、军事素质是落后于其竞争对手的。
总的来说，从中晚唐以来以来沙陀、吐浑不同的发展水平，决定了两部在代北崛起之际竞争的起点高低不同。沙陀部在这场较量中始终处于优势的地位，并依靠着唐王朝的扶持策略、自身部族的凝聚力与领导者的个人素质，一点点积累起了强大的实力。因此李克用父子的崛起、吐浑部匆匆登场又匆匆离去，都不是偶然的。
（三）两部殊途同归
从十六国北朝至唐末五代，代北漠南地区的民族成分、关系始终较为复杂，而沙陀、吐浑本身部族的实力都没有强大到可以建立如同鲜卑、突厥等汗国这样的水平，加上唐王朝较为注重对北部边境各族的笼络、分化策略，使得两部长期默默无闻。然而，唐末的动乱却给了这些无法自立于大漠的部族进入中原地区的绝好机会，两部代北之争的背景即是如此。
但是代北地区本身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都十分有限，在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位置相对偏僻，两部的文化优势更是无从谈起，与各路诸侯相比实力很弱。沙陀部植根于代北只是崛起前的序幕，真正的强盛是在占据重镇河东以后。
进驻河东以后，沙陀部族不可避免地在山西地区本土化——他们渐渐学习汉族人的生产、生活方式，接受汉民族的文化理念与政治模式，从而改变了原先部族制的组织结构。加上沙陀部族本身人数较少、文化程度较低，其内部又没有形成强大的保守势力，因此他们的汉化过程显得较为寂静、平淡，也就远不如北魏时期太和改制、西魏北周大兴关中本位那样轰轰烈烈而引人关注了。
如前所述，吐浑部在代北起兵之前，十分分散，凝聚力不强；代北兵败后，进一步失去了独立发展的机遇。代北、河东地区为沙陀所控制；灵、盐、夏一带则是党项族的地盘；契丹兴起后同样往西部扩张，并与河东集团交往频繁。后晋末年，被刘知远屠灭的吐浑白承福部辗转于契丹、后晋之间而难逃厄运，就是吐浑在各股势力夹缝之间求一席生存之地之艰难的真实写照。进入宋、夏、辽鼎立的时代后，吐浑部的最后残余也分别融入了各自所在的政权之中，与沙陀部一样淹没在民族融合的洪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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