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西夏陵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不止是陵冢，更是解锁丝绸之路消失文明的密码。
西夏陵是西夏王朝（1038-1227年）的皇家陵寝，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山东麓，现存9 座帝陵、271座陪葬墓及多处建筑遗址，总面积约40～50平方千米。上图为贺兰山。
2025年7月11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召开的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西夏陵”项目顺利通过评审，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0项世界遗产，这也是中国在本届世遗大会上唯一申报的文化遗产项目。
西夏王国 从地方都城到帝国首都
公元1017年（北宋天禧元年）6月，西夏政权前身党项的统治者李德明听闻一则民间传言：黄河对岸怀远镇（今宁夏银川市）西侧的贺兰山一带有龙出现。一些大臣趁机进言，指出当时的都城灵州（今宁夏吴忠市）地处交通要冲，容易受到敌方围攻，不如迁都到怀远，有贺兰山作为天然屏障，东、南两面黄河环绕，可阻挡敌方进攻，向西又便于扩展疆域。李德明采纳了这个建议，同年夏天派遣指挥使贺承珍带领工匠渡过黄河，赴怀远开始营建新城。
经过数年建设，一座背依贺兰山、面朝黄河的新城在宁夏平原拔地而起。公元1020年11月，李德明正式下令迁都怀远，将该地改名“兴州”。为防御北方威胁，又下令在兴州以北修建省嵬城作为屏障。
这次迁都，标志着党项上层贵族和部分民众彻底告别游牧生活，定居于富庶的宁夏平原。这里发达的农业为帝国未来的建立提供了更坚实的经济基础。
李德明只是将兴州作为地方政权的都城进行建设，但他的儿子李元昊继位后，则将其视为与北宋、辽朝抗衡的帝国首都。因此，李元昊以更宏大的视野对兴州加以扩建。公元1033年，李元昊改年号为显道，将兴州升为“兴庆府”，正式定都这里，并大兴土木，修建宫城殿宇。
由于蒙元铁骑的屠城破坏以及西夏文献的缺失，我们只能通过明代方志推测兴庆府的城市形制：它不像传统中原都城那样方正，因为受到贺兰山和黄河水域影响，整体呈东西长、南北窄的“人”字形格局——南北各两门，东西各一门。在建筑规制上，它大量借鉴唐代长安和北宋汴梁的特征，比如在城门上建造城楼，甚至直接沿用相同的城门名称，如光化门与长安的光化门同名，南熏门与开封府的南熏门同名。
从规模上看，兴庆府城周长约18里，相当于唐代长安城的三分之一，虽城门数量少于北宋汴梁，但在当时已算大型城市。据估计，城内居民约有20万人。
就这样，在李德明父子的经营下，贺兰山下的怀远小镇迅速崛起为西夏王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与军事中心——兴庆府。
图为西夏陵。
西夏陵始建于11世纪中叶，延续至西夏灭亡，历经多位皇帝。1227年蒙古灭西夏后，陵墓遭严重破坏，地面建筑被毁，仅存夯土遗迹。
西夏帝陵 贺兰山下的筑陵宏愿
站在灵州的宫殿内，无论是晨起饮茶还是深夜议政，李德明常常会想：如果将党项的政治军事中心迁至黄河对岸，安于贺兰山下，那么父亲李继迁的陵寝也必须随之迁移。为父亲在贺兰山下寻一处永久安息之地，成了萦绕他心头的大事。
然而，迁陵工程浩大，所需资金甚巨。当时正逢境内饥荒，李德明曾派使者向宋真宗请求百万石粮食赈灾，遭到婉拒。财力匮乏下，他便另辟蹊径，一方面通过与宋朝签订合约，稳定获取岁赐和节度使俸禄，维持边境和平；另一方面向西扩张，开拓疆土，向东则大力推动和宋朝的贸易，发展经济。很快，他牢牢掌控了河西走廊这一丝绸之路的咽喉，通过对往来商队课以重税，财富源源不断地落进党项人囊中。
恰在此时，一次看似寻常的进贡透露出深意：李德明派人向宋朝进贡了500匹马，名义上是帮助修建章穆皇后的陵园。这很可能是党项政权首次正式接触中原皇家陵寝的营建。而背后的意图，或许正是借机窥探中原帝陵的建筑形制，为李继迁及自身日后的归宿做准备。
不过，此时宋朝立国才47年，帝陵规制尚未完全成熟。党项派出的探子，很可能将目光投向了更为宏伟壮观的唐朝帝陵。当探子带回唐陵的地形图，再结合风水师对贺兰山下辽阔冲积扇地势的堪舆回禀，李德明心中豁然开朗：那片头顶巍巍贺兰、脚踏滔滔黄河的开阔土地，正是建造帝陵的理想之所。
于是，贺承珍受命肩负起双重使命：在怀远督建新城（即后来的兴庆府），同时为李继迁、李德明及后世子孙在贺兰山下择址营建陵墓。
对李德明而言，这不只是将父亲迁葬到更安全之地，也暗含与中原王朝分庭抗衡的雄心。他不仅要通过富国强兵壮大势力，建造一座媲美唐宋气象的都城，还要在陵墓规制上直追盛唐之风，让家族永享尊荣，被后世铭记。他本人，才是整个王陵的总设计师。
由于李德明希望帝陵突出党项特色，因此西夏陵虽借鉴了中原规制，却最终形成了独特风貌。布局上，它严格遵循“背山（贺兰山）面水（黄河）”，入口低缓，陵体顺着山势逐渐抬升，整体高于入口及阙台，与北宋帝陵“南高北低”的风水取向截然不同。西夏帝陵巧妙地依托贺兰山山势与黄河水脉，坐落于山前开阔的冲积扇上，远远望去，犹如一朵朵以山峦为枝干、面向东方的巨大莲花，盛开在贺兰东麓。
修建如此宏大的陵墓，凝聚了无数工匠的心血与智慧。筑陵所需的黄土只能从山下农田运来，经过严格筛选，去除杂质。而关键的“熟土”制作工艺尤为独特：要用蒸笼蒸土灭活草籽，再掺入香油炒制，确保陵体千年不长杂草。夯筑墙身时，黄土中要加入丝麻、灰浆和糯米汁混拌，以增强粘性。据传，为确保质量，甚至实行“一匠一兵”的残酷监验制度：墙筑成后，士兵站在距墙10步之外射箭，箭入墙则杀工匠，箭落地则杀士兵——这使得陵墙异常坚固，历经风雨依然挺立。
如此巨大的工程，离不开大规模的窑烧作业。在陵区东部已发现的窑址群周围，散落着大量砖瓦残片，可见当年烧制砖瓦石灰的繁忙景象。
西夏陵的选址更体现出前瞻性的智慧。贺兰山一带年降水量仅200毫米左右，属半干旱草原气候，有效避免了雨水侵蚀。同时，陵区位于贺兰山东麓数条地质断裂带形成的阶梯缓坡上，能显著分散地震冲击力。事实也证明，即便西夏晚期经历了强震，但陵墓主体仍基本完好。
对李德明而言，这片陵区不仅是父亲的安息地，更是西夏精神与王权的永恒象征。相比儿子李元昊显赫的武功，开启帝陵工程的李德明常被历史忽略。所幸，贺兰山下这片沉默的陵群，成为他无言的丰碑。
西夏立国后，帝陵营建如同接力棒在历代帝王手中传递。自李继迁起，每一位帝王或重臣离世，贺兰山下就会增添一座新的陵墓，这项工程持续了200多年，直至王朝终结。最终，这里成为中国西北地区除唐陵之外规模最宏大的帝王陵群。
考古挖掘 重现神秘王朝的辉煌
西夏王朝灭亡后的近800年里，其历史仿佛被时光的尘埃深深掩埋，在正史中销声匿迹。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一次偶然的邂逅，才惊醒了贺兰山下沉睡的庞大陵群。
1969年冬，毕业于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的刘最长，乘车途经贺兰山东麓。车辆行驶到山脚转弯处时，一片巍峨的巨大土堆赫然闯入眼帘：它们西靠贺兰山，东望黄河，布局恢宏，带有几分唐代帝陵依山面水的雄浑气象。但唐代帝陵远在陕西，眼前这些究竟是什么？车辆驶入山谷，土堆消失在视野中，疑问却留在了他心底。
1971年，刘最长在北京参与筹办赴美文物展，偶遇在宁夏展览馆工作的钟侃，便将在贺兰山所见以及“形似唐墓”的初步推测告诉了对方。唐墓？钟侃立即兴奋起来，但很快就予以否定：唐朝的银川仅是一处名为怀远的小镇，不可能有如此规模的墓葬群。
回到银川后，钟侃向单位申请，与王菊芳、李俊德、邓乘浩一行四人，驾车冒着凛冽的寒风前往贺兰山下……眼前的景象令他们震撼不已：荒凉的戈壁上，一座座巨大的锥形土堆散落在山麓与平原交接处，在冬日晴空下沉默矗立，透出无尽的沧桑与神秘。它们究竟是哪个年代的遗存？属于何人？下面埋藏着什么？一连串谜团如同风中枯草，摇曳不止。
西夏陵依贺兰山而建，坐北朝南，体现“背山面水”的中原风水理念，同时融入党项“鬼神居中”的避讳习俗，形成主副双轴线设计。
西夏陵依贺兰山而建，坐北朝南，体现“背山面水”的中原风水理念，同时融入党项“鬼神居中”的避讳习俗，形成主副双轴线设计。
钟侃低头搜寻，一些散落的红色砂岩残块引起他的注意。拾起一看，竟是一块刻有奇异文字的残碑。上面的文字乍看像汉字，细看却完全不同，在场的人都不认识。钟侃猛然想起1962年在青铜峡108塔考古时出土的西夏文经卷：这很可能就是西夏文残碑！他们查阅明代《嘉靖宁夏新志》，其中“贺兰山之东，数冢巍然，即伪夏所谓嘉、裕诸陵是也”的记载，与眼前的景象和残碑完美吻合。
沉睡的西夏帝陵，终于被重新发现！
这一发现迅速点燃宁夏考古界的热情。1972年初，钟侃等人赴京向国家文物局汇报。王冶秋局长听后敏锐指出：“宁夏若搞周、秦、汉、唐，肯定超不过陕西；论新石器时代文物，也难超越甘肃、陕西。你们要以西夏文物为重点寻求突破，才能在全国取得有影响的成果。”获得批准后，钟侃团队于当年春天进驻陵区，开始发掘编号为8（后编为6号陵）的陵墓。
在清理一处看似普通的土台时，一支“牛角”状物逐渐显露。随着清理深入，一头完整的铜牛呈现出来。它长1.2米，重达188公斤，通体鎏金，呈跪伏姿态，昂首瞪目，双角弧度优美，工艺精湛，气势非凡。这尊“鎏金铜牛”的出土，瞬间震惊考古界，后来成为宁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1974年夏天，对6号陵东碑亭的发掘再获惊喜：一尊造型奇特的石雕碑座出土。它由白沙石雕成，形似奋力背负重物的力士，面部浑圆，颧骨高耸，粗眉上挑，双眼圆突，獠牙外露，除肚兜外近乎全裸，展示出雄健的体魄。22年后，这件文物被定为国宝，命名为“志文支座”，是中原帝陵中从未见过的艺术形象。
左图为鎏金铜牛，青铜铸造，通体鎏金，长1.2米，重188公斤，肌肉线条写实，关节细节精准。这是西夏金属工艺的巅峰之作，象征党项人“耕战一体”的生存哲学，也印证了西夏冶铁技术的精良之实。
在枯燥的发掘工作中，一位名叫李范文的年轻人默默承担着后勤事务。早在1960年，他就因对西夏文的兴趣来到宁夏，却长期无处施展才华。此时，他利用陵区出土的西夏文残碑，潜心编纂《夏汉字典》。1973年，他带着两万多张卡片初稿返京求教，得到前辈罗福熙的鼎力支持。此后6年里，无论风雨交加、狼嚎雪飞，他始终坚守陵区，白天工作，夜晚研习，最终整理出3万多张西夏文卡片。1997年，凝聚他毕生心血的《夏汉字典》正式出版，成为破译西夏文字的重要桥梁，他也因此荣获“吴玉章人文科学优秀奖”。
考古工作持续推进。在清理6号陵地面遗址时，大量绿色琉璃瓦碎片出土。考古队员李志清凭借对古建筑的研究，成功复原出一个震惊世人的巨型建筑构件——高达1.5米的琉璃鸟吻（屋脊神兽），龙口厉齿，遍饰鳞纹，体型之巨为中国首例。该构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西夏建筑辉煌的象征。
时间来到1998年8月，宁夏考古所副所长杜玉冰带队对著名的3号陵西碑亭进行发掘。35天后，成果丰硕：三座更为高大威猛的人像碑座重见天日，同时出土630多块西夏文残碑。最大的一块残碑上清晰可辨“皇帝、种、吐蕃、羌、昊”等字，为解读陵主身份提供了线索。一同出土的17枚钱币均为唐宋钱币，未见西夏钱币。结合西夏自铸钱始于仁宗时期，可将3号陵主人的年代范围锁定在仁宗之前。
2000年，国家拨专款对3号陵进行大规模保护性清理发掘。同年深秋，考古人员在陵城东南角阙和东门遗址处，取得了重大发现——大量用于建筑装饰的“妙音鸟”（佛经中称迦陵频伽）构件出土。这种人首鸟身、源自佛教经典的神鸟形象，虽曾在壁画和开封铁塔出现，但用于帝王陵寝装饰实属罕见。它们姿态优美，双手合十，身饰珘珞，宛如菩萨，其数量之多、保存之完整，令人惊叹。这些妙音鸟构件的出现，仿佛穿透千年尘埃的神迹，不仅昭示着西夏王朝对佛教的极度尊崇，也为这个神秘王朝笼罩上了一层宗教与艺术的光晕。
申遗之路 跨越世纪的保护长跑
新时期以来，西夏陵的保护之路漫长而曲折。早在1988年，它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长期面临保护与开发之间的矛盾。
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旅游开发热潮的兴起，西夏陵不可避免地成为热门目的地，随之出现了游客随意攀爬陵体、放牧侵占保护区、周边乱建乱葬等管理乱象。直至1997年，专门的文物保护管理机构成立，系统性的保护工作才逐步展开。
一个重要转折发生在1999年10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亲临视察，并批示拨款1000万元用于保护，标志着国家层面开始真正重视这片遗址的命运。2006年，西夏陵入选中国首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预备名录，表明其价值已提升到代表国家级的水平，站在了更高的平台。随后，申遗工作正式提上日程。2012年，西夏陵成功进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在这一过程中，被誉为“中国申遗大师”的陈同滨团队承担了关键任务——为西夏陵提炼具有世界意义的“突出普遍价值”，并以国际视野精心编制申遗文本，帮助跨越文化背景的评审专家理解这座陵园的独特地位：它不仅是现存规模宏大、保存最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更是研究和解读西夏这个“失落王朝”信息量最大的实体遗存。
然而，通往世界遗产的路并非一帆风顺。尽管各方付出了巨大努力，西夏陵在2014年世遗大会上仍未能入选。转机出现在十多年后，2025年7月11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西夏陵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这份殊荣，既是对西夏陵本身历史文化价值的最高肯定，也是对几十年来所有为其研究、保护与传承付出心血的人们的最好告慰。它标志着西夏陵从此以更受瞩目、更受珍视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向全人类讲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包的宏大故事，并深刻启示我们：唯有珍视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
（编辑 邓文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