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5年5月,丹麦城市瓦埃勒街头,手持司登Mk.Ⅱ冲锋枪的抵抗组织成员

战争爆发后,克里斯蒂安十世国王拒绝出国避难。特别在1943年德国占领者全面接管丹麦政府权力后,他坚持每天在哥本哈根街头骑马巡视,以鼓舞民心

1945年5月17日,在丹麦南部与德国接界的城市克鲁萨,投降的德军列队依次交出步枪。大多数人表情轻松,因为驻丹麦德军大部分为国防军,且战争期间并未经历大的战事
对于一种武器来说,被别人仿制可能是最为直接的一种认可。司登冲锋枪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尽管它被使用者赋予了多种带有贬义色彩的称呼,但无论是作为英国盟友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中国,还是作为死敌的纳粹德国,甚至是战后的印度尼西亚和以色列,都批量仿制了这种武器。除此之外,模仿者还包括波兰、丹麦和挪威。后三者并非官方出品,而是战争期间各国抵抗组织在简陋条件下自行仿制。其中“丹麦司登”虽然数量不多、形式各异,但和丹麦抵抗组织一样特立独行,对于鼓舞民众斗志、武装反抗纳粹统治起到积极作用。
抵抗运动的发展与演变
丹麦在二战期间长期处于一种尴尬的特殊状态。1940年4月丹麦被纳粹德国占领,直到1945年5月光复,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丹麦政府从未正式向德国宣战,而是从一开始就选择了与占领者合作。德国则允许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以及民选政府继续执政,警察机构也由其继续管理。某种程度上,初期丹麦被作为第三帝国的“模范保护国”存在,尽管德国派驻军队,实施官方审查、限制集会和新闻自由,并禁止其与盟国交易,但丹麦人的日常生活与战前差别不大,政府也积极劝阻民众的暴力抵抗行为,因此国内形势相对平静且供应充足,德国人称之为“奶油前线”。
一些丹麦人选择加入德军,或为纳粹当局服务,但更多的丹麦民众并不接受政府的投降立场。由丹麦军方主导,开展了最初的抵抗运动,其情报官员通过英国驻斯德哥尔摩外交使团,建立了直通伦敦的渠道,并组织陆、海军人员定期报送军事和政治情报。这些活动得到英国于1940年7月成立的专门负责敌后破坏和情报工作的特别行动处(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缩写为SOE)的欢迎与支持,但让后者感到不满意的是,丹麦军方抵抗者只同意提供情报,拒绝参与任何破坏行动。

德国占领下的丹麦,平静的表面下暗流涌动。即使是街头偶遇的路人,也可能随时从风衣下拿出一支冲锋枪

英国SOE为丹麦抵抗组织训练无线电操作人员

BOPA成立于1942年,是丹麦成立较早、规模较大的地下抵抗组织之一。图中大部分BOPA成员站在一辆自制装甲汽车前,手中枪支包括M1卡宾枪、M/37-39冲锋枪和司登Mk.Ⅱ冲锋枪
1941年6月,纳粹德国入侵苏联后,为确保“后方”安全,禁止丹麦共产党活动,并要求丹麦警察逮捕其成员。一些幸免被捕或逃脱的成员随即转入地下,秘密出版名为《土地和人民》的报纸,并着手建立军事组织,武装反抗德国占领。1942年,地下抵抗组织BOPA(丹麦语Borgerlige Partisaner的缩写,意即市民游击队)正式成立,并允许非共产党人加入。同年4月,成立跨党派的“自由丹麦”(Frit Danmark)组织,并出版同名地下刊物,其成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此前还有工会成员和社会民主党人士创建的“奋斗”(Ringen)组织,以半地下方式开展抵抗运动。从1943年初开始,以BOPA为代表的各抵抗组织陆续在SOE的指导下,建立地下网络,搜集武器弹药,计划和实施破坏占领军资产、暗杀合作者等行动,同时通过BBC广播和地下刊物鼓舞引导丹麦民众,积极准备协助英美军队解放国土。
1943年春季,在哥本哈根活动的独立抵抗组织“丹麦人霍尔格”(Holger Danske)与BOPA、“丹麦作家”(Dansk Samling)等抵抗组织一道,对占领军发起多次计划周密且效果明显的破坏行动。德国以大规模的逮捕作为回应。丹麦17个主要城市随即爆发罢工和“不服从运动”。纳粹当局向丹麦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后者进入紧急状态,武力制止“叛乱”,并判处所有破坏者死刑,但政府坚决拒绝并宣布辞职。德军随即解除丹麦陆、海军的武装,并接管全部权力。这一事件成为丹麦抵抗运动的转折点,从法律上讲,丹麦自此真正成为“被占领国家”,抵抗运动也随之“合法化”。

行走在街头的一名“丹麦旅”成员,头戴丹麦军用钢盔,手持司登Mk.Ⅱ冲锋枪,腰间斜插德国M1924木柄手榴弹,左臂上缠有红底白条、代表丹麦国旗的“丹尼布洛”臂章

1945年,丹麦街头的抵抗组织成员,他们的武器包括从德军手中缴获的StG44突击步枪、毛瑟K98栓动步枪,以及美、英两国支援的M1卡宾枪和司登Mk.Ⅱ冲锋枪

1945年3月,在洛兰岛附近,丹麦抵抗运动成员正用卡车运走SOE空投的多个装有武器装备的罐状容器
1943年9月16日,丹麦自由委员会(FRIHEDSR?DET)成立,该委员会由波尔格·豪曼、莫肯斯·弗格等7名抵抗组织代表和来自SOE的弗来明·穆乌斯组成,主要职能是将不同抵抗组织整合成统一的“丹麦抵抗运动”,并负责统筹协调。自由委员会充分利用与中立国瑞典的地邻优势,将斯德哥尔摩作为基地,同时发挥陆、海路交通优势,建立转移人员和物资的便捷通道。如由SOE和OSS(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美国战略服务局)联合组建的军事组织“丹麦旅”(Dan Force),就直接在瑞典招募和训练,并由逃亡的丹麦军官指挥。此时丹麦抵抗组织已发展到大小数百个,最小的只有7个人,大的如BOPA有约400人,各主要组织均作为丹麦自由委员会的成员,此外还有一部分前丹麦军人加入,委员会能够控制的抵抗力量达到近3000人。
丹麦抵抗运动先后组织了数千起针对德国占领军和本国合作者,以及为德国制造战争物资的企业的破坏行动,其中破坏铁路运输约1500起,针对运输船只、造船厂以及兵工厂约2800起。在诺曼底登陆前夕,抵抗运动成员总数达到2万人左右。同时,破坏行动数量也登峰造极,特别是登陆期间,按照SOE的要求,抵抗组织对丹麦铁路网进行大规模破坏,延迟了德国援军前往法国的行动步伐。丹麦光复时,各种抵抗组织已发展到约5万人,其中力量最强的“丹麦旅”大约有5000人,拥有大批冲锋枪及其他自动武器。
“司登”进入丹麦
尽管大多数丹麦地下抵抗组织从事的均是情报收集、传递与宣传工作,但也有一部分团体从成立之初以武装反抗纳粹当局为目标。比如活跃程度排名第二、仅次于BOPA的“邱吉尔俱乐部”,就是第一批自发成立的武装组织之一,由奥尔堡的8名青年学生组成。他们用自制的手榴弹袭击占领军,并偷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在被盖世太保破坏之前,共开展约25次破坏行动。抵抗者其他的武器来源,包括搜集军队散失的枪械,以及从瑞典走私入境等,但总体来说数量有限且极不稳定,难以满足抵抗队伍日益扩大的需求。

2008年上映的丹麦电影《火焰与柠檬》剧照。该片取材于2名丹麦抵抗组织成员的真实故事,“火焰”和“柠檬”分别是2人的代号。1944年10月15日,在哥本哈根耶格斯堡街184号,负伤的“柠檬”手持司登Mk.Ⅱ冲锋枪,和前来围捕的约200名德国军警进行了长达3小时的战斗,直至牺牲

当年作为处决抵抗组织成员刑场的瑞安花园兵营靶场,现已成为爱国主义纪念地,3根行刑柱为现代青铜复制品
通过“自由丹麦军队”(Free Danish forces,流亡伦敦的丹麦人的自治组织)的牵线搭桥,英国SOE与丹麦各地抵抗组织纷纷建立联系。为使后者发挥更大的牵制作用,SOE决定为其提供武器弹药和破坏活动所需的其他装备。这些物资通过两个渠道提供:一是由英国飞机将其空投到日德兰半岛、菲英岛和西兰岛等地的指定地点;二是通过海上秘密路线,从瑞典将武器弹药用船只偷运入境。
1943年3月由马里乌斯·菲尔发起成立的“霍维斯坦小组”(Hvidsten gruppen),是最早通过英国空投获得补给的丹麦地下抵抗组织之一。该组织持续活动1年时间,直至1944年3月被盖世太保破获。14名成员中,8人被判处死刑,并于同年6月29日在哥本哈根郊区的瑞安花园兵营被处决,其余6人被送进了德国的集中营。通过地下渠道走私武器同样危险重重。1944年,20岁的金·马尔泰·布鲁恩金加入抵抗组织“学生情报组”(Student Intelligence Group),该组织通过厄勒海峡将冲锋枪等武器从瑞典秘密运往丹麦。1944年12月19日,金在哥本哈根接收一批走私武器时,被德国人抓获,关进维斯特监狱。1945年4月6日,他与3名战友一起,牺牲在瑞安花园兵营的行刑场。
至于司登冲锋枪,直到1944年8月之后,才被加入SOE向丹麦提供的物资清单,同时这也是空投武器高峰期的开始。实际上也只有这时,英国才有足够数量的富余枪械,可以提供给欧洲、亚洲和中东的抵抗组织。就在4年之前,英国还面临着入侵迫在眉睫,但军队却严重缺乏轻武器的窘境。司登冲锋枪正是在这一动荡时期的绝望之中诞生的,这种绝望让英国最初对冲锋枪不屑一顾的态度发生根本性转变。(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