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母亲走后，才意识到有一个会写信的母亲是多么幸运。
一
父亲是一名军人，亦是一名铁路工程师，母亲从与他认识到结婚，写了整整7年的两地书。婚后他们仍无法生活在一起，继续两地书；生下两个女儿后还是无法在一起，再继续两地书，他们就像是把家建在了信上。细算，我们一家四口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也就7年。不是父亲远在深山修路，就是我们姐妹长大离开了家。所以，母亲先是不断地给丈夫写信，后来就不断地给两个女儿写信。有几年时间，她要同时往三个地方写，那时我们家四个人在四个地方。
幸而母亲会写信，仿佛她在文字上的才华就是用来写信的。
我说母亲会写信，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会，比如通过书信表达情感，告知情况等，而是写得好看，有趣。特别是在写到我们姐妹俩时，她的文笔格外活泼。
1961年底，母亲从山区农村回到浙江杭州。彼时父亲远在湖南大山里修铁路，母亲一边劳动一边抚养我和姐姐。那时，她给父亲写信，总要讲我们的情况。大小事都讲，父亲是在母亲的信里看着我们长大的。
以下内容均来自母亲1962年前后写给父亲的信：
小白桦一蹦一跳跟着老张走了。穿了件大衣，好像是大孩子了。家属在背后轻轻地议论：阿姨给孩子打扮得真好！好像亏待了山山，我连忙过去看她，塞给她两颗糖。挺好，嘴里又说又唱，摇摇摆摆上楼午睡去了。山山现在活泼多了，我在门外敲门，小白桦嘴上很快答应：喔，来了！门一开，却是山山开的。山山现在已和我开始谈心了。她说，在幼儿园里，孩子们是不洗碗的。谁洗？杨阿姨洗！为什么你们不洗？我们年纪小啊，不会洗！居然能从平凡的生活中总结出一条真理！她也开始恋家，但她愿意去幼儿园，那边她很习惯了。
我三个月大就离开了母亲，三年后才回到母亲身边，自是和母亲有些生分，去了幼儿园就不愿回家。母亲伤心又无奈，仍耐心地将我焐热。她专门讲我的情况，是想让父亲放心。
山山身体好起来了，胃口还是欠佳。可气的是，理发师又把她的头发剪了。我怪小白桦，为什么不加过问？她噘起小嘴巴回说：我又不知道！我曾托过程薛英，叫不要给她剪头发，后来程薛英不在，又给剪了；接着我又托丁纯（现在的负责人），小丁出去了，结果又剪掉了！小辫子何其难产！今天我到幼儿园说笑话：以后要在山山头上钉块小牌子，上书：“不要剪！”或“封山育林！”阿姨们大笑不已。这一笑不知是否会加强她们的记忆。
我从乡下回来时剪了个“马桶盖”，完全像个男孩子。母亲心心念念要正本清源，让我做回小姑娘。可是幼儿园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把我头发剪掉，也许我的确像个男孩子。如果不是这封信，我都不知自己有这么一段经历。
1978年，裘山山与父母合影。供图/裘山山
下午我去看二姐，我有两个星期未去，有些记挂。挺好……小马钊见了就问小白桦怎么不去。我说上车下车带着麻烦，他就要求小白桦下半年到他家去念书。这两个小家伙感情确实好。春节的早晨，小白桦一醒来就从被窝下面钻过来和我睡一起。她说：妈妈，过年我又长一岁了。嗯，这样一岁一岁长下去，你快变成大人了。她接着说：妈妈，我长大了要做妈妈，哥哥长大了要做爸爸！在一家做爸爸、妈妈吗？我问。她羞羞答答地回答：是的。真有意思。
小白桦便是我姐，小马钊是我们表哥。母亲和我们二姨——她的二姐感情最好，又同在杭州，时常去看她。母亲下放劳动期间，也是把我姐托付给她二姐照看的。
……啰唆半天，忘了报喜。小白桦评上了“五好孩子”，得了颗红五角星！幼儿园把她评上“五好孩子”的评语寄给我看了。我原想寄给你看，只是园方要求贴上联系本，没办法寄。我问小白桦：“你怎么评上好孩子的？”“喏！我有许多优点！优点就是好的方面，缺点就是不好的方面。”“你有什么缺点呢？”“缺点是只挽山山的手，不挽大家的手！”孩子已懂得许多道理了。山山这星期好像瘦了一点，胃口倒不错。挺活泼。爬到凳子上拿下照相框，指指她自己：“这是小木陀！”真是机灵鬼，说自己小木陀，眼睛却看着我笑。
“小木陀”是父亲给我取的小名，有时候也叫我木字旁，就是傻的意思。姐姐则叫小荸荠，红红胖胖的意思。我们姐妹俩的大名都是母亲取的，父亲便在小名上找补了。
二
母亲对文字有天然的感觉，行文不仅流畅，还很诙谐。加上一手好字，龙飞凤舞中，两个女儿便栩栩如生。然而我佩服母亲的，不仅是她鲜活的文字，还有她坚强豁达的性情。那时她整日在农场里喂鸡养兔拔草，累得腰酸背痛，却从来不在信里叹息抱怨。
继续讲螃蟹的故事给你听。
第二天一早，我发现那只小杯子横倒了。心里一愁：逃了吗？真是逃了。我诚惶诚恐地把这消息告诉两位小姐。大的把眼睛富有表情地一翻一白，摊开两只手，“啊呀！”一声表示很惋惜。实际上不很在乎。可是老小却把手放在背后大兴问罪之师：妈妈，你为什么不看牢？妈妈睡觉了，怎么看得住呢？那你为什么不先看牢再睡觉呢？你要不要睡？你要睡，妈妈也要睡呀！格末，你是大人呀，大人要先做事再睡觉！好厉害，迫得我无话可答。
寥寥数语，我和姐姐的形象便跃然纸上，生动传神。一位朋友看到后大肆夸赞说，与你比，你母亲才更应该成为作家。
我猜想，那个时候父亲一定特别盼望母亲的信，特别想读母亲的信。长年分居，无法享受天伦之乐，母亲的信多少能弥补一些。他一定很庆幸自己有个会写信的妻子。
我5岁那年，我们一家总算聚在一起了。父亲调到石家庄铁道兵工程学院教书，母亲便带着我和姐姐随军，一家人过了7年团聚的日子。但到20世纪70年代初，又分开了。父亲调到修路部队，在大巴山修筑襄渝线。母亲带着我们姐妹俩随军，住在重庆北碚。
于是，母亲又开始了她的写信生涯。我和姐姐那时都上中学了，母亲经常在信里告知父亲我们的情况，身体，学习，以及好玩儿的事。
有段时间姐姐生病了，母亲每封信都要告诉父亲看病的情况及复查的情况，很是辛苦。好在终于痊愈。彼时父亲在陕西紫阳毛坝的大山里修路，一年探亲一次，还常常因为工作不能按时回来。母亲有好几封信，都在谈休假的事。
1972年夏，父亲他们修筑的大茅山隧道正处于关键时期。父亲原打算6月休假，推迟到7月，后来又推迟到8月，到了8月又来信说还要推迟。母亲很失望，写了比较长一封信，但还是努力不发牢骚：
6号来信让我们很失望。可是没办法，既然是工作需要……你不知道我们多么积极地准备你回来休假，山山连你的凉鞋都拿出来洗了，现在又收起来了。山山养的三只小鸡，还得继续养它们一两个月。最大的一只已经有2斤重了……
山山不愧是你的女儿，一切与你何其相似！……她是多么盼望你回来呀，譬如说游泳啊，买书呀，只要她爸爸回来，就可以充分满足她。
前几天她听说你要回来了，就跟小白桦说，这一回爸爸回来，起码要买十本书，因为爸爸已经很久没给我买书了。她经常逛新华书店，和书店服务员已经交上朋友了，有好看的新书到，那位女售货员就会主动告诉她。她往往把我给她买冰糕的钱，很快就花光了，主要花在买书和本子上。其次是买一点不要票的零嘴来吃。我嫌她花钱不节约无计划，一个月一块二的冰糕费分三次给她，一次四角。最近好像有进步，听说已经积蓄了八角钱，另外还有一元存在我这里。她本来想，她爸爸如果夏天回来的话，请客吃冰糕是没有问题的，这样妈妈发的冰糕费就可以全部拿来买书了。她说，有那么多好看的书，她却买不起。可是爸爸要到10月份才回来，那时冰糕已经没有了，冰糕费也不发了。
真的很感激母亲，记录下我的这些琐事。母亲不写下来，我完全不记得了。比如给父亲洗凉鞋，比如认识书店的女售货员，比如大家上班后在家接水洗衣服，还比如挑煤的时候要了4分钱。
三
母亲30岁出头就失去了工作，她原本是个出色的编辑。此后在文字上的才气便一直憋屈着，只有写信时能呈现一二。她的文字谈不上哲理，也谈不上诗意，就是家常话。把家常话写得这么有趣，也不多见吧。母亲只读过初中，初中都没毕业，文字上的才华却远远胜过我这个大学中文系毕业的。
我一直以为文字是可以训练的，经过训练的文字准确通畅。但对文字的感觉却无法通过训练获得，是天生的。我读大学时，经常因为读母亲的信在寝室里哈哈大笑。遗憾的是，母亲那个时期写给我的信都被我遗失了。我只保留了1986年调入机关以后父母写给我的信。
父母直到退休后，才结束分居生活，聚在了一起。姐姐后来也调回杭州，只有我还在四川成都。父母就轮流给我写信。父亲依旧一板一眼，有条有理。母亲依旧随性闲聊，幽默风趣：
——最近别人帮我弄到两幅名画家的画，可我们客厅里已经有了未来画家田田和杭杭（两个外孙）的“壁画”，所以我不敢鱼目混珠，贸然挂上。你姐问我留着干吗？作遗产吗？记住，有两幅，其中一幅该是你的嘞！
——快过春节了。我和你爸又处于“临战”状态。昨日毛毛雨已下起来，发了大米和苹果。今天通知领菜油。等到二十日左右就会大雨倾盆，东西发得好像世界末日来临一样。发那么多东西也喜也忧。生活好了当然高兴，但一味白拿心里也不是滋味。不知未来的历史学家是否会描写这一社会生活现象。我准备写一现实记录，藏在一个瓶子里，埋到很深很深的地下（里面放上除氧剂），留给他们作资料，一定是最珍贵的资料。
——你爸出去旅游了，报社发了150斤西瓜，干休所又发了50斤。200斤西瓜堆在那儿，真不知是我吃瓜还是瓜吃我。
这几封信是我早年摘抄的，大致写于1990年到1996年。因为1996年后家里就装电话了。我每周六上午给他们打电话，成为自己不成文的“法律”。无论身在何处，成都还是西藏，中国还是外国。父母也就不再给我写信了。
但偶尔，他们还是会寄信来。父亲是看到关于我的消息，会剪下来寄给我；或者有老友给他写信夸我，他会转寄给我。而母亲更关注国家大事，看到报上她认为我应该知道的新闻，就剪下来寄给我。比如，西湖申遗成功。母亲感叹说，多亏当年苏（东坡）市长打好了基础。还比如，关于过度包装造成浪费的报道，她剪下来寄给我，希望我开人大会的时候写个建议案。
我那时觉得打电话很好，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可以随便聊。而且从语气里还能听出他们是否高兴。父亲为了和我畅聊，还一家伙充了三千块钱的电话费。我打过去他会说，你放下，我打过来，电话费用也用不光。我们就嘻嘻哈哈互相调侃。但现在想来，还是有些遗憾，没能让父母多留下一些信件，那是可以反复阅读的信件。
四
母亲写给我和姐姐的最后一封信，是遗嘱。
1996年，父亲和母亲双双年满70周岁，他们一人写了一份遗嘱。母亲只写了简单的几句话：
我死了以后，希望丧事从简，免去一切悼念活动。火化后也不要留骨灰。
父亲则写了两大页，保持了他作为军人和工程师的一贯风格，分一二三四五点，详细又有条理。不过大致内容与母亲是一样的。
写下遗嘱后转眼过去10年，他们又双双满了80周岁。80岁那年的清明前夕，母亲在她原来的遗嘱后面又加了一段话：
一年一度又清明，眼见耳闻扫墓声声，交通拥挤，后人百忙中挤出时间，山火隐患牵动众人不安。墓中人知否？不知，不知，不知！我八十岁了，再次重申上述愿望。
从健康情况看，我肯定走在你们爸爸的前头，你们对爸爸的关爱，就是对我的关爱。一切拜托你们了！（2006.4.3）
把遗嘱写得如此率性真挚，无拘无束，恐怕也只有我母亲吧？
母亲自己也没料到，她会比父亲长寿，而且长了整整10年。只是父亲去世后，她再也没有动笔写过任何文字了。
幸而她留下了许多信。那些年代久远的文字在发黄的信笺上依旧鲜活着，说笑着，甚至跳跃着，仿佛随时能传来母亲的声音。
我是多么幸运的人，有一个会写信的母亲。
（转载自2025年第4期《作家》，有删节。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军事文学委员会副主任）
编辑/李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