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中共党史学家、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丝毫感受不到距离感。几个小时的时光，在不知不觉的漫谈中悄然而逝，不苟言笑、偏执严肃的刻板学者型官员印象被彻底打破。谈学术，他旁征博引，深入浅出；谈时代，他洞察深刻，见解独到；谈人生，他饱含深情，真挚动人。在他的侃侃而谈中，记者仿佛置身一座知识的殿堂，品味着一顿丰盛的“精神大餐”。
走出石仲泉的住所，心中有关他的形象愈发清晰。他不仅是一位在党史研究领域深耕的学识渊博的学者，更是一位有时代担当、用真诚与热情传递知学术、温暖人心的长者。
党史学者眼里的红色摇篮与长征之源
1934年10月17日，8.6万余名中央红军战士踏着吱呀作响的木板，向西踏上漫漫征程。谁也不知道，这一走就是两万五千里，这一别就是生死两茫茫。
如今，江西于都人骄傲地将家乡称为“长征源”。石仲泉说，长征出发地是多元的。当年深秋，当各路红军离开根据地转移时，他们的脑海里并没有“长征”这个概念，对于未来要走向哪里、走多远、能否回来，他们不清楚，但他们应该清楚地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这个源头的重要方向，指向湖北：4支参加长征的红军队伍，3支诞生在湖北，另一支队伍——红一方面军的两大主力之一红三军团也诞生在湖北；20万长征红军，6万来自湖北；16万红军英烈中，4万是湖北籍。在石仲泉看来，自己的家乡湖北是当之无愧的红军摇篮，堪称“红军源”。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将“两湖”作为秋收起义的中心。八七会议后，湖北省委决定以通城、崇阳、通山鄂南三县作为湖北秋收起义的重点。8月中下旬，先是崇阳农民自卫军的起义遭到国民党军围剿后转至通城，汇合通城农军，于8月20日智取通城县城。两县农军合并，罗荣桓担任农民自卫军党代表，率领这支队伍开赴江西修水，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鄂赣边界秋收起义。在崇阳、通城农民暴动的鼓舞下，8月30日，通山数千农民举行起义。鄂南暴动点燃了全国秋收起义的烽火。起义后，先后建立有通城县劳农政府和通山县工农政府委员会，诞生了中共最早的县级政权。
石仲泉多次到鄂南实地考察，出席过纪念罗荣桓领导通城秋暴暨通城县劳农政府诞生80周年座谈会、通山县工农政府委员会成立80周年学术研讨会，认可“鄂南说”。他认为：通城秋暴点燃了全国秋暴烽火，通城秋暴、鄂南秋暴同八一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秋暴一起，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自领导中国革命的新篇章，通城、通山是八七会议后在全国建立的首批县级红色政权的县。“鄂南秋暴和红色政权的建立，为掀起湖北全省革命风暴，建立起拥有‘3+1’（红一、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部分部队）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五个苏区（即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湘鄂川黔、鄂豫陕边）奠定了根基。”
2 010年9月，石仲泉站在首届湘鄂赣苏区论坛的讲台上，作了题为《湘鄂赣历史地位与苏区精神》的学术报告，说：“作为开辟湘鄂赣苏区前奏的鄂南三县起义，可以说打响了全国秋收起义的第一枪，奏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交响乐的第一串音符。”
2018年12月，在第五届湘鄂赣苏区历史研讨会上，石仲泉作了题为《以当年湘鄂赣革命精神为再造今日湘鄂赣之辉煌出力》的主题报告，提出湘鄂赣苏区“四个第一”的观点，即湘鄂赣苏区打响了全国秋收起义的第一枪；湘鄂赣苏区有党在八七会议后建立起的全国最早县级红色政权；湘鄂赣苏区是全国两支秋收起义军（鄂南的秋收起义军和湘赣边的秋收起义军）会合并是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面军旗升起的地区；湘鄂赣苏区是策动国民党军队起义最早且影响最大的地区。在他眼里，鄂南农军用梭镖捅开的不仅是县城衙门，更是中国革命的新纪元。
在鄂东北层峦叠嶂的大别山南麓，红安县的泥土里浸染着太多传奇。这里诞生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三支红军主力部队，走出了董必武、李先念两位国家主席和韩先楚等223位将军，鄂南暴动为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投下了第一块试金石。石仲泉的祖籍就是红安。
“我老爸是湖北红安人。那个地方是山区，很穷。我老爸年轻的时候，想到平原地区求生活，到了荆州，平原地带种田比较方便一点。我就是在江陵出生的。”石仲泉说，父亲是农民，也做点小生意，有一亩多地出租。“父亲比较厚道、低调，不怎么张扬。母亲还有点文化，教我识字。”
“红安，过去叫黄安，家里人大多数都还在红安。很小时，我就知道这个地方，但是那时没法去。1962年，我第一次回红安，那时候我叔父还在，那时候那个地方还很穷的，路都不平，那是红安、新洲、麻城三个县交界的地方。”石仲泉热爱故乡红安，关心家乡的变化，曾多次回老家看望乡亲。他曾经说：“我爱红安，因为我的根在红安。老家红安给我的不仅是血脉，更是信仰的基因。”
时光回溯到石仲泉的童年。那时家境清贫，生活的重担沉沉地压在父母肩头。小学的课桌还没坐热乎，一个艰难的决定就在昏暗的煤油灯下酝酿：父母商量着，想让他辍学回家，帮着分担些农活家计。对于一个求知若渴的孩子来说，这无异于折断了刚刚展开的翅膀。幸运的是，小学校长有一双识才的慧眼，他看出石仲泉是块读书的好料子，不忍心见这棵幼苗就此枯萎。于是，在一个还刮着风、下着雨的日子，校长踩着泥泞的小路，亲自叩响了石家那扇简陋的门扉。
屋内，校长言辞恳切，语重心长。校长那份不辞辛劳、为孩子前途奔走的真诚，深深打动了这对朴实的农家夫妇。最终，他们咬咬牙，做出了一个改变石仲泉一生的决定：再苦再难，也要供这孩子把书读下去。
中学6年，是塑造石仲泉一生的关键时期。他本性淳朴，学习刻苦，成绩始终名列前茅，连年被评为“三好学生”和“优秀团员”。毕业前夕，他更是被发展为预备党员，这份荣誉让他既激动又深感责任重大。那时的读物不多，但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能借到的每一本书，尤其是苏联文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等，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保尔·柯察金的那句“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深深震撼了他。他渴望像保尔一样，把整个生命献给崇高的理想。
从哲学沉思到党史求索的“半路出家”
1956年的盛夏，一封来自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让这个湖北农村的年轻人踏上了北上的列车。车窗外的风景飞速倒退，石仲泉望着远方，心中既兴奋又忐忑。高中毕业时，他所在的重点班同学大多选择了理工科，而他——这个文理兼优的学生，在老师的建议下，填报了北大哲学系。当录取消息传来时，整个村子都为他高兴，尽管乡亲们未必明白“哲学”究竟是什么，但他们知道，这个勤奋的孩子要去中国最好的大学读书了。
在北大校园里，石仲泉汲取着知识的养分。本科毕业后，他选择继续深造，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硕士研究生，并幸运地拜入著名哲学家冯定门下。回忆起恩师，石仲泉的语气里满是敬重：“冯先生是北大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我有幸成为他的开门弟子。”从本科听冯先生讲课算起，整整8年时光，冯定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了他的一生。
“冯先生教会我三件事。”石仲泉伸出三根手指，一一细数，“第一，看问题要坚持辩证法，不能非黑即白；第二，马克思主义要民族化、通俗化，要让老百姓听得懂；第三，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就像毛主席说的，辩证法不能只关在哲学家的书斋里。”说到这里，他顿了顿，眼神里流露出追忆的神色，“冯先生的教导，不仅影响了我的学术道路，更让我明白，学问最终要服务于人民。后来我从哲学转向党史研究，这段哲学训练给了我独特的视角。”
1965年的夏天，未名湖畔的蝉鸣声中，石仲泉收拾起陪伴自己9年的哲学笔记——五年本科、四年研究生的光阴，连同一年的“四清”下乡岁月，都化作行囊里泛黄的纸页。
他被分配到新成立的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彼时中苏论战的硝烟正浓，研究院肩负着撰写“反修”文章的重任。胡乔木和胡绳等前辈就像暗夜里的提灯人，把他这个哲学出身的新手，一步步引向党史研究的天地。
在那些挑灯疾书的日子里，胡乔木审阅文稿时总爱用铅笔轻敲桌面的习惯、胡绳谈及历史时眼中闪烁的智慧光芒，都深深烙在他的记忆里。有次深夜改稿，胡绳见他困得眼皮打架，特意泡了杯浓茶推过来：“小石啊，写理论文章得像绣花，针脚密了才经得起历史检验。”茶香混着油墨味，从此成了他学术生涯鲜活的注脚。
“我可以说是‘半路出家’，可每一步都有贵人指路。”如今回望这段转折，老人眼角泛起温润的光。那些带着“反修”标签的文稿，那些被前辈修改得密密麻麻的稿纸，在岁月长河里悄然沉淀，最终化作他走向党史研究的铺路石。
1969年，随着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的撤销，这个曾经的北大哲学高材生被下放，成了首钢运输部的一名普通工人。那几年，石仲泉的双手磨出了茧子，却读懂了比书本更生动的课程。这些产业工人教会他的，不仅是技术活计，更是那种吃苦耐劳、遵守纪律、团结友爱的宝贵品质。
转机出现在1972年。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知识分子政策落实，石仲泉被分配到北京市西城区委党校，执起教鞭，教授马列主义课程。一年多后，他又被调到北京市委宣传部理论处。
1978年的金秋，时任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的胡绳，致信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信中特别提到：“需要一位既懂理论又有文笔的助手，石仲泉同志最合适。”这封寥寥数语的信，像一把钥匙，终于打开了束缚石仲泉多年的行政枷锁。次年年初，他抱着装满笔记的纸箱走进“毛办”大院。“粉碎‘四人帮’后，我虽已悄悄重拾学术，但直到这一刻，才真正触摸到了学术生命的脉搏。”从此，石仲泉走上了学术与政治相结合、理论与党史贯通的学术道路。
1980年5月，“毛办”更名为中央文献研究室。在这里，石仲泉先是协助胡绳完成巨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随后，石仲泉加入周恩来研究组。“当年，周总理的离世让人们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了忧虑，而‘四人帮’的猖狂行径更是让人心急如焚。这种复杂的情感，成为我从事周恩来研究的重要动力。在研究周恩来的过程中，也自然而然地开始深入研究毛泽东以及党的历史。”
走出书斋的“行走”与思考
1995年1月初，中央党史研究室着手撰写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史，石仲泉被调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负责主管中共党史的研究和编写等业务。他又一次在胡绳手下工作。在胡绳的直接领导下，经过4年的艰苦奋斗，到1999年初，他们终于完成了经胡绳审定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稿。
“我开始从事党史研究的时间较晚，对于那些在2 0世纪6 0年代毕业后就投身学术研究的同志，学哲学出身的我既羡慕又佩服。我很羡慕那些科班出身的人，觉得他们在研究党史方面比自己更具优势。”然而，石仲泉深知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短板也是可以转化的。由于起步晚，他便更加努力，用刻苦来弥补不足。凭借哲学的背景，他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注重研究的理论性和思想性，强调史论结合。这逐渐形成了他研究党史的一个重要特点。
从2004年9月直至2011年建党90周年之际的前后8年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课题一直是石仲泉的研究和写作重点。“马工程”重点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由石仲泉主持。学界认为，这一课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及其理论成果的阐发论证正确而深刻，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经验的概括全面而系统；论述坚持史论结合，有历史的厚重感和现实的深刻感。石仲泉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承系统不是独脉单传，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化和时代化的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它的内容，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两大体系。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程及其成果作了数字化概括，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既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问题，又要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丰富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使之马克思主义化，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石仲泉通过历史考察，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涵进行辨析。由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落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奋斗目标上，因此在习近平总书记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发表讲话时首次提出“中国梦”后，，石仲泉就写了3000多字的理论文章《伟大的中国梦》，率先在全国性报刊媒体刊登。石仲泉说，这是自己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重要理论收获。
石仲泉比较早就有“大党史观”视域。所谓大党史观，除了传统的对党的人物和党的历史研究，还必须有党的理论、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研究，力求史论结合、论从史出。
石仲泉属于研究大党史类型的学者，涵盖党的理论、党的历史以及党的建设。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的16年里，他主要从事党的领导人思想理论的研究。退休前的8年，他将研究重心放在宏观党史和理论研究上。长期从事党的理论、文献和党史研究，让他深深感到时下许多党史出版物太概念化，认为如果不去作深入的党史考查和研究，坐在“书斋”里写党史书，那就很难避免“概念党史”，生动性差，可读性差。他说：“要搞好党史的研究和写作，党史工作者应尽量走出‘书斋’，努力去感受和体验一下所研究的党史事件和党史人物。研究和写作党史，仅仅知道一些党史概念，通过文献资料了解些党史情况是不够的。凡有条件和可能，要尽量去感受和体验某些重要的党史问题，努力掌握第一手原始的、实际的可靠材料。”
作为历史的研究者，石仲泉从对各种文献资料的研究开始，他重要的历史论点都是以历史上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和文化的事件为根据的。但他不只局限于间接的“二手”历史材料，为了掌握全面、客观、生动、真实的第一手历史素材，他经常考察曾经的历史遗存，感受曾经的历史事实和事件。退休后，他更多地到党史事件发生地实地走访、考察和访问，去感受和体验某些重要的党史现场，努力掌握第一手的材料。他将这种研究方式称为“走走党史”，主要侧重于微观党史和专题党史的研究。“光用史料，没有理论分析，起步和站位不高，很难达到一个新的境界、新的水平。通过‘走走党史’由概念党史到形象党史，再到理论党史，这对写党史是一个提高过程。”
石仲泉认为，红军长征是中华民族史和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是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历史中最惊心动魄的篇章，而长征精神可谓中国共产党之魂。于是，“走走党史”他首先选择从走长征路开始。从2003年开始，石仲泉断断续续用了近10年的时间，重走了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及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路，还有西路军的主要路段和重大事件发生地，都到现场作了实地考察，在宏观上构建起了比较完整的红军长征的生动图谱。走长征路时，石仲泉已年过花甲，走长征路，主要是以车代步，与地方党史工作者一起，一边考察，一边研讨问题。
石仲泉重走长征路的足迹，遍及中央苏区的赣南、闽西和赣西南等许多地方，对主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地、重要历史人物的重大活动作了深入细致的探究和分析。通过实地考察，他感受到红军长征的悲壮历程，体验了红军长征经受的艰难困苦，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遵义会议的历史转折作用有了新的感受，进一步感受到毛泽东参与中央领导核心对于红军和党的命运的巨大作用，丰富了对红军长征历程的认识，澄清了一些长征史实。为此，他出版了《长征行》。这是他从宏观党史研究到微观党史研究转变的开篇之作，也是他“走走党史”的别样长征，是他对如何写党史进行的一种新尝试。
退休后，他在大党史研究领域有所突破。在研究重点上，他注重“抓两头”（中央理论和实地走访党史事件发生地），以及“三结合”（理论与历史、宏观与微观、研究与宣传相结合）。这些特点在他随后的著述中清晰可见，个人著作就有《我观毛泽东》、《我观周恩来》、《我观邓小平》、《我观党史》等多卷本的“我观”系列，有《长征行》等“走走党史”系列，有《党史热点面对面》、《红军长征热点面对面》等“面对面”系列。
在学术风格上，石仲泉努力做到“五求”：一要求新。他赞同邓小平的观点，要讲新话，认为著书立说应求新，不能人云亦云，这样才能推动学术研究不断向前发展。二要求深。他认为文章有深度才具有可读性、有嚼头，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追求。三要求实。他讨厌空话连篇的文章，强调空谈误学，实干兴业。四要求活。他注重生动活泼的表达，反对死板。五要求众。他追求通俗易懂，使学术走向大众。他的“面对面”系列就是这一理念的体现，即使是学术论文，他也尽量写得通俗易懂。
这么多年来，石仲泉坚持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人、用党的成功经验启迪人、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不厚此薄彼，重此轻彼。他认为，研究中共党史要“秉笔直书”，揭示历史发展的真实和内在规律。同时认为，党史学科有它的特殊性，不仅要研究历史是非，还要科学地把握秉笔与求是的关系。他说，研究党史要有“牛劲”、要有开阔的视野，决不要“一根筋”，“钻牛角尖”。只有这样，才能气顺人和，在党史研究的广阔天地里有所作为。
对于如何做好党史研究，石仲泉有五点体会：第一，做学问没有捷径，关键在于勤奋和吃苦。他相信“天道酬勤”，这是做学问的座右铭。第二，讲究方法，提倡科学性，尤其是宏观思维和辩证思维的训练。宏观思维有助于全面把握问题，辩证思维则防止思维僵化。第三，多实地考察，即“走走党史”。第四，加强写作训练，多写学术论文。他认为论文写作能快速提升学者水平，而写书则更多是叙述性文字。第五，注重校对训练，减少差错，追求零容忍。他佩服那些能快速发现并消灭差错的人。他认为，这几点是做学问、搞研究全过程的主要环节。
石仲泉认为，作为党史专家，最重要的是做到以下四点：一是要有正确的史观。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立场方法观点，做一个正派、面向人民大众的学者。他强调，只有解决了做什么人的问题，才能确立正确的历史观，否则在人生道路上会遇到很多难以跨越的问题。二是要有优良的史德，即学风问题。党史第一姓“党”，第二名“是”，即实事求是，也就是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既然名“是”，就要甘于冷寂，切忌浮躁；努力严谨，切忌粗糙；坚持风骨，切忌跟风；坚守原创，切忌攒书，“攒书实际上就是抄袭大杂烩”。三是要有铁肩担道义的史责，即担当精神。他说，党史研究姓党，不能像古代史研究那样置身事外。青年学者要有点政治敏锐性，关注现实社会，对重大问题敢于发声。他建议青年学者要学点理论，这是基础训练。他要求自己的研究生读《资本论》，以训练理论思维的抽象能力。他还强调，青年学者要做点宣传工作，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正能量，传播出去。四是要有刻苦钻研的科学史术，即治学方法。石仲泉建议青年学者要学会“打深井”，将学问做深；“滚雪球”，将学问做广；“勤拾粪”，积累点滴资料。同时，要多思考，不停地琢磨问题，以求新、求实、求活。
马克思曾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这句话，像一盏明灯，照亮了青年石仲泉的学术之路。当年那个怀揣理想的北大学子，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浩瀚海洋中遨游时，将这句话郑重地抄录在笔记本扉页，成为他毕生治学的精神坐标。岁月如歌，初心不改。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石仲泉，依然保持着那份学术赤子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