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阿嬷的情书》剧照。
前些天，空出一晚上，跑去电影院看《给阿嬷的情书》，我特地订了潮汕话版，明知自己听不懂，宁肯看字幕，也要海蛎煎的原汁原味。我向来喜欢听潮汕话、闽南话，只是觉得好听。上世纪90年代，我开始去台湾采访，后来又在台北做过客座，一只耳朵国语，一只耳朵闽南话，听不懂的反而更悦耳。我喜欢听方言，喜不喜欢，与是否听懂无甚关系，我只听音。潮汕话闽南话有文言的古早味，女人说则最好听。于我，听方言是一种旅行。
电影院检票处的桌上，立着一小牌，写着“××纸手巾，2元。产地，广东”。潮汕人会做生意。我幼时看电影，就是“纸巾族”。那时没纸巾，父母会在我口袋里塞一块方手绢。木生、南枝与淑柔的事，其实很难经得起推敲，但纸巾还是用到了。最后字幕跑完，电影散场，心里涌起温暖与惆怅，人间事，电影的事，其实不必过于细究。纸巾才是道理。影片中的“侨批”，这封最古典动人：
“吾妻淑柔，展信安康。随信寄二百银，我一切无恙，生意昌顺。行船入夜，恰江上升明月，圆如玉坠，仿若身在故乡，似与你并肩共赏。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湄南河畔木棉花盛开，像极了家乡的春天，压了一朵在信中，望你也能闻到花香。近来握笔练字，学会了你的名，虽然潦草，努力数日定会成功。纸短情长，伏惟珍重。夫木生”
@ 油画插图：张力奋
下南洋“过番”的人中，不识字的为多。“侨批”中的家信，常常经由“批局”“银信局”及写信人之手，自然更内敛克制，静如深井。正因点到为止，我们才默默感动。可惜这样的古典、这样的克制已成过去。
回到家，突然有提笔写信的冲动。记得上一回铺纸写信、找信封、跑邮局粘邮票，应该是在伦敦，上世纪90年代的事了，寄给上海父母。从前的记事本、钱包里，常常掉出不会再用的新邮票，已是“文物”。
互联网、微信判了写信人的“死刑”，我们可能成为手写纪事的最后一代。自小握笔，在田字格描红、抄方块字，我们的手与腕有着老祖宗五千年的肌肉记忆，但现在正加速退化，进化就是如此残酷。木生南枝是稍早闯荡南洋谋生的国人，“侨批”一为报平安，二为说明寄钱数，只能片言只语，或是国人有关异国生活最早的民间文字。
两年多前，我去过马来西亚的槟城，那是广东人、福建人当年“过番”南洋的聚居地。我找了位华人导游，他领我们参观当地最出名的“蓝屋”，是华人富商、锡矿大王郑景贵的私宅，我看得几乎迈不开步，他把南国故乡的好东西几乎都照搬过来，加上了马来半岛的娘惹文化。1841年，郑景贵受母命，下南洋找寻已在那里谋生多年不归的父亲。不过与木生不同，郑景贵在大陆也有原配老婆和子女，但在马来又娶一房。马来人“娘惹”，据传是当地帮派老大之女，助丈夫调解当地帮派利益与矛盾。郑照例每月“侨批”寄钱回老家，原配老婆的牌位也一直供奉在家，且地位高于妾室。我相信下南洋的华侨里，更多的是郑景贵，而不是木生，中国人总在人性与亲情中挣扎，两个都要。我很庆幸《给阿嬷的情书》的编剧没有让木生和南枝最后有私情，甚至成了眷属。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木生在海上突然“没了”，否则故事也可能改写？有时我们还是愿意相信纯粹，特别在电影里。
郑景贵（1821-1898），广东增城人，马来西亚华人富商侨领，首位华人“甲必丹”，锡矿大王。
1993年我刚写完博士论文，谋得BBC多元文化部一职，做纪录片。第一次出差，我去了英国利物浦唐人街，好像在NelsonSt.和PittsSt.采访了几位最早抵英华工的子孙。唐人街的一些路牌仍留有中文字样。19世纪60年代，中英之间贸易已有规模，抵英商船的第一站就是繁华的利物浦（诚如它完美的中文译名）。中国水手多来自广东。因英国禁止女眷随行，华工只能与当地女子通婚。几代人下来，子孙们的脸已少有东方人痕迹。华工多不识字，与大陆Insight有态度专栏旅行的现场0102父母通信、汇款，多在银信局口述，再由识字人代笔，把广东话变成汉字。父母隔洋等到信，若不识字，再请当地读书人读信，“翻译”成他们能懂的广东话。
“一战”后，邓小平、陈毅、李富春、蔡畅等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勤工”内容之一就是为已在法国做苦力的14万华工写信和读信，以与故土家人保持联系。周恩来总理也同期赴法，起初也是勤工俭学，奖学金由南开大学创办人之一的严修（严范孙）先生出资。某年我在哈佛大学为一部中国历史纪录片查资料，严修先生的外孙（也是赵元任先生的长婿）、MIT航空系的卞学鐄教授说起此事，还特别示我当年外公与周恩来互寄的私信，提及往事。
人类漫长岁月中，以前能远行的人其实很少。走得最远的有几类人：商人、旅行家和传教士。商人为市场诱惑，旅行家痴迷未知的远方，传教士受上帝福音感召。19世纪晚期，又有留洋学生与劳工踏上异国旅途。他们是极少数有资格吹牛，真正见过“远方”的人。走不远的芸芸众生，则靠别人的旅行书信脑补异国风情。13世纪马可·波罗的双脚是否真的走过中国，尚无定论，大英图书馆吴芳思有专著责疑。但他的“东方游记”已喂养一代又一代的东方迷恋与想象。
英国，利物浦，唐人街。（时间不详）
英国，利物浦，唐人街。（1942年）
侨批。
对旅行书信，传教士们的态度更为自律与认真。几年前在牛津古董书市，我见过一份精装成册的中国来信集，作者是一位在华传教士，打字而成，写于19世纪晚期，信头有香港、厦门、福州、广州、宁波等地字样。该传教士每月一信，直接邮给自己所属的伦敦教会。教会收信后，会油印很多份，分送教友们阅读并募款。19世纪的国际邮政，走漫长海路，邮资昂贵，写信人惜字如金。书信集要价太高，我没买，就站在摊位上翻阅。传教士知道他写的是“公开信”，先是简述中国当地教会近况、慈善募款、受洗人数，加上牧师旅行见闻以及坊间逸事。信尾内容常常最好看，像通俗小报，有点八卦，可一窥民间中国。16世纪，利玛窦在北京给罗马梵蒂冈教宗写汇报，邮路更复杂，先由信差从北京南下将信带到澳门。远洋船长接信后，经由南中国海、印度洋、大西洋、地中海，最后送达梵蒂冈。19世纪马礼逊的旅行通信则更看重“忠诚而简洁”。这些传教士的书信、回忆录已是研究当时中国社会变迁的原始文献。
维多利亚时代，为大英帝国极盛期，大不列颠的岛民开始行走世界。他们原本就喜欢写信，自然也是最早一代旅行纪事人。他们在私信里带家里人旅行，见字如见世界。日后旅行游记（travelogue）也养活了很多作家，如康拉德、G.格林。当年写信人考究，特别是读书人，先打草稿留存，改完再誊抄干净。最考究的是，邮寄之前再抄一个副本留存。等信稿积累到书的厚度，就送去当地印刷坊装订成册，作为私藏。两性间的异地情书更是如此，常用小牛皮装订，烫上金字。潮汕籍的老友告诉我，旧时写“侨批”，也打草稿，细加斟酌，也有留底的习惯。中西均惜字敬纸，文明的烟火使然。
传教士利玛窦（16世纪）。
流行写信的年代，机场、火车站月台都是伤感地。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我去英国读书的行囊里，有父母各写的一封信，父亲信短，字体潇洒工整，上书“出国十一条须知”，包括“谨言慎行”“勤俭节约”“勿忘自己是中国人”等告诫，似乎想让我把中国都塞进信封带走。母亲习惯写长信，密密麻麻几大页，字体如一连串蝌蚪。为省纸她还写背面，蓝墨水都透出来，关照“勿丢三落四”“春天穿衣要捂”。那时父母都没出过国，我的家信就是他们的英伦游记。一开始笔勤，每月一到两封，毕竟读的科班新闻，情感表达差些，记事的本钱还有。有时我直接写日记给他们，比如牛奶鸡蛋面包番茄卷心菜的价格，以及周末去中餐馆端盘子的酬劳，且按照1∶15汇率换算成人民币，让他们吓一跳。反正他们对我在异乡的细节都好奇。信里我通常塞一到两张近照，不敢多放，超重得多贴邮票。同学回国探亲，喊一声，彼此充当信使，大家即开始突击写信，里边照片鼓鼓的。出国时带足了中国邮票，信封上提前贴上。一出北京机场，带信人丢进信筒就是。也有同学嫌写信费时麻烦，索性就买个小录音机，录个TDK磁带，一盒60分钟，几乎可讲英国的章回小说了。
最近，“英文新闻经典”课，我让学生阅读《TheEconomistAt175》长文。这是2018年《经济学人》为创刊175年发表的“纪念宣言”，反思其自由主义传统。文章涉及就业、个人所得税、社会福利、贸易自由等各式问题，每个同学自选一章节参与课堂讨论。我告诉学生，作为市场自由主义的产物，全球化事关流动：观念流动、资本流动和人口流动。旅行则是人口的短期流动。过去四十多年，除去大幅度解决贫困，流动自由是中国国民生存最根本的变化之一。我问学生，中国人移民海外至少已有两百年历史，足迹已遍布天下。中国是否也应该考虑接纳外国移民？希望中国最终成为移民国家的请举手。我环顾教室，笑问三次，学生表情尴尬，无人举手。或许从没人对他们问过这个问题。
去年，到中国旅行的出入境外国人达8203.5万人次，接近德国、土耳其或伊朗这三个国家中任何一个的全国人囗。“240小时”（10天）免签政策正让更多老外第一次来到中国。地球仪上，中国正变得越来越近。“见字如面”正被自媒体和网红的小视频迅速取代。塞缪尔·约翰逊说过：“旅行的意义在于体验，在于看见，在于用现实来约束想象，不是想象事情会怎样，而是去看它们实际上是怎样的。”显然约翰逊期待的旅行已在降临。作为一个上世纪过来的旅行人，我总觉得眼下的旅行太过容易，也太快，少了点距离感与粗砺，再没有当年机场与火车站月台的伤感，更没有翘首等候邮递员上门的旅行家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