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798艺术区七星中街,尼画廊于今年4月正式开业,在它的周围,分别是一家音响店、一个音乐工作室,和一家面馆。
七星中街并非位于798主干道,十年前,这里相对偏僻,且更多聚集的是各类艺术空间而不是商店。随着798艺术区进入一个更泛旅游化的时期,七星中街的生态也变得更偏向游客消费。这与整个艺术市场的趋势相合,根据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和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的数据,在经历过疫情期间短暂的艺术销售高峰之后,2024年,中国艺术品交易在拍卖市场下滑35.38%,为十年来最低。而线下销售占画廊总营收也从2021年的约42%降到2025年的仅26%,这意味着,走进线下画廊的大多数人是游客,而非艺术品买家。
回到个人体验来说,我一度对北京的文化氛围感到沮丧,原因是诸多文艺青年以及与之相关的产业人士的离开,新美术馆几乎也不再以首先扎根于北京为豪,而是纷纷南下。而在疫情前,北京几乎是无可争议的文化艺术中心—我指的不仅仅是商业,还有整个艺术推新、创作和讨论的氛围。
尽管如此,一些小型画廊的兴起,给了我一些希望。虽然拍卖这样的二级市场在下滑,但一级市场的画廊业似乎进入一个新的周期,面对年轻一代藏家的小空间、试验性质的画廊开始试着带给行业一些新的东西。
尼画廊便是其中的一员。画廊主可尼尼出生于1996年,从美国毕业回国后,曾先后在上海和北京两家知名画廊工作。从画廊离职后,她与两位朋友在北京的胡同里成立了一个小型的艺术空间“小组工作xiaozu”。这是一个非营利的空间,每周都在开展丰富的试验音乐、行为现场等活动,吸引了许多艺术家和爱好者。在运营“小组”两年后,她认为是时候开一家画廊。
开画廊的根本原因在于,她对当下画廊业的生产机制有所反思。画廊业长期以来的商业模式是每隔一两年会为签约艺术家做一次个展,这就需要艺术家在一个期限内生产出一定量的新作品,且不断在这个模式中循环。这是一个事实上非常高效、高产的行业。作为艺术家兼画廊主,可尼尼认为,尽管有一个创作期限有利于对艺术家的职业化培养,但由于成长并不是线性的,这种模式对一些艺术家来说可能不可持续,而且容易陷入出于商业化考虑的内卷。
这套艺术生产机制在国内外其实已经通行多年,只是在国外有着更成熟的配套:一级市场、拍卖行、非营利机构分工明确,部分画廊愿意给艺术家3到5年甚至更长的培养周期,加之基金会、驻地项目、公共资助等多元支持系统的存在,以及更成熟的藏家群体和多元化的收入结构,艺术家不至于完全被“创作新作品—定期办个展”的单一模式绑架。但即便如此,头部画廊的“超级画廊化”趋势同样追求高周转率,年轻艺术家依然面临着“不出新作就会被边缘化”的行业压力—这种内在矛盾并未因体系的成熟而消失。

尼画廊空间内,艺术家张佳星的作品。
可尼尼不认为自己在商业上可以立刻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这一系统,但她希望自己可以有所突破,“让藏家建立起认知是特别难的事,大部分商业逻辑还是根据客户需求去选作品。但我希望在画廊这个平台上把我认为真正好的艺术家给推出来,为消费者建立起这样的认知。”
这也与中国一些主流大型画廊选择代理的艺术家有关。通常,它们会选择那些著名艺术家,他们的作品更容易因为艺术家的名气被卖出,且价格昂贵。而另一方面,它们倾向于走流行风格路线,在一段时期内艺术品消费者喜欢什么,就会卖同类型的艺术作品。
推新对画廊业来说是一个全球性难题。艺术家能获得名气,需要长时间坚持不懈的创作,以及画廊运营者与藏家的持续支持,然而获得名气的只有幸运的一小撮人。画廊需要保证艺术家的创作连续性,同时,它们也依赖于藏家个人的兴趣和判断力。举例来说,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创始人尤伦斯夫妇从1980年代末开始收藏中国当代艺术,其收藏与推广持续了二十余年,不仅见证了中国当代艺术从默默无闻到被市场认可的完整历程,也与其他同样有此经历的西方藏家一同建立起了国际市场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信任体系。这种长期在同一领域的投入,既需要资金实力,更需要对艺术价值的笃定与耐心。
然而,这种模式在全球及当下中国的画廊生态中都越来越难找到。在国际市场上,随着消费心态趋于保守,著名艺术家的作品占据的市场份额越来越高。而在国内,一方面,房租等运营成本使画廊需要更快的资金周转;另一方面,藏家群体迭代太快,并未建立起终身的消费习惯,甚至投机性购买多于长期收藏。这使得画廊不得不更依赖“安全策略”,即主打已经得到市场认可的艺术家和经过验证的流行风格。在这样的循环中,新人艺术家和试验性创作往往成为最先被牺牲的部分。
在可尼尼看来,她所挑选的艺术家是有潜力的,需要对他们有耐心。“早期可能就是东一榔头西一棒,但是后期这些东西会变成他创立自我的一种工具。”事实上,她认为,大部分艺术家似乎在当下市场上有些操之过急,“很多人还没有出来”。
她将自己挑选艺术家的范围定在20到40岁,因为与这些人更容易达成共识,在此基础上的沟通也会更容易。而最重要也最简单的挑选标准就是,“他是不是真心的,而不是在模仿或者糊弄自己”,可尼尼说。正在尼画廊展出的艺术家张佳星的作品在她认可的这一范围内:90后,喜欢探索材料本身的丰富性和视觉功能,在表达上则有着某种轻松戏谑的态度。
这种长期陪伴对于画廊来说意味着对艺术家的投入不太可能在短期内见到收益。因此,可尼尼也在思考下一个展览是否有些别的可能。比如,增加小尺寸画作的比例,这样能让价格便宜一些,千元到一两万元的价格也能让更多人消费得起。“一个新的好的艺术家,如果他的作品更便宜的话,那也许大家更容易接受。”
尽管刚开业不到半年,可尼尼已经收到了一些积极的反馈。新藏家对于年轻一代艺术家的兴趣正在增加,虽然不是当下就转化为购买,但他们可以成为潜在的消费者。整体来说,她对接下来的事业保有信心,“北京的好处是,大家还在乎文化艺术这件事,每次总有不一样的人来加入。你要问我这个信心来自哪里,我觉得我想做,所以认为我能做成。”
此外,她也希望像国外一样,为艺术家建立起一套包括公共机构和私人的资助系统,以便他们能够更安心地创作。至于理想是否能够实现,可尼尼似乎抱着比我更轻松的态度。对她来说,这是一个新鲜的创业过程,“就像是寻宝,可能我就能找到一些新的东西,或者以前没发现的事情。”
而在我看来,“创业”这个词用在可尼尼身上无比合适,回到这个词最初的语境,它包含了对行业的突破,个体的冒险和勇气。也许这也是画廊行业需要新的年轻人的原因,销售、商业、数据对行业来说固然重要,但愿意去改变一个行业旧有的、持续被诟病的陋习,并实际付出行动,才是它还让人觉得充满活力的地方—谁又可以在当下就用成功或失败去定义他们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