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Dweller·新华village公寓，住户们在公共空间聚餐，这个空间也可以用来举办各种活动。（图片/Dweller）
如果市场上出现一类公寓：租客有自己的房间，公寓里有共享厨房、客厅或公共空间，有丰富的社群活动—你会愿意租吗？
年轻人的答案可能会是：愿意。
在上海，共居品牌Dweller正在尝试用“社区感”创造一种可商业化的居住产品。2024年年底，Dweller创始人武力与两位合伙人一起在上海长宁区延安西路租下一整层约600平方米的公寓，统一管理房间与公共区域。依据不同的户型，住户拥有约15至25平方米的私人空间，同时共享约150平方米的客厅、厨房与工作区。
在Dweller·新华village公寓，住户们在公共空间聚餐，这个空间也可以用来举办各种活动。（图片/Dweller）
这个公寓被命名为Dweller·新华village公寓，与大多数合租公寓不同，这些公共空间并没有变成堆满杂物的“过道”，反而成为住户选择这里的重要原因。Dweller·新华village公寓的月租因此比周边市场均价高出700至1000元。
在上一个十年，自如、泊寓等服务公寓曾经捕捉到了这样的需求。共居模式需要的大面积公共空间、持续性的社群活动与复杂的运营体系，意味着更高成本与更低坪效。那时，服务公寓走向了以“高周转、高密度、标准化”运营为核心的复制路线。
但现在，Dweller提供的这种被称为“共居”的居住模式正在逐渐流行。相比传统长租或合租，它更强调社群属性和公共空间共享，回应了当下年轻人在独居、远程工作和流动生活中普遍的孤独与社区感缺失。Dweller创始人武力的这一判断，源自此前两年多运营非营利共居空间的经历—他注意到，疲惫的年轻人常常在与室友的交流陪伴中重新焕发活力，由此意识到独居青年对这类空间的真实需求。
在Dweller·新华village公寓，150平方米的客厅、厨房与工作区日常主要开放给住户。因此，构成这个产品的核心要素是—安全。Dweller对住客有两层筛选过程：通过与看房的人线下接触完成“硬筛选”，筛除掉那些有潜在性骚扰倾向、暴力倾向的住客；另一方面，住户入住前需填写问卷，由运营方筛选是否“符合该社区气质与邻里需求”。
浙江安吉的DNA数字游民社区里，既有“集装箱”式单人间，也有多人间。（图片来源/DNCN）
浙江安吉的DNA数字游民社区里，既有“集装箱”式单人间，也有多人间。（图片来源/DNCN）
Dweller以长期住户为主，租期不足六个月的短租住客需要支付高出一成的月租。为了营造社区氛围，运营团队会邀请一批有共居经验、习惯公共空间生活与交流的人作为首批住客，由他们参与空间的改造和调整。此后，运营团队会主动帮助新成员融入—通过安排聚餐、活动和牵线介绍，让新住户迅速破冰融入环境，并逐步从旁观者转变为社区的参与者。
对于想要加入这类共居社区的外来者来说，活动是了解这里的一个窗口。Dweller每月会举行约20场对外开放的活动，涵盖电影放映、工作坊、分享会、人文社科沙龙等多种形态。沙龙活动的价格在20至40元之间，对生活在上海的年轻人来说压力不大。
参加活动的人群中既有住户也有非住户，多为创意行业从业者或远程工作者，他们流动性较高，希望借此建立新的社交网络，部分人参加后选择入住。Dweller目前有20名常住客，年龄集中在22至35岁，来自教育、心理咨询、生物制药、自媒体等多个行业，其中自由职业者占比约四成。
住户长住的原因各不相同：曾旅居多国的艺术家Arden将Dweller视为自己的“社区锚点”支柱，用以平衡她生活中的“探索”与“亲密关系”这另外两个支柱；生物技术创业者鸡丁最初是为支持在此创业的朋友而入住，他在美国留学期间已有过共居生活经验，对这种模式并不陌生。
此前的共居项目运营经验让武力意识到，维持社区活动与社群需要专业的运营团队，光靠志愿者已经远远不够。因此，他将Dweller的运营团队更多定位在“空间提供者”的角色，“蕾蒂逃课”“知合NEXUS”“普罗托邦”等和Dweller调性一致的、活跃的青年社群和组织，成了这里的活动重要的合作伙伴，Dweller鼓励不同的社群、个人来申请和使用这样的空间，并依照活动费用做不同比例的分成。
DNCN复制的另一个项目点—DN武夷山，也包含了住宿、活动等基础设施空间。但运营团队更希望靠入住的数字游民自己发起活动形成社区氛围，完成自循环。（图01摄影/苦瓜）
DNCN复制的另一个项目点—DN武夷山，也包含了住宿、活动等基础设施空间。但运营团队更希望靠入住的数字游民自己发起活动形成社区氛围，完成自循环。（图01摄影/苦瓜）
DNCN复制的另一个项目点—DN武夷山，也包含了住宿、活动等基础设施空间。但运营团队更希望靠入住的数字游民自己发起活动形成社区氛围，完成自循环。（图01摄影/苦瓜）
如今，Dweller收益的八成以上来自于公寓租金收入，剩下不到两成来自活动与空间租赁，可见，盈利主要来自于房租溢价。与传统服务式公寓相比，共居模式需要保留更大的公共空间，同时投入更多人力维护社区关系，因此空间坪效和利润空间都相对较低。
Dweller依赖主理人创造的社区气氛，这让住户更容易把社区视为伙伴而非服务商，归属感由此形成。但这也意味着，社区的气质高度依赖主理人的个人风格—找到既能营造社区氛围，又愿意长期扎根这一岗位的合适人选，是Dweller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
今年5月，Dweller在上海静安寺美丽园大厦开放了共享办公品牌“共工地”。Dweller·新华village公寓所在的大楼中另一层约600平方米的居住空间也即将落地，武力希望将整个新华village项目扩展至50个居住单元，把Dweller营造为具有“附近”属性的青年社区。他设想未来与地产开发商或政府合作，介入小区域的社区更新规划，从设计改造到软硬装配套一并推进，营造适合年轻人居住的城市小街区。
像Dweller这样对于“共同生活”的追求并不是中国独有的趋势。欧美社会从上个世纪就已经开始反思，当传统的家庭、邻里关系与稳定工作逐渐松动之后，人们如何重新建立社群连接。19世纪以来的乌托邦社区试验，以及1960至1970年代兴起的嬉皮社区与合作住宅运动，都曾试图在人与人之间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1970年代后，欧美逐渐分化出两种不同路径。一种是更市场化、更流动的“共居”（co-living），更多回应高房价、单身化与自由职业兴起后的城市生活，并在欧洲大城市快速扩张。比如在伦敦，共居已成为英国最重要的新型商业居住形态之一。据房地产服务商第一太平戴维斯于2025年发布的英国共居市场报告，伦敦拥有约5600套运营中的共居住宅，另有约6700套已获批或在建项目，占全英国共居市场接近六成份额。与此同时，截至2023年，法国约有1.45万个共居房间，其中约一半集中于巴黎周边区域。
另一种则是强调自治与长期社区关系的“合作居住”（co-housing）。在政府的支持下，居民与非营利组织共同建设并长期运营合作的居住社区，形成了不同于商品房小区的居住模式。例如在瑞士苏黎世，合作居住已经成为了重要的补充性住房，2022年合作居住住房已占全市住房总量约17.9%，在2009年至2019年的新建住房中占比更是达到27.6%。
在中国，除了市场化驱动的“共居”，由政府参与的类似于“合作居住”模式也开始在建房成本更低的乡村和城郊出现。
跳海Living的酒馆客厅和公寓洗衣房模块被设置在一个空间—“大堂”里，青旅共有33间房共108个床位。（图片/跳海Living）
在距离上海2.5小时车程的浙江安吉溪龙乡，一间废弃多年的竹木加工厂如今住满了从大城市逃离的年轻人。这就是数字游民社区数字游民安吉（DigitalNomadAnji，DNA），提供多人间与单人间等不同房型，也有共享办公、食堂、运动、活动等公共空间，2021年由许崧和合伙人阿德的团队发起，资金和场地来自房地产开发商上海爱家集团。许崧曾是旅行作家，在大理生活多年后开始研究社区文化；阿德此前在云南大理生活了十多年，经营过独立书店“海豚阿德书店”。
在DNA附近，原本还规划了一个更受重视的项目—安吉创意设计中心（AnjiCreativeandDesignCenter，ACDC），当地政府和爱家集团最初把它当成重点，用作寻找乡村运营新模式的尝试。但DNA第一篇招募帖子发出后，阅读量冲到数万，人气反而超过了ACDC，这个意外让所有人对“数字游民”这件事另眼相看。
许崧认为，传统乡村在基础设施和生活便利性上落后于城市，这会削弱其吸引力；但更关键的是，如果缺乏深度、真实、持久的社交关系，乡村依然留不住年轻人—这也是为什么他不像多数项目那样靠硬件投入和创业政策去吸引人才，而是更看重城市本身“聚人”的特质，并试图把这种特质复制到乡村里。
跳海Living的酒馆客厅和公寓洗衣房模块被设置在一个空间—“大堂”里，青旅共有33间房共108个床位。（图片/跳海Living）
DNA成立后的第二年，许崧和阿德把背后的思维总结成方法论，推出了运营品牌数字游民中国（DigitalNomadChina，DNCN），开始把DNA的经验复制到其他乡村。2023年，许崧团队落地了“DN余村”（余村数字游民公社）项目，这个项目嵌入了一项由政府发起的名为“余村全球合伙人”的招商计划，由浙江安吉县天荒坪镇政府于2022年7月推出，目的是为乡村引入更多元的新兴业态，助力乡村振兴。两年内，逾50个合伙人项目通过该计划落户余村，DN余村便是其中之一。
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DNA的概念让基层政府看到了吸引优秀年轻人才返乡的可能性，纷纷发来邀约，但许崧只选择条件与理念合适的项目合作。DNCN的营利模式并不复杂：和地方政府签订合作协议，运营费用是主要收入来源。想要引入数字游民社区的地方政府，会先在DNCN团队的参与和建议下，把园区房屋按照数字游民社区的需求改造好。DNCN的团队进场运营大约一年，等社区能够自己运转，团队就抽身离开。
DNCN将一个社区刚开始形成的过程称为“开荒”—许崧团队把基础设施搭好之后，几乎不会亲自组织具体活动，而是邀请新老数字游民来到新的空间，靠入住的数字游民自己发起活动、自己社交，让社区氛围逐渐形成。DNCN团队的工作主要是“提供合适的环境”而非“安排内容”。等社区形成自循环之后，团队会逐渐撤出。
2023年9月，DNCN对安吉的两个数字游民公社中的会员发起调查，发现在安吉停留超过一个月的会员占55%，平均停留时间为58天。在“选择安吉作为数字游民目的地”的原因中，“社区氛围”一项高居榜首，得到了82%的问卷支持。
在这种政府级的支持保障下，DNCN的数字游民社区项目往往具有较低的价格。多人间月租在300至600多元，单人间通常低于2000元。以DN余村为例，51个房间可容纳约140人，月租最低350元、最高1200元。许崧将社区规模设定在100至150人——这是在满足DNCN要求的生态最小规模基础上，与业主能承受的最大投入之间的平衡点。而且，这一规模既能促成住客之间的交流，又不至于产生陌生感，是一个“大家会彼此脸熟，但又可以保持距离”的人数。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的研究也在1990年代提出过“邓巴数”的概念，称人类能够维持稳定社交关系的自然上限大约正是150人。
2025年年底，DNCN启动新项目DN武夷山，这已经是DNCN第四个项目点，主题为“小生意”试验场，鼓励住客自行制定规则并参与空间乃至商业项目的运营。许崧把“小生意”定义为一个人、一对夫妻或几个朋友就能经营的小本买卖—不需要发大财的野心，做好了也能让一家人过上体面生活。在他看来，这类生意是一份延续了世世代代的正当职业，即便在AI时代也不会被取代，因为人们终究需要走出家门，和朋友坐下来吃饭、喝咖啡—这种陪伴式的消费体验，是任何技术都替代不了的。许崧认同一种说法：一份好工作应该“有兴趣、有挑战、能挣到一点钱”。
跳海Living通过“触点”创造人与人的联系。（图片/跳海Living）
在DNCN模式的启发下，许多团队投入到类似的“数字游民社区”的建设中。据公开统计，到2025年年底，中国符合“数字游民社区”定义（拥有对外开放的线下实体空间且以数字游民为核心受众）的社区扩展到48个，一半以上是2023年之后才出现的。另一方面，DNCN团队也在探索更轻量级的“社区中心”模式，希望能复制到更多乡村地区，继续延续DNA“先聚人、再生长”的运营逻辑。
2019年创始于北京的跳海酒馆，一直被认为是青年在城市中的一种“社区中心”。与大多数精酿酒吧不同，跳海的创立并不是因为擅长卖酒，而是善于做“社区感”。其联合创始人随易曾表示，“酒馆只是我们承载这个能力的一个场”。
跳海背后有资本介入，由元气森林创始人唐彬森成立的挑战者创投领投。2025年，跳海酒馆在中国的门店数量已超过40家，布局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17个城市，并已拓展至新加坡等海外市场。此时，随易开始思考另一个问题：“社区感还可以在哪些行业创造一些新的价值和溢价空间？”
2025年下半年，他于深圳南头古城创立的“跳海Living”，更像是融入了共居社区思维的“酒+旅”综合体。在酒馆基础上，跳海Living以低成本更新空间，引入酒店和青旅的混合形态，形成“一楼酒馆社交、楼上住宿生活”的布局，让酒馆、活动与青旅形成混合场景，吸引人们短暂停留与流动。
跳海Living的灵感始于对传统酒店大堂的观察：大堂在财务结构上并不创造利润，更像一个展示空间。住客短暂停留、匆匆离开，彼此互不相识，公共空间形同摆设。跳海经营酒馆积累的公共空间运营能力，让团队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把酒馆与酒店形态结合，既能创造利润，又能激发社区感、促成住客相识。
跳海Living通过“触点”创造人与人的联系。（图片/跳海Living）
从一开始，随易就将这个新的品牌定位为“嵌入在地方社区的一个社区节点”，并提出口号：“住跳海Living，交本地朋友。”跳海Living最初同时运营酒馆、青旅和长租公寓三种业态，但多线并行的运营压力，加上深圳本地长租公寓市场已高度成熟、竞争激烈，随易最终决定收缩边界，聚焦青旅与酒馆业务，专注于本地社群的运营。
在跳海Living，青旅分布在高层区域，最多可容纳100人左右。青旅占据了33间房共108个床位，有多人间、双人间等多种房型，价格高出传统青旅70%甚至一倍。跳海酒馆面向的是本地的客群，附近的年轻人会聚集在这里一起喝酒聊天，创造了社区感和本地感；而青旅更多是面向外地客群，具有流动性和开放性。
开业时，跳海Living推出了“在地体验计划”，邀请本地居民为青旅住客策划活动。参与者分三类：在古城生活多年的居民及店主，他们主要发起社区类活动；数字游民和新深圳人等群体，更擅长发起城市探索类活动；插画师、冲浪教练、音乐人等族群更多发起兴趣类活动。这些体验均为收费活动，除测试阶段，跳海Living会抽取最高两成作为服务费。表现突出的发起人可获房券、酒券等奖励，反馈优异者还可能与跳海商讨标准化合作。跳海Living负责协助完善活动细节并通过海报、视频展开推广。如今，跳海Living每月平均举办15场活动，其中大部分来自于住客和常来这里玩的本地“朋友圈”。
仄三经常专程去跳海Living参加或组织活动。吸引他的主要是楼下酒馆形成的“公共性”—这里自然聚集了对公共议题、读书活动感兴趣的人，让大家在慢慢建立关系的过程中，也能自在地共享同一空间。
随易高度认可这些“连接”的价值。跳海Living团队在筹备阶段绘制了一份名为“触点地图”的内部文档，将客人从入住到离开的整个流程拆解为多个互动节点，每个节点都被设计为潜在的社交介入点。随易举例说，在多人间内，房间设有一个状态显示功能，客人可标注自己当下的状态，例如刚到、次日离开、感到疲惫希望保持安静，或是愿意与人交谈。该功能对同住的房客可见，将原本仅用于个人提示的信息，转化为向陌生室友传递的社交信号。
随易表示，这些触点中只需有一两个被客人实际使用，入住体验便可能发生明显变化，从而提高陌生人之间建立联系的概率。他将这一设计逻辑概括为“创造触点”。
随易认为，目前跳海Living最大的挑战之一，是如何在高度规范化的OTA平台（OnlineTravelAgency，在线旅行平台）解释这种“非标准化”的价值。展示界面中的文字、独特的房间名字等差异化特质，会被平台要求整改或拒绝上架。相比之下，跳海自有的小程序有着更高的灵活性，且有助于转化为私域会员。如今，跳海Living入住率稳定在60%以上，来自小程序的订单超过三成。
这为跳海Living的下一步扩张打下了基础。随易正计划前往广州、杭州、景德镇和惠州考察和布局—这些城市本身都有着一定的旅游属性和青年基础。
Dweller的城市共居、DNCN的数字游民合作居住、跳海的社区节点—这三种模式形态各异，但指向的是同一个问题：如何在流动、独居、社交匮乏的城市生活里，重新找回集体生活的价值。共居与合作居住等兼具空间品质、社交连接与文化表达的居住形态，开始展现出新的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