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吸引我前往龙虎山的，不是天师道场，而是万仞峭壁上的古越人悬棺。
芒种前的几天，气温突然升至近40摄氏度。从龙虎山国家公园的桃花洲站下车前往仙水岩的河对岸也就十几分钟的脚程，却走得我浑身是汗。所以，当十几分钟后一位头戴九梁巾、手持拂尘的“道士”腾云驾雾，开始在水上飞板上做各种飞升动作时，我的内心戏码是：好凉快，快换我上吧。你们道士自带法力，不需要这个啊。
如果较点真，今天飞板的冲力，还不足以把人带到大多数悬棺的高度—它们距离水面从二十多米一直到六十多米。更何况，这不仅仅是高度的问题，元代文人危素就说，“樵者虽极力攀缘至绝顶，仅可俯窥，而石磴嵌空，终莫能即。”
就像在饭店里堂食，却不断地被某App的外卖订单声打扰，伴随着煞风景的“直播感”解说，几名杂技演员熟练地拽着安全绳从悬崖上一跃而下，开始给观众表演过去道士们如何在崖壁上采药。古越人如何把棺木放到那么高的峭壁上，是现代学者一直想破解的一个谜。
接下来的悬棺安放表演，给出了一个最具说服力的方案—并非什么道家的乾坤挪移大法，而是当时业已成熟几百年的木辘轳吊装及绞车技术。今天的考古发现告诉我们，早在3300年前的商代，鄱阳湖另一头的矿工已经在今天瑞昌铜岭地下矿场用上了这些中国人早慧的世界级机械发明。
在一束目光的注视下，“悬棺”从站着几只鸬鹚的竹筏（鸬鹚总是和竹筏一起出现）上被轱辘摇起，缓缓升空。在这个万法宗坛统摄的道家圣地，这目光来自悬崖底下的一座叫慈航轩的小寺庙，里面供奉着慈航大士（观音）的泥塑金身，四周贴着各种读不懂的符箓。不禁遥想，当初天师道祖师张道陵来这里炼丹时，栖身之地也许就是这样的山中小庙吧。
半个小时后，在最接近悬棺的制高点—仙女岩上方的观景台，鸬鹚捕鱼成为我和西班牙女孩阿尔穆德拉讨论的话题。
“我在一个意大利传教士（鄂多立克）的旅行日记里，看到过他描述第一次见到鸬鹚捕鱼的场景。”
“我们欧洲其实也有，但似乎集中在地中海区域。”
后来我去查阅鄂多立克的籍贯，果然是在意大利东北部偏内陆地区。
阿尔穆德拉来自西班牙的格拉纳达市，她的名字残留着阿拉伯人的痕迹（带有al前缀），她笑言祖上肯定是混了摩尔人的血，毕竟被统治了近八百年呢。她说自己非常喜欢中国，特别是乡下。自从中国对西班牙免签以来，收入并不是很高的她选择每年来一趟中国，待一个月，而且只去乡下。
我想我会一直记得我们相遇的那一刻。当我沿着陡峭的步道爬上悬棺观景台时，她正独自一人安安静静地凭栏眺望对面丹霞岩壁上若隐若现的棺木。这个场景不免会让我联想到格拉纳达的“荣光”—这座城市是中世纪摩尔人面对西班牙人的反击，是坚守到最后一刻的堡垒。我也忘了告诉阿尔穆德拉，这里（桃花洲）因为地势险要，过去据说是盗贼出没之地。
我猜阿尔穆德拉也很开心认识我。如果有人在和你见面的一瞬间，告诉你他去过你的家乡，而且还知晓这个地方名字的最初来历，换了谁都会开心吧。
我非修道之人，宗教知识浅陋。江西是最早产生三教融合的地方之一，历史上不同宗教互有借鉴，甚至共处一室的例子也不少（比如供奉儒释道的三圣殿），但偶然撞见这佛道共同供奉的慈航大士，还是眼前一亮。转出山来，在正一观的后殿，我又看到酷暑下有值守的年轻道士奉书苦读，不禁心下好奇。等他放下书去花园摘菜，才发现他看的是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本和后来传入中国的琐罗亚斯德教（伊朗拜火教）有很大关系的哲学著作。
如果在社交平台上搜索龙虎山的攻略，会跳出很多手捏剑诀的打卡女孩自拍照，英姿飒爽（阿尔穆德拉一定是来自不同的文明，她去了中国那么多地方，基本上都没自拍）。回想自己成长过程中的道教记忆，很多类似关键词会蹦出来：武当派、王重阳、金庸。拜流行文化所赐，隐居山林、修仙炼丹、行侠仗义等符号化的浪漫叙事，替代了我对道教的所有想象。
事实并非如此，回想近两年本栏目写到的海陆丰中元节太平清醮、台州送大暑船习俗，都有道士在现场建醮主持科仪。作为明清以来“永掌天下道教事”的正一道，这些道士的度牒和授箓，以及科仪是否规范，在过去都需要得到龙虎山的背书。相比全真道更加强调戒律、归隐的内丹修炼，正一道承担了更多的民间宗教功能，诸如祈福、超度、驱邪等等，与地方宗族和乡里的关系更为密切。如此说来，天师府和上清宫不隐筑在山上，倒是合情合理了。
不光是这些日常法事，类似城隍这样的神邸应该是谁，在过去也得请示龙虎山。对民俗宗教颇有研究的史学家顾颉刚曾经在《古史辨》里回忆家乡苏州的城隍庙：“我在清代是江苏省苏州府元和县人，江苏省城隍和苏州府城隍我都不知道是谁，听说是三年一任，由龙虎山天师府札委的。”
美国探险家威廉·埃德加·盖洛是较早用镜头记录下张天师的外国人—1909年，在穿越中国十八省府的重返中国之旅中，盖洛留意到南昌的市场上有鸬鹚和虎皮出售，并在龙虎山采访到了第62代天师张元旭，为其拍照留念。那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再过一年，整个中国就要变天了。张元旭一袭顶戴花翎，穿着打扮和一个清朝官员无异。镜头前的他，看起来并不是很开心。
“唵”！
天师府法箓局里，传来一声断喝。有位年轻道士抑扬顿挫地吟唱着，在厅堂里步罡踏斗，显然是在给一位坐在边上的年长道士传授步法。
这一声呵斥，让我想起小时候在浙江永康老家，父亲偶尔会邀民间艺人到店（杂货铺）里的小台子上唱道琴。唱着唱着，也常常会用这种方式来转场。据懂行的人介绍，江南道琴艺人的这种演唱方式，也是受到了江南道教科仪音乐、法事唱念的影响。
道教音乐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也深远得多。大家对盲人音乐家阿炳和他的《二泉映月》耳熟能详，但不一定有很多人知道他来自无锡的一个道士家族。阿炳最初的音乐训练和素养，都来自道教经韵音乐。
有趣的是，仙水岩崖墓群出土了一把十三弦古筝，这让现代人很惊讶。我们也许可以推断，在张道陵进入龙虎山之前的一千多年，这片山水之间已经有人在举行复杂的仪式、制作精美的乐器，并用音乐与神灵和祖先沟通了。一千多年后，道士们所做的，不过是把这个传统延续下去。
按照传统，天师府是张天师的府邸，历代天师的阐教说法、传道受箓、百神授职、大型祭祀，应该是在镇上离天师府不远的大上清宫。在明清时代，它远比天师府热闹。今天的情形倒了过来，游客和信众都跑到天师府，而大上清宫，在1930年毁于一次大火。在上世纪50年代的鹰潭铁路建设中，这片废墟又被当作堆土方的空地整体埋没、遗忘，直到后来如出土文物般被重新修葺，成为今天的遗址公园。
公允地说，这个已被选入全国重点文保的遗址公园还是不错的。与其虚与委蛇，不如诚实对待。后期在原址上加盖的建筑非常考究，里面介绍大上清宫历史的展览，史料充实，展陈也颇有亮点。
看到龙纹建筑构件、绿釉骑凤仙人之类的大上清宫文物遗存，会让我想起一件特殊的文物—它至今无迹可寻，却是无价瑰宝—那就是元代龙虎山道士、地理学家朱思本安放在三华院的《舆地图》刻石。该地图历经十载，结合实地考察与计里画方的测绘技术绘制而成。经明代罗洪先增补为《广舆图》后，该地图成为元明时期最权威的表现中原地区的地理、地图学作品。而朱思本制作的另一张《华夷图》（我猜测是在1136年阜昌版的基础上），涵盖中国之外的地理情况①。目前，这两份地图（包括刻石）都已佚失。
朱思本的贡献，脱离不开元代伊斯兰世界地理成就对中国的冲击。但他的出现，改变了过去制图学被牢牢掌握在西方传教士手中的刻板印象。原来我们的“传教士”也曾经有所创制，而且早于地理大发现的前夜。道教在元朝备受尊崇，让朱思本这样的道士有机会为皇帝代祀岳镇海渎，获得一手的田野数据。而道教和星象学、堪舆学的亲密关系，注定了它和地图知识的生产有着天然的合作可能。
翻检史料，发现鲁迅、胡适等人，都在清室逊位后的几年，对张元旭天师们有过诸如“万恶都由科学，道德全靠鬼话”的文字关照。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他们免不了对这些封建迷信的代表口诛笔伐。
这里不妨贴上一段鲁迅放在《热风》里的张天师的自白。
“自拳匪假托鬼神，致招联军之祸，几至国亡种灭，识者痛心疾首，固已极矣。又适值欧化东渐，专讲物质文明之秋，遂本科学家世界无帝神管辖，人身无魂魄轮回之说，奉为国是，俾播印于人人脑髓中，自是而人心之敬畏绝矣。敬畏绝，而道德无根柢以发生矣！放僻邪侈，肆无忌惮，争权夺利，日相战杀，其祸将有甚于拳匪者！……”
“敬畏绝，而道德无根柢以发生矣”，仔细想想，时间过去一百年，在科学昌明、AI奔腾的今天，光听听这些话，似乎不但不够“鬼话”，还颇有几分道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