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恐惧与生命的对策》
作者：[英]齐格蒙特·鲍曼著，李康译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6年1月
定价：88元
中国人讳言死，认为“好死不如赖活着”，人一死就什么都没了，多活一天是一天。从古至今，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那么多人迷恋长生不老药，或想着怎样延年益寿、琢磨养生，说到底都是出于对死亡的莫大恐惧。
从日常对话中的詈辞也不难看出这一点。在我老家的吴语方言里，许多骂人话的意思其实都一样，那就是诅咒对方去死。当然，有时也可以表达非常亲昵，例如说“死鬼”往往出于爱意。反过来说，这也意味着，要不是遇到极端的情况，“死”是不能轻易说出口的，那是最大的文化禁忌。
然而，越是禁忌的东西，才越是重要，哪怕所有人都刻意避而不谈，但其实它是避不开的—如果不能深切地理解死亡，那一个人也就很难真正理解活着究竟意味着什么。
现代社会驱逐了死亡
这个问题对当下而言尤其困难，因为现代社会的一大变迁，就是“死亡”在很大程度上被驱逐出了我们的生活，很难进入公众视野。
在我老家乡下，葬礼从来都不只是丧家的事，而是一场公共仪式，十里八乡的，哪怕非亲非故，也可以去现场观摩。我小时候还没有现在那种“一条龙”服务，操办一场葬礼往往是全村的事，要不然不说别的，丧家都没那么多桌椅碗筷。那会儿我放学回家，有时发现家里空无一人，桌椅不翼而飞，就知道怎么回事了，顺着哀乐的声音找过去，就知道我妈肯定在哪一家里帮忙了。
这不仅是一种民间自发的互助，也让一代代人从小在这一场场仪式中学会如何面对死亡。因为葬礼是人生最后一场隆重的告别仪式，不仅会有对死者的悼念、对他生平的记忆和评价，还有亲人如何履行所有传统习俗默认的步骤。
但所有这些，在现代城市里基本看不到了。死亡已经被医学化：死者通常是在医院里离开人世，在殡仪馆里遵循一定的流程，除了少数至亲好友，邻居们通常根本不会知道，当然更不可能参与其事。
在不少乡村，祖先的坟墓、祠堂就在村庄附近，生者与死者比邻而居，但在城市里，连片的城区中几乎不会看到墓地，公墓通常都在远郊。我成年后去日本和西欧的一些城市才赫然发现，哪怕是东京、伦敦、米兰这样寸土寸金的现代都市里，也不时能在市中心看到大片墓地，不但有人在那祭奠、怀念、沉思，甚至还有旅游团去墓地参观、讲解，回忆那些死者的人生。可想而知，这肯定会给人带来一种不同的生死感触和时间纵深感。
读了齐格蒙特·鲍曼这本《死亡恐惧与生命的对策》，才知道西方的这种城市景观也是历史遗迹，如今死者也都被转移到与生活区保持安全距离的地方了，中国要说有什么不一样，就是更坚决地贯彻了这一做法，并且清除了历史遗迹。
现代文明的普遍做法，就是隔离和驱逐了死者，厌恶和拒绝死亡景观，“同样具有现代特点的是坚决拒绝展示或观看死亡的景观。
公共葬礼精致而显眼、铺张而奢华的风格都消失了；对罪犯的处决曾经是公众欢庆最喜欢的场合，现在却改为非常规时间，在高墙深垒之后秘密进行，只有几个必不可少的见证人；最后，死者自己曾经被安置在教堂墓地里，仿佛在提醒每个礼拜天去教堂的人，他们的那些尘世追求俱为浮华虚荣。”
当我们习惯了这种生死观之后，必然会产生一系列全新的人生态度：死亡仿佛是一件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无关的意外事件，它要么像一场不幸的事故，要么是一个医疗问题—死亡只意味着“抢救无效”。
不仅如此，死亡总带着一丝令人厌恶的气味，既不吉利也无意义，除非最后被迫面对，谁都不想去面对它。最后，死亡就是终极的虚空，死者也是绝对的他者，和生者之间有一条深不见底的鸿沟，我们和祖先之间其实已经缺乏延续性了，谁都知道，死了就什么都没了，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过好这仅有的一生。
如何对抗死亡恐惧
乍看起来，这不失为一种积极的态度，因为人们不再去考虑那些虚幻的来生，对死后救赎也不感兴趣，只专注于当下。然而，问题要是真这么简单就好了。
两千多年前，当门人弟子问起死亡的问题时，孔子有过一个著名的回答：“未知生，焉知死？”现在回头来看，这堪称一种相当现代的精神：他回避了“死是怎么样的”这个问题，而是教导人“先活好”。然而，这种不可知论的态度并不能对抗死亡恐惧，何况活着的意义往往正是基于人们如何看待死亡。
正如鲍曼在本书中指出的，不同文明的人对死亡的恐惧都包含相反的两方面：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必死，我们才如此忙于塑造生命。正是因为我们意识到必朽，我们才保存过去、创造未来。必朽是不求自来的—但不朽必须由自己打造。不朽不仅仅是死亡的缺失，它还是对死亡的藐视和否认。不朽之所以‘有意义’，只是因为有死亡，那个有待藐视的无情现实。没有必朽，就没有不朽。没有必朽，就没有历史，就没有文化—就没有人性。”另一面，所有社会又都期待着某种意义上的“不朽”，无论是将个体的不朽转置为共同体的不朽，还是颂扬个体不死的荣耀，让英雄通过声名在死后得以永生。
他谈的是西方文明的观念，中国文化也有“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说法，但更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传宗接代”的执念：如今这已被普遍看作是老套而过时的，但中国人之所以如此，其实也是为了对抗死亡恐惧—只要自己的血脉还在繁衍，人们就会觉得自己仿佛还有一部分仍然活着，也有人世世代代记得你。根据这种特殊的理解，“永生”并不是个体生命的不死，而是生命在不断更新中得以延续：克服死亡恐惧的唯一办法就是生儿育女。
从这一意义上说，老一辈的催婚催生，其实是为了排遣自己的血脉无法延续的恐惧与焦虑；但对接受了全新观念的年轻一代来说，那毫无意义，他们只想专注于过好自己当下的人生。没有了这种对“永生”的执念，生儿育女也就不再是一项必须完成的使命，而成了一种个人选择。
想要倒退回去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在此首先必须要认识到的是，现代个体已经从“祖先到后代”的巨大链条中脱嵌，他们不再是网络中的一分子，而是想要成为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个体，掌控自己的人生，他们不再追求永恒，只想活在当下。这固然解放了个体，但丧失联结也会导向孤独—孤独可以说是一种现代病，是这一社会逻辑发展下去的必然结果。
鲍曼说得对，在这种情况下，当个人离世，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也随之消失，“一旦我死去，那个虚空就会打开，但有关该虚空的想法中最可怕的是：等我死后，宇宙中将不留下哪怕一个空洞，来表明我曾存在。那个虚空也将是私人的，就像我的生命一样。我的死亡将是一个非事件（non-event）。除非我做点什么来改变这一切。”
客观地说，这恐怕也是历史上绝大多数人的命运：普通人很难留下什么名垂后世、值得被人记住的事迹。现代人已经不能指望仅凭“祖先”的身份就被人记住从而永生，你能做的是在短暂的此生中活出自我，能让孩子记得你的，是爱所带来的联结。
有尊严地活着与死去
在个人主义兴起之后，人们已逐渐不像传统时代那样关心死后的名声与来生的救赎，现代大众社会“用对生命本身的空虚和无意义的特具现代意味的焦虑，取代了对死亡的传统焦虑”。
这种生存状态本身就是现代人最大的痛苦（“不知道活着有什么意义”），正因此，原子化的个体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那就是投身一项宏大事业，以此消除折磨自己的焦虑和无意义感，因为集体允诺了不朽—民族主义的事业远比个体生命更强大、持久，并且你可以安心地托付给它，至少暂时忘却小我的痛苦。
在中国的现代史上，这样的事曾反复上演：一个迷茫、痛苦的年轻人，在投身革命洪流之后，找到了人生意义，也异常坚定。不过，他在消除痛苦的同时，也消除了自我：那份事业需要他“忘我”乃至彻底“无我”。
如今，人们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去活出自我，然而，在万花筒般变化的时代，人们反而比以前更容易陷入迷茫，因为“他们需要得到确证，证实他们所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是值得做的，不会浪费任何在他们个体生活的流动中接踵而来的一个个宝贵时刻”。
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唯一的真理能告诉人们确定无疑的意义，一切都需要自己去寻获。
不论如何，我想谁都想按照自己的意愿度过一个有意义、有尊严的人生，这意味着在个人权利得到保障的前提之下，自由地探索生活世界。实际上，从近些年的社会心态来看，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一代国人已经不像以前那样讳言死亡，人们更在意的，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有尊严地走完人生。
现在人们真正恐惧的，不再是死亡本身，而是死后被人像垃圾一样随意处理掉。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中国人对安乐死的接受度不断上升，因为很多人担心有一天失去知觉后，无法掌控自己最后一段人生，而之所以如此恐惧，恰恰是因为当下社会有太多人在失智失能之后，家人可能违背本人意愿决定其生死。这个问题的重点已经不在死亡本身，而在如何维持最后的尊严。
我想，这或许也是“向死而生”的意义所在：与其为生存而焦虑，不如想清楚自己人生的意义在哪里，有尊严地过好这个短暂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