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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把“幸灾乐祸”定义为：当别人遭遇失败、痛苦、屈辱、麻烦或不幸时，旁观者从中体验到愉悦、轻松、自我满足，或者某种说不清的痛快。众多心理学家发现，幸灾乐祸并非单一的心理通道，而是几条暗河汇合之后形成的情绪。有时它来自嫉妒，有时来自公平感，有时来自群体竞争；有时是自尊被修复，有时是秩序被恢复，有时是“我们”战胜了“他们”。它之所以复杂，就在于它很少以纯粹的恶意出现，而常常混杂着委屈、比较、正义、羞耻、愤怒和补偿。

当“坏人”受苦时

2006年德国社会神经科学家塔妮娅·辛格（Tania Singer）想知道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当看到别人痛苦时，我们是否会去同情他们呢？于是和同事做了一项非常著名的“不公正博弈”的神经影像学实验。

辛格设计了一个游戏，她安排被试和一些陌生人玩金钱博弈。在游戏中，有的人表现得公平、合作，愿意遵守规则；有的人则表现得自私、占便宜、不合作。几轮游戏下来，被试心里自然形成判断：有些人不错，值得信任；有些人不厚道，让人反感。

随后，被试会被送进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设备。被试躺在那里，屏幕上会出现刚才与他玩游戏的人。被试会看到，所有人，无论是表现公正的还是爱占便宜的，都会受到疼痛刺激的画面。

如果人类的同情心是完全自动的，那么无论谁疼，被试都应该表现出同情，可结果并不是这样。通过神经影像可以看到，被试看见那个公平合作的人受到疼痛刺激时，大脑里那盏“替别人疼”的灯被点亮了。但是对那个自私、让人反感的人，大脑中那盏“替别人疼”的灯变暗了；与此同时，和奖赏有关的区域却亮了起来。换句话说，对方的痛苦在某种程度上被大脑加工成了“这让人太爽了”。

这个实验结果说明，共情并不是简单地由“别人痛苦”而触发的。人类的同情心非常容易被关系和判断所左右。大脑不是道德家，却一直在计算谁的痛苦该被同情，谁的痛苦可以被看作报应。

嫉妒成为助燃剂

日本精神医学与神经科学研究者高桥英彦的实验，则让我们看见了另一条更隐秘的通道：那些让你嫉妒的人倒霉时，你越可能感到痛快。

实验开始时，被试同样躺在磁共振成像的扫描仪里，研究者让被试阅读一些人物的介绍。这些人物与被试自己的年龄接近，教育背景接近，生活处境也接近，只是在某些重要方面明显更成功。这种设计非常高明，因为容易刺痛你的，往往不是离你远的人。世界首富赚了多少钱，你可能只是惊叹一下。但那个和你差不多的人成功时，嫉妒会像一根细小的刺，扎在自尊最薄的地方。

实验结果果然如此，嫉妒确实像一种疼。它不是剧烈的身体疼痛，而是一种社会疼痛：别人越耀眼，你越觉得自己黯淡。实验进入第二阶段，那些刚刚让被试感到嫉妒的人，开始遭遇不幸。他们失败了。此时，大脑中和奖赏有关的区域被激活。更关键的是，前一阶段嫉妒引起的痛苦越强，后一阶段对方倒霉引起的奖赏反应也越强。

一杯被打翻的水

如果幸灾乐祸只是成人的坏习惯，那么以色列神经心理学家西蒙娜·沙迈-措里（Simone G. Shamay-Tsoory）和同事的研究，把这个问题推到了更早的年龄。她想知道，小孩子在语言和道德判断都还不成熟时，是否已经会对别人的不顺利产生积极反应。

这个实验不在冰冷的实验室，而是在孩子熟悉的家里。研究者安排一个同龄孩子来到家中，接下来，母亲会和这个来访的孩子互动，对他微笑、说话并给予关注，而自己的孩子则被相对冷落在一旁。

对一个2岁左右的孩子来说，母亲是他的安全中心。2岁的孩子未必能说出“我嫉妒”，但他已经知道：有一个人正在拿走原本属于我的东西。研究者观察到，当母亲把更多注意力给另一个孩子时，幼儿的积极情绪显著下降，消极情绪明显上升。随后，实验进入关键时刻。母亲“意外”打翻一杯水，和到访孩子的互动被迫中断。此时，幼儿就表现出更多积极情绪，比如微笑、兴奋、身体动作变得活跃。

这个场景太微妙，我们不能把2岁的孩子说成“坏”，也不能说他们已经有成人概念的幸灾乐祸。但孩子能体验到一件非常原始的事：刚才威胁我位置的人，现在不再占据那个位置了。那一刻，他可能不是在享受别人的痛苦，而是感到自己的安全回来了。这恰恰说明，幸灾乐祸的早期心理根源可能是“位置”关系。

孩子最早关心的不是抽象公平，而是自己有没有被放在重要位置上。长大以后，这个“位置”变成了成绩、收入、社会评价等。小时候，另一个孩子失去关注会让我们松一口气；长大后，一个竞争者失去光环也可能让我们松一口气。

当情绪变为行动

许多幸灾乐祸只是非常短暂的内心反应，它来得快，去得也快，并不会变成实际行为。可是美国心理学者米娜·奇卡拉（Mina Cikara）的研究提醒我们，在群体竞争中，幸灾乐祸可能成为攻击的燃料。奇卡拉选择了特殊人群进行实验：美国职业棒球中的红袜队和洋基队球迷，这两支球队长期竞争，球迷之间充满对立情绪。

研究者让红袜队球迷进入磁共振成像扫描仪，观看不同比赛结果的片段：有时是自己支持的红袜队表现出色，有时是竞争对手洋基队被打败，有时是其他中立球队的比赛。当红袜队球迷看到洋基队失败时，他们大脑中的奖赏区域也会被激活。竞争对手的失败，被球迷的大脑加工成了“对我们有利”的事件。

结果发现，看到对手失败时大脑奖赏反应越强的人，越愿意让竞争对手承受更强的负面刺激。这个发现让幸灾乐祸变得更加严肃：它不一定只是心里一笑，在群体对立、身份竞争和道德许可的加持下，它可能从愉悦变成敌意，从敌意变成羞辱，从羞辱变成攻击。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网络事件常常会失控。一开始，大家只是围观某个人翻车；随后，有人说他活该；再后来，旧事被挖出，绰号被发明，表情包开始传播，家人和朋友被牵连，甚至出现人肉搜索和恶意攻击。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只是贡献了一点评论、一点转发、一点玩笑，可当无数个“一点”叠加起来，最后就可能变成一场社会性围猎。

（责编：南名俊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