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民主与不平等：一个困境中的大国的政治经济分析》
作者：[印度] 阿图尔·科利（Atul Kohli）、坎塔·穆拉利（Kanta Murali）
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出版时间：2025年10月
定价：38美元
本书揭示了当代印度所面临的结构性悖论，并剖析了其历史原因。
阿图尔·科利和坎塔·穆拉利分别是普林斯顿大学和多伦多大学的政治学教授
近年来，印度政府高调宣扬其经济成就。根据最新数据，印度在2025年年底至2026年年初，名义GDP成功超越日本，跃升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莫迪政府以此为荣，强调印度作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正深度受益于大规模基建、数字化转型及全球供应链重构的红利。
然而，当今印度人均GDP仅约30 0 0美元，仍徘徊在全球130名开外，深陷中低收入陷阱。其经济增长高度依赖10%的富裕阶层与资本密集型产业，90%的劳动力仍然受困于缺乏保障的非正式部门，失业率居高不下与极端的贫富差距，才是印度社会的底色。
科利（Atul Kohli）与穆拉利（Kanta Murali）在《Democracy andInequality in India》一书中，尖锐地揭示了当代印度所面临的结构性悖论：国家财富不断积累，底层民众的营养不良率却居高不下；选举程序依旧运转，民主的实质却在悄然流失。他们进一步指出，这一系列矛盾的根源，应当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发展模式所经历的深刻转型。
印度独立之初，尼赫鲁等领导人深受英国“费边社”影响，践行的是一种印度版本的“社会主义”。究其实质，这是一种“混合经济”，国家牢牢掌控铁路、电力、钢铁等战略制高点，同时允许私有企业在轻工业和服务业中生存发展。这种经济模式强调分配正义与世俗主义，试图通过国家干预削弱种姓歧视，并缓解极端贫困。
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印度版本的“社会主义”业已深陷困境，官僚主义蔓延，效率低下，经济增长率仍徘徊在约3.5%。
转折点出现在1991年。在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压力下，由拉奥出任总理、辛格担任财政部长的国大党政府，启动了一场激进的经济自由化改革。这一改革由官僚技术精英与大型工商业集团共同推动，核心措施包括：大幅削减产业准入许可，废除企业在设立、扩张和产品多样化方面对政府审批的依赖；将原本保留给国营部门的近20个行业缩减至少数关键领域（如国防、原子能与铁路运输）；国家逐步退出生产性领域，将电力、电信和采矿等关键行业向大型私人资本开放；降低进口关税、取消进口配额，并放宽外资持股限制，甚至允许控股；在金融领域，放松对银行与金融机构的管制，引入私人银行，并吸引外国证券资本进入印度股市。
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对印度庞大的非正规部门——包括数以千万计的小商贩、家庭作坊与街头零售者——不啻一场灾难。随着零售业和消费品市场的逐步开放，拥有先进供应链与雄厚资本的大型财团乃至跨国公司迅速进入，本土小商贩在价格、产品种类与卫生标准等方面全面处于劣势，其生存空间被系统性压缩。
与此同时，1991年之后的增长路径高度依赖资本密集型服务业。例如IT与金融产业，而未能像东亚国家那样，通过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实现广泛就业。这意味着，从小商贩阶层流出的劳动力难以进入现代工业体系，只能在低水平的非正规服务业中反复循环。这种发展模式加剧了结构性不平等。1990年至2021年间，印度1%的人口攫取了增长收益的绝大部分，而占人口半数的底层群体收入增长却极为有限。这种“无就业增长”的现实，使财富迅速向顶端集中，并催生出新的金权政治。
经济模式的转型也深刻重塑了印度的政治版图。印度国大党曾经是一个代表穷人与弱势群体的“大帐篷”政党，与尼赫鲁家族深度绑定，但是在自由化改革之后陷入了明显的身份困境。国大党一方面试图取悦资本以维持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依赖福利政策争取底层支持。最终，这种摇摆不定的策略反而使得中产阶级与底层民众同时对其失望。
另一方面，印度在独立之后，为了纠正延续数千年的种姓制度所造成的结构性歧视，在宪法中确立了所谓的“保留制度”。这是一种强制性的配额制度，规定在政府职位、立法机构以及公立教育体系中，必须为特定弱势群体——尤其是历史上被视为“贱民”的阶层——保留一定比例的名额。
然而，随着经济自由化进程的深入，在资源高度稀缺与社会流动机会有限的背景下，中间种姓阶层的焦虑日益增加。他们担心原本处于更底层的群体，借助制度性保障在教育与公共部门就业中实现反超，从而挤占本已有限的上升通道。
在一个贫富差距显著的社会中，政党的政治动员通常沿着两条路径展开：其一，通过承诺财富再分配以争取选民支持；其二，通过建构“内部敌人”来强化群体认同。莫迪及其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正是在后一条路径上取得了显著成功。借助“印度教民族主义”（Hindutva）的话语框架，他们塑造出一种更为宏大的身份认同：不再强调个体所属的种姓的差异，而是突出“印度教徒”这一整体性身份，从而为数量庞大的中间种姓群体提供了一种在象征层面上与高种姓“平起平坐”的认同感与情感补偿。
在此基础上，莫迪政府逐渐淡化关于阶级与贫富差距的讨论，将公共议题转向“谁才是真正的印度人”。社会矛盾的焦点，也由“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分配问题”，被转移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身份对立”。这种叙事转向，使得底层印度教徒即便物质生活未得到显著改善，仍可以在“大印度教”的宏大想象中获得某种心理上的优越感与归属感。
与此同时，印度约2亿规模的穆斯林群体在政治话语中逐渐被系统性污名化，被描绘为“入侵者”“渗透者”乃至“恐怖主义的同情者”。在这样的叙事框架下，社会不满的根源被重新解释：底层民众的困境不再被归因于大型财团的资源垄断或政府的政策失误，而被转嫁为少数群体“争夺资源”的结果。这种跨越阶级的政治动员，使不同种姓的印度教徒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形成了暂时的利益共同体，并成功将公众愤怒的指向从经济不平等转移至宗教对立。
虽然印度从未发生传统意义上的政变，莫迪的统治却接近一种“制度内的民主倒退”。民主的外在形式并未被废除，国家机器却在持续的操控中从内部发生了结构性腐化。本应保持政治中立的执法机构，例如税务部门与反洗钱机构，被精准地用于打击反对派领袖，通过“选择性执法”削弱反对党的财政基础与组织能力，使其逐渐陷入瘫痪。
与此同时，政府与大资本之间形成的紧密联盟，通过资本运作收购媒体，使多数主流媒体逐步转化为权力的传声筒。这种控制并不依赖显性的新闻审查，而是借助市场逻辑的挤压，以及针对异见记者的法律骚扰（例如滥用《反恐法》）来实现，从而在形式上维持“自由”，在实质上压制批评。
司法系统和选举委员会原本是印度民主制度的最后一道防线，但近年来，莫迪政府通过干预法官任命和行政压力，使得这些机构在面对政府的违宪行为时表现得迟钝甚至顺从，使“多数人的暴政”得以披上合法性的外衣。
一方面，莫迪政府通过“转移矛盾”确保了执政党的选举基本盘；另一方面，他们通过“制度性压制”限制了反对派发起有效挑战的能力。
在印度，不平等的后果，远不止体现在收入分配上，更侵蚀了社会赖以运转的基本公平契约。
解读／延伸阅读
《莫迪的印度：印度教民族主义与族群民主的兴起》
作者：[法] 克里斯托弗· 雅弗雷洛（Christophe Jaffrelot）
出版社：Knopf
本书分析了莫迪如何利用激进的印度教组织来重塑政治版图，使印度转型成为一个“印度教徒优先”的国家。
《印度已经崩溃：被背叛的人民，从独立到今天》
作者：[印度] 阿什卡·莫迪（Ashoka Mody）
出版社：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本书讲述了印度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困境及其历史脉络。
以婴儿死亡率为例，这一衡量医疗可及性与生活条件的敏感指标，在不同种姓与宗教群体之间呈现出显著差异。在历史上被视为“贱民”的阶层，以及原住民群体中，婴儿死亡率明显高于高种姓群体，在部分贫困地区甚至达到后者的两倍。这一差距反映出医疗资源在社会结构中的高度集中，高种姓群体更容易获得优质医疗服务，底层群体则普遍缺乏清洁饮用水、基础卫生设施以及必要的产前护理。
识字率则揭示了另一重结构性鸿沟，它直接关系到个体在现代社会中获取上升机会的能力。总体而言，高种姓群体的识字率在全国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基本实现了普及；相比之下，“贱民”与原住民群体在过去数十年有所改善，但仍显著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印度教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宗教分化，并进一步放大了由此带来的社会不平等。由于长期缺乏有针对性的教育投入，加之近年来社会歧视日益强化，印度穆斯林群体的教育状况面临持续压力：男性识字率增长缓慢，而穆斯林女性在性别与宗教的双重结构性约束下，成为识字率最低的社会子群体之一。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正是结构性贫困在代际间延续的关键机制。
印度经济增长的一个突出污点，在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持续低迷。书中的数据显示，在社会保守力量回潮与就业机会不足的双重作用下，印度女性在经济决策中的话语权正不断收缩。过去二十年间，这一趋势尤为明显：2004年至2005年，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在约35%的水平，但到2017年至2018年前后，已下降到17.5%至23%。这意味着，在印度经济总量几近翻番的同时，有数以千万计的女性退出了劳动力市场，或从未真正被纳入其中。
问题的根源在于服务业主导型的增长模式。由于制造业发展不足，未能提供大规模、适合不同技能层次女性的就业岗位，农村女性在农业机械化进程中逐渐失去传统生计来源，又难以在城市中找到替代性工作。最终，只有极少数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女性能够进入现代服务业，而占据中间与底层的大多数女性，在技能门槛与保守社会氛围的双重约束下，被排除在经济增长之外，反而在经济上愈发依附于男性。
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降低不仅是经济问题，在“印度教民族主义”抬头的背景下，父权制卷土重来，“女性应当回归家庭”的传统观念被重新强化，女性的就业空间遭到结构性的压制。
近年来，国际学界对当代印度的反思不断深化。例如，法国的印度问题专家雅弗雷洛（Chr istopheJaffrelot）在其著作《莫迪的印度：印度教民族主义与族群民主的兴起》中，系统分析了莫迪如何借助激进的印度教组织重塑国家的政治结构，并指出印度正从全力保障全体公民权利的自由民主，逐步转向印度教徒优先、少数群体被边缘化的“族群民主”。
与雅弗雷洛等人主要聚焦莫迪政府执政实践的研究不同，科利和穆拉利提供了更具历史纵深的解释。他们强调，正是由于国大党在执政后期逐渐放弃对不平等问题的关注，重增长、轻分配，才为莫迪和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近年来，莫迪政府向东亚国家“抄作业”，通过高额补贴等政策措施大力发展印度的制造业。然而，东亚国家内部具有强大的文化凝聚力，以及很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莫迪政府弘扬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却在侵蚀印度的民主制度所保障的社会和谐，加剧宗教分化，排斥女性就业。这不仅会反噬印度的经济增长本身，而且有可能将印度社会导向更深层次的危机与崩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