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后计算机辅助弹道测算的初步尝试,到当代无人平台与决策算法的体系融合,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深度嵌入现代战争体系,掀起新一轮军事变革浪潮。本文从军事技术演进的历史脉络出发,介绍军事化人工智能的应用现状、实战成效与潜在风险,以期为读者呈现这一颠覆性技术变革的全貌——
2017年,时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Robert O.Work)指出:“人工智能将像核武器一样改变战争的本质。”而在某种程度上,人工智能在战争中的“威力”比核武器还更胜一筹——核武器“只有在发射架上才有威力”,其价值主要在于威慑而非实际使用;人工智能则能够贯穿作战全程,在实战中发挥高效作用,其实用性远超威力过剩且有着诸多使用限制的核武器。
尽管有着长久的探索和尝试,但军事人工智能的真正铺开还是近几年的“新鲜事”。2022年俄乌冲突的爆发是一个标志性节点,此后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获得大规模应用,并取得一系列战果,引发学界广泛讨论。
新军事技术重塑战争面貌
战争史上,军事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在重塑战争的面貌。每一种关键技术的普及,在打破旧有作战体系的同时,也会促使人们寻求新的反制手段,推动战争从单一维度走向多维度交锋,形成“新技术诞生新形态,新形态带来新需求,新需求催生新技术”这一相互促进的循环。把握这一历史规律,有助于理解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可能带来的深刻变革。
冷兵器时代,受限于冶铁技术与当时的兵器制造工艺,战争基本局限于近距离的体能对抗。胜负取决于交战双方的兵力规模、士兵体能与战术阵法,战场主要围绕陆地和近岸水域展开,核心是对人力与物力的消耗。战略层面的争夺多围绕疆域与统治权展开。这一形态占据了人类战争史的大部分时间。

火枪技术的成熟与普及彻底改变了骑兵时代的战术

二战中,苏军士兵作为“坦克步兵”与T-34中型坦克一同前进。二战前后涌现的军事学说对机械化战争时代的战略和战术有着巨大影响
火药技术的普及与军事化应用终结了冷兵器主导的战争形态,开启了热兵器时代。火炮、枪械等火力装备的出现,使战争突破了近距离格斗的限制,胜负不再单纯依赖体能,而更多取决于火力投放能力与装备水平。这一阶段,战场杀伤效率大幅提升,攻城战和野战模式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火力压制成为核心战术;战争规模随之扩大,工业能力逐渐成为支撑战争的关键,军事力量的较量越来越体现为工业化水平的竞争,而后者开始直接影响战争胜负。
18世纪后期以来的两次工业革命将战争带入机械化时代。一战是这一转型的关键节点,二战则将机械化战争推向新的高度。两次世界大战中,坦克、军舰、装甲车辆和战机批量列装,部队的机动速度、防护能力、协同水平和远程投送能力都获得极大提升。战争不再局限于平面战场,海、陆、空立体作战格局正式形成,闪电战、大纵深作战等战术相继问世,机动、突击和持续作战能力成为制胜关键。在战场之外,机械化战争也改变了战略逻辑:工业产能与综合国力成为决定战争潜力的关键因素,军事强国与一般国家之间的实力差距明显拉大,军事力量在国际关系中的分量显著增加。
进入20世纪中后期,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电子技术的成熟推动战争迈入信息化阶段。卫星侦察、电子对抗、信息化指挥系统和精确制导武器的普及,使信息优势成为制胜的核心要素。与机械化战争相比,信息化条件下的作战可以做到“发现即摧毁”,指挥决策从依赖人工转向数据辅助,体系作战、精确打击和高效指挥成为现代战场的主要特征。
回顾历次军事技术革命,不难看出,“军事技术突破—武器装备更新—战术方法变革—战略格局改写”的循环反复出现。基于此我们也可以预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军事化落地,它所掀起的新一轮军事变革还将进一步改写现代战争的图景。
二战后智能技术在军事领域的早期探索

自20世纪末起,依托新兴网络信息技术的信息化战争超越了机械化战争的固有范式,成为现代战争的新形态

ENIAC计算机全貌,彼时刚刚起步的计算机以体积庞大著称
尽管人工智能武器的真正落地,不过是近几年的事,但对军事智能技术的探索却绝非新鲜事物。二战结束后,全球进入冷战对峙格局,美苏两大军事集团展开激烈军备竞赛,竞相追逐哪怕极其微小的优势,近乎狂热的需求推动了军事智能技术的早期研发与应用。受限于当时计算机算力、算法和数据储备的不足,这一阶段的军事智能技术呈现出典型的“弱智能”特征,主要表现为使用上的辅助性与工具性,尚未形成智能化作战体系。不过,早期探索为后续军事智能化进程积累了经验,搭建起基础的技术框架。

“沙漠风暴”行动中,美空军的F-15、F-16战斗机飞越伊拉克燃烧的油井。海湾战争极大加速了世界主要军事强国的改革步伐
战后早期,智能技术的军事应用主要集中在辅助计算与自动化控制领域。机械化战争中需要大量测算、校准等数据处理工作,人工计算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容易出错,已难以满足现代火力作战的要求。因此,主要军事强国在战后率先将自动化计算技术引入军事领域。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通用电子计算机ENIAC问世,它能够快速完成火炮弹道和飞行轨迹的测算校准,弥补了人工计算的不足,显著提高了火力投射效率。同一时期,美军也开始探索通过预设程序实现雷达信号识别和目标轨迹追踪的自动化防空系统,试图摆脱传统的人工值守模式。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以ENIAC为代表的所谓“智能”设备,并非严格意义上具备自主决策与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系统,只是基于固定程序的自动化运算工具,距真正的“人工智能”尚有不小距离。

美国陆军内蒂克士兵系统中心(U.S.Army Natick Soldier Systems Center)的工作人员正在操作IBM 1620计算机,照片约摄于1963~1967年间
1970~1980年代,计算机语言和数据库技术持续进步,军事智能技术也随之迭代升级,逐步从简单计算走向辅助决策。基于规则推理的军事专家系统在这一时期逐步成型,可用于辅助军事指挥、情报分析和装备运维。美苏两国均投入大量资源研发此类系统,试图将军事规则、战场案例和装备参数等数据录入系统,构建标准化的推理模型。然而受限于当时的算法水平,这些专家系统仍不具备自主学习和动态适应能力,只能依据预设规则运行,在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中常常出现决策偏差,充其量只是人工决策的辅助手段,远不足以承担核心决策职能。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随着算力持续增强和算法逐步发展,军事智能技术开始探索自适应与半自主化方向,无人平台和智能控制系统成为研发重点,信息化战争也从理论构想逐步走向现实。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以美军为首的多国部队凭借近乎压倒性的优势表现验证了精确制导武器的实际价值,促使各主要军事强国加速将智能火控、自适应制导等技术应用于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使其能够实时感知环境、修正轨迹、自主规划航线,降低对人工制导的依赖,从而提高打击精度。美军还率先投入无人作战平台的研制,开发出早期无人侦察机和地面无人侦察车,依托基础智能算法实现路径规划、障碍规避和定点侦察等半自主功能,用于替代士兵执行高危侦察、排爆等任务。军事仿真推演系统也在这一时期获得发展,智能算法可以用于辅助模拟复杂战场态势、多兵种协同和攻防对抗,为军事训练、战术推演和装备测试提供了安全且经济的模拟平台。
总的来说,从二战结束到21世纪初,军事智能技术仍处于技术积累的起步阶段:算法不够灵活、算力有限、智能化水平不高、应用场景也较为狭窄,更谈不上体系化作战。但也正是一系列早期探索,为智能化感知、信息处理、指挥控制和作战推演积累了技术基础,初步验证了人工智能应用于军事领域的可行性,也确立了利用智能化系统辅助决策、提升效能的发展方向,为21世纪人工智能与作战体系的深度融合奠定了基础。

美军第18空中支援作战大队在演习期间协调空中支援。未来,嵌入人工智能技术的指挥链条有望实现对敌方目标的自动化打击

智能技术与无人作战平台的结合日趋紧密。图为俄罗斯于2023年推出的FPV无人机。据俄方资料称,该无人机可借助神经网络实现部分智能功能,只需提前输入相应的参考数据进行训练即可
军事人工智能在当代的使用及成效
21世纪是“科学的世纪”。新世纪以来,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进入第二个十年后,微电子芯片、移动通信、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等技术相继走向成熟,为人工智能与现代军事体系的结合扫清了诸多技术障碍。实战是检验和改进技术的最高标准。近年来,在纳卡冲突、俄乌战争、加沙冲突、美伊以战争等武装冲突中,搭载人工智能的武器装备和智能作战模式经受了大规模实战检验,表现出良好的适配性和作战优势。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也逐渐从单一装备、单一场景的零散尝试,发展为“感知—决策—打击—评估”的全流程作战体系,由此推动战争形态发生根本性变化。
从应用场景来看,当前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突破主要集中在决策算法、无人作战和远程打击三个方面,三者相互协同,构成了完整的作战体系。
人工智能决策算法正在成为现代战争的“中枢大脑”。传统战争中,决策依赖人工研判,数据处理有限、速度较慢,且容易受决策者主观意志因素影响,难以适应现代战争快节奏、高动态的特点。基于深度学习和大数据分析的智能决策系统,能够实时整合卫星侦察、无人机巡逻、雷达探测、地面传感器、人力情报等多方信息,对海量数据进行快速筛选、分析和态势研判。在态势感知方面,智能算法可识别伪装目标、追踪敌方机动轨迹并预判其意图,构建较为完整的数字化战场图景。在指挥决策方面,智能系统可根据实时态势自动生成多种战术方案,对比优劣、测算损耗与收益,为指挥员提供决策参考,缩短“发现—决策—行动—评估”的链条。

伊朗研发的“阿布·马迪”(Abu Mahdi)智能巡航导弹。据称,由于采用人工智能技术控制,该型导弹能自主避开海上地形障碍,对敌方目标实施突防,并能在飞行过程中持续改变方向和高度

早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中,无人机就已经展现出极高的战术价值。图为阿塞拜疆展出的土耳其TB-2无人机
人工智能与无人作战平台的融合也正在成为战场常态。无人平台是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主要载体,包括无人机、无人战车、无人舰艇和无人潜航器等。借助自主导航、障碍规避、目标识别和协同算法,现代无人平台已摆脱单纯的遥控模式,逐步具备半自主甚至全自主作战能力。在俄乌冲突和中东等地的局部冲突中,无人机表现出最为显著的实战价值,能够执行侦察、精确打击、装甲破袭、火力压制和后勤补给等多种任务。与有人装备相比,无人机不受人员生理极限限制,可适应高空、高危、高温等极端环境,实现长时间持续作战。集群智能技术的发展使数十乃至上百架无人机能够组成蜂群,通过自主协同和分布式打击对装甲集群、指挥阵地和后勤枢纽实施饱和攻击。成规模的无人机不仅能快速消耗防守方成本较高的防空武器,也能凭借数量优势突防,以效费比极高的方式造成防守方的巨大损失,具有成本低、杀伤力大、难以拦截的特点,已成为各国不得不面临的现实难题。此外,地面无人战车可替代步兵执行警戒、前沿突击和排爆等高危任务;海上无人作战艇则可执行反潜侦察、海域封锁和人员营救等任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海空作战模式。基于无人平台的特性,有观点认为,海湾战争证明了信息化武器的“质量”要胜过“数量”,而在信息化技术深度发展、无人武器日趋廉价化的当下,武器的“数量”或许又要压过“质量”,印证军事科学和一切科学事物发展的螺旋式上升规律。
人工智能技术与远程精确打击武器,还使精确作战能力得到显著提升。传统远程武器存在弹道固定、抗干扰能力弱、精度有限等不足,而人工智能算法的引入,使远程导弹、巡航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具备自主感知、动态修正、智能识别和自主规避的能力。这类武器在飞行中可实时感知环境变化,规避敌方防空系统,修正轨迹并锁定机动目标或高价值目标。同时,借助目标识别算法,可以更好地区分军事目标与民用目标,降低附带损伤。近年来在地区冲突中,智能化远程打击武器已频频实现“千里之外,一剑封喉”的效果,能够直接攻击敌方指挥中心、军火库、能源设施和交通枢纽等战略目标,瘫痪对方作战体系,改变了传统战争正面拉锯、大规模消耗的模式。(待续)
编辑/刘玉珍
下期预告
下期将进一步介绍军事智能系统在俄乌冲突中的实战应用,以及其面临的现实局限性,敬请期待!

相较传统的甲弹对抗,无人机攻防在俄乌冲突中成为双方竞相使用的战术。图为俄军装备的不同型号的无人机

相较传统的甲弹对抗,无人机攻防在俄乌冲突中成为双方竞相使用的战术。图为俄军装备的不同型号的无人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