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法,其实从打小握笔时就开始了。

那时我大概刚够到桌沿,连笔杆都攥不稳,写出的字东倒西歪,父亲却总在一旁念叨,“字得写大、写正,要是缩手缩脚写得小气,手心是要挨打的。”

后来父亲才跟我说:“字如其人。字写得大气的人,心里才装得下天地,笔下才能撑得起格局。女孩子,更该有这般落落大方。”现在想来,儿时那几句念叨,那几下不算疼的敲打,也成了我对书法审美的滥觞。

父亲从不用戒尺,他只是反复说着“写大、写正”。那几句朴素的念叨,像种子深埋进童年的土壤。如今它们破土而出,长成了我对书法最根本的认知——笔墨间该有呼吸,该有坦荡,该有不被尺幅限制的生命力。

系统学习书法后,我花了数年时间在篆隶楷行草间穿行。篆书的圆融古拙,隶书的开张气度,楷书的法度森严,行草的流畅奔放,每种书体都是不一样的天地,各有各的味道。临《峄山碑》时,我能感受到先秦工匠刻字时的那份认真;写《张迁碑》时,那浑厚方峻的笔画里藏着汉人的雄浑气象。这些训练让我明白,所谓个性表达,从来不是空中楼阁。它必须从传统的深井里汲水,根系扎得越深,枝叶才能舒展得越自在。

但我最倾心的,终究是行草。

尤其是大草。当笔锋在纸上疾走,墨色由浓转淡,由润到枯,那种酣畅淋漓的快意是其他书体难以给予的。它要你既收得住笔,又敢放开了写。回想第一次试着写狂草长卷,写完最后一笔,满心都是酣然倾泻的舒坦。铺开晾干的宣纸,看着那些纠缠奔涌的线条,我忽然懂了——这或许就是父亲当年说的“心里装得下天地”。

作为女性,研习书法这些年,我始终觉得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于我而言,学书从不是循着既定的框架,打心底里认为,艺术面前本就没有性别之分。从不是男生就该写豪放大气的字,女生就得走秀丽雅致的路子,书法本无约定俗成的规矩,心之所喜便落笔写来,这样的书写才最是自在。

常有学者看到我的作品,会误以为是男性的手笔,我反倒觉得这是种特别的肯定。不过我还是顺着自己的心意慢慢写,毕竟笔墨之间,评判的从来不是性别,而是作品本身。王羲之的《兰亭序》流美天成,怀素的《自叙帖》狂放不羁,艺术的高下从来只关乎境界,而非书写者的身份。

那些无心的误认,恰恰让作品抛开了性别的固有印象,只以纯粹的艺术面貌立在那里。这让我想起古今那些了不起的女性书法家。卫夫人教出了书圣王羲之,她的《笔阵图》至今仍是学书者的必读;萧娴先生幼年便以榜书闻名,终成一代大家。她们的存在本身就在打破藩篱:女性可以写蝇头小楷,也可以作擘窠大字;可以温婉细腻,也可以雄强豪迈。没有该走的路,只有想走的路。

最近完成的一幅作品,是苏东坡的《洞仙歌》。那段时间我正在准备关于“碑帖融合”的毕业论文,通篇琢磨的就是“碑帖融合”的书学观。话说理论先行,这幅作品我就试着把篆书的笔意揉进大草里,把心思都放在了线条质感的表达上,草书不仅可以流美飘逸,也能写出古拙厚重的风格。这或许也就是我现阶段对“传承与个性”的理解:不是标新立异,而是在传统的血脉里,长出属于自己的骨肉。

学书道路该怎么走下去呢?我的回答是:按心情生长,别按尺寸生长。不要被“应该怎么写”“适合怎么写”束缚。如果你偏爱小楷的精致,就去钻研《灵飞经》的秀逸;如果你向往摩崖的豪迈,不妨对《石门颂》多下功夫。临帖时要做虔诚的学徒,创作时要当大胆的主人。艺术这条路,最美的风景往往出现在规矩与自由的交界地带。

对于女性而言,这份“按心情生长”或许更需要勇气。希望我们能沉下心摩挲碑帖也能拎得起烟火日常,艺术从来不是生活的负累,而是我们对抗庸常的底气,愿我们从热爱里生发出的力量,能陪着我们抵过岁月漫长,也能在书法的天地里,活出独属于自己的模样。

“笔墨她时代”,从来不是要在书法领域形成性别上的对立或取代,而是女性艺术家身份自觉的集中彰显,这刚好贴合中国美学里“和而不同”的艺术理念。艺术本就应该海纳百川,只有包容更多不同的人、更多样的风格,才能让这门中华优秀传统艺术实现“美美与共”。

刘思佳

四川绵阳人。四川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四川省硬笔书法家协会会员,成都市青年书法家协会第七届理事。论文入选《中国书法》《思维与智慧》《书画世界》等刊物,作品在守正·拓新——四川省第二届高校师生书法篆刻作品展、四川省第四届妇女书法篆刻作品展、传承与创新·四川省第二届青年书法篆刻作品展等省级展览入展获奖十余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