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知侠的《铁道游击队》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此后，一直陆续再版，并被翻译成德、日、英、俄等多国语言。与此同时，小说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连环画等多种艺术形式，在大众文化领域风靡一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综观当前学界对红色经典的研究，围绕“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代表性作品的研究成果已颇为丰硕，但针对《铁道游击队》的专门性研究却相对薄弱。现有研究多聚焦于经典化机制、艺术形态改编演变、史实考证与当代价值阐释及红色IP创意开发等维度，尚未深入触及作品的核心要素—“铁路”。小说名为“铁道游击队”，其核心情节均是依托铁路空间而展开，比如“飞车搞机枪”“票车上的战斗”“打冈村”“搞布车”等。此外，游击队员们“扒车”“飞车”等身体技艺亦依托铁路而生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铁路”，那么便不会有这部红色经典的存在，但现有的研究并未触及到这一点。
鉴于此，本文拟以小说中的“铁路空间”为切入点，深入探究《铁道游击队》的抗战叙事建构，一方面，通过剖析小说人物与铁路空间的互动关系，厘清铁路空间对人物塑造、情节推进、传奇性叙事风格营造的深层作用；另一方面，2025年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本文通过阐释铁路空间在还原抗战历史场景、传承革命历史记忆中的独特价值，试图呼应这一宏大的时代话语。
一、铁路空间的权力博弈与争夺实践
《铁道游击队》的故事依托于铁路这一独特的空间而发生。小说以鲁南铁道大队为原型，讲述了煤矿工人、铁路工人英勇抗日的故事。《铁道游击队》中的铁路是津浦铁路鲁南段和临枣支线。津浦铁路是我国较早建成的长途铁路干线，始建于1908年，于1912年全线筑成通车。津浦铁路沿途所经之地物产丰富，尤其是煤矿储量巨大，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七七事变”后，津浦铁路被侵华日军全线占领，日军通过控制铁路进而实现对占领区的物资掠夺与军事管控。
空间从来都不是一个中立的、客观的存在。列斐伏尔曾说：“很长时间来，空间都不再是一个被动的地理学的中心，或者一个空洞的几何学的中心。”①空间是在不同权力关系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被建构的。这在近代以来的中国铁路空间上表现得尤为明显。铁路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符号。1825年，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在英国正式通车。在当时的英国，铁路设计是基于经济发展与高效运输的迫切需求。然而，在近代中国，铁路的状况却显得复杂的多，在交通运输功能之外，铁路更多地被赋予了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性别的、教育的意义。正如凌鸿勋所言：“举凡我国社会的转变，思想的觉醒，经济的发展，以及政治的演进，国运的隆替，在在与铁路问题有关。”②《铁道游击队》中的津浦铁路，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交通载体，而是在不同权力关系的相互作用下，被不断重构的空间。
随着日军占领津浦铁路，这条贯穿中国南北的铁路干线的空间属性便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成了一个被控制的空间。在《铁道游击队》中，日军对津浦铁路鲁南段及临枣支线的控制，主要以军事手段为主。小说明确描写日军通过在铁路沿线及关键节点驻守据点，组建宪兵队、特务队，并收编伪军、扶植汉奸势力构建严密管控网络；同时密集设置岗哨、炮楼、碉堡与电网铁丝网，以常态化铁道巡逻、不定期武装扫荡的暴力方式，实现对铁路干线及沿线村庄的高压控制。此外，日军还通过推行“良民证”、建立保甲体系，将管控渗透至基层与个体层面。这种高压的控制在小说第9章《票车上的战斗》开篇有着极具冲击力的呈现。“进月台的两边是鬼子，端着刺刀，叉开着步子，瞪大了眼珠子，在审视着刺刀尖前过往的中国人。旅客们，都得低着头，从这森严的刺刀对峙的夹道里通过。入口处，有一个穿鬼子服的汉奸，在搜查每个人的身上。通过这一关，每个旅客心里都战战兢兢的，一不小心，就被抓起来，送进鬼子宪兵队。一个胡子雪白的乡间老头，大概是第一次坐火车，不知被搜查出什么犯禁的东西，两个耳光打得帽子都废了，嘴里的血顺着白胡子向下流。他被鬼子抓住祅领子提到旁边，一皮靴踢倒在地上，就被捆起来了。旅客们的心里都志忑着，可是表情上还得掩饰内心的愤。”这段文字以具体场景赤裸裸地呈现了日军管控的残暴，展现出铁路空间作为权力展演场的压迫性特质。
在小说中，津浦铁路不仅是被控制的空间，同时也是控制的媒介。自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通过修筑铁路来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他们清晰地认识到修筑铁路是对某地进行侵略的最好方式。日本对自己的这一野心也是毫不避讳。在日本本土报纸《朝日新闻》上，曾有文章写道：“鸣呼！铁路所布，即权力所及。凡其地之兵权、商权、矿权、交通权、左之右之，存之亡之，操纵于铁轨两道，莫敢谁何！故夫铁道者，犹人之血管机关也，死生存亡系之。有铁路权，即有一切权。”日军的控制力随着铁路干线而不断延伸。日军对津浦铁路的战略地位有着清醒的认知，“这条干线是南北重要的运兵线。南去可以支援南洋战争利用这条交通线又可以调兵北去。现在，保住这条铁道线的安全，比任何时期都有重要意义。”同时，控制铁路，日军可进一步进行经济掠夺，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在小说中，知侠将津浦铁路描述为“鬼子掠夺中国资财的大血管”。
日军虽然企图以暴力来更改铁路空间的属性，让其成为一个绝对被规训的空间。但铁道游击队却巧妙地利用了铁路空间对日军的控制进行反抗。在游击队员的眼中，被日军占领后的铁路展示出了阴暗的一面。在小说的第20章《六孔桥上》，王强在战斗即将开始之前看着眼前的火车，“好像这一列车就是一整队疯狂的鬼子似的，激起了他一阵阵的愤怒”。被控制的铁路与侵略者完全同质化了，因而只能除之而后快。小说中提到游击队员们采取了“破路”行动。所谓“破路”，“即由中国军队及其组织的农民劳动力有目的、有计划地对铁路或公路进行破坏”②。小说第20章写到为配合反扫荡任务，要“颠覆敌人的火车”“破坏列车和桥梁”“将使津浦干线和这临枣支线的交通完全断绝”。
在进行“破路”行动的同时，游击队员们还会充分利用铁路空间进行反击。小说中描写得较为精彩的战斗如“打票车”“搞布车”“飞车搞机枪”等，均是游击队员们依托铁路空间进行的反抗斗争。“打票车”是小说中塑造的最经典的一场斗争。在这次行动中，游击队员们通过易装成商人或庄稼汉，混入被日军控制的车厢内部，在狭小的空间内与敌人展开激烈交锋，最终成功完成任务。知侠对这一情节的叙述充满张力，而这种张力很大程度上依托于铁路这一特殊空间得以实现。铁路自有其空间特质，它是流动的空间，是既开放又封闭的空间。车厢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充满了危险和不确定性。正因为如此，易装后的游击队员能“成功”地进入车厢，因为“车厢合理化了陌生人之间的邂逅”@。当游击队员与日军、乘客共处一室时，敌我距离近在咫尺，表面的平静与奉承之下暗藏杀机，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充满着悬念，逼仄的空间中弥漫着杀戮的紧张感。
破坏铁路或在铁路空间中进行反击，都未能最终撼动铁路空间被控制的属性。游击队员最高明之处是在于通过对铁路空间的“挪用”与“翻转”，从而对铁路的空间属性进行重新定义。津浦铁路是日军的“运输线”“封锁线”；但在游击队员那里，津浦铁路却成了他们的“移动补给仓”，他们从火车上夺取枪械、药品、布匹、粮食等物资支持了队伍的生存与发展，滋养了抗日力量的整体战斗力。在战争发展的后期阶段，铁道游击队接到上级指示：“要巩固这条交通线”“要用一切努力保持住这条交通线要以护送东西过往干部为中心任务，来迎接即将到来的反攻局势”。铁道游击队对津浦铁路的态度，从破坏、抵抗转变为恢复、巩固，这固然是基于战局演变而做出的作战方式的调整，但何尝不是一种对铁路空间属性的重新定义？游击队员们无法“生产”出一个可以与日军相抗衡的新空间，但他们却善于在此空间内部创造出“机会主义”的节点，将被日军所规训的空间“翻转”为“游击空间”。
在《铁道游击队》中，敌我双方的斗争推动了铁路空间的权力格局发生动态重构。日军企图以暴力实现对津浦铁路的绝对控制，将其塑造为一个被严格规训的封闭空间。而铁道游击队的争夺实践却让铁路转变为抗日的舞台。铁道游击队在津浦铁路上所进行的抗争实践，如夺枪、劫粮、炸桥等赋予津浦铁路以民族抗争的精神内涵，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津浦铁路便不仅是一条交通干线，而是承载抗战记忆、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
二、身体技术与革命英雄塑造
在十七年文学中，革命英雄形象的塑造是一个复杂的命题。影响革命英雄形象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当属政治话语。《铁道游击队》中的游击队员们从普通劳动人民成长为革命英雄，党的引导与教育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不可忽略的是《铁道游击队》中的英雄是依托于铁路空间而成长起来的。铁路空间作为其活动与战斗的具体场域，也为英雄气质的形成提供了独特的土壤。因而，从铁路空间入手，能让人们看到一种更为具体的英雄成长路径。在小说中，“飞车”“扒火车"这些游击队员们必备的身体技术直接决定了他们是否能够成为英雄。可以说，铁道游击队员们作为革命英雄不仅源于思想觉悟的提升，更是在身体与铁路空间的持续互动中锻造出来的。
在英雄人物研究中，学界一般侧重于其精神的崇高、意志的顽强与思想的坚定，往往忽略英雄的“身体”。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提出的“身体技术”这一理论为重新审视革命英雄形象的生成提供了新的视角。他指出，身体技术并非是人与生俱来的能力，而是通过后天的传承、教育与训练逐渐习得的。在《铁道游击队》中，游击队员们的身体技术具体表现为“飞车”“扒火车”以及对火车运行的精准控制技术等。这类独特的技术与铁路空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联，没有铁路，便不会催生出此类独特的身体技术。铁道游击队的成员是生活在铁路沿线的底层劳动者，他们当中有的是矿工，有的是铁路工人，遭受着日军的压迫，生活困窘。因而，只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铁路就吃这两条线”，扒火车夺取生活物资便成了这些人必备的生存技能。在小说第2章，知侠饶有意味地回溯了刘洪年少时期与铁路之间的故事。刘洪自幼生活在铁路附近，对铁路有天然的情感，他热爱铁路就像热爱自己的生命，且时常偷偷练习扒火车。此后，他摸清了铁路的脾性，也练就了高超的技术。在铁道游击队后续吸纳新成员的筛选标准中，“扒车的技术”和“是否爱国抗日”是否具有胆量一样，成为一个人能否成为游击队员的决定性因素。林忠、彭亮、小坡等人能够被吸收进队伍，均是因为他们具备此类高超的身体技术。
铁路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是蕴含技术理性的现代器物。但对于长期生活在铁路沿线的居民来说，这一现代化的庞然大物已经超出了他们既有的认知范畴。在小说中，刘洪的姐姐姐夫坚决禁止他扒火车，正是因为，在他们传统的认知里，火车是速度迅猛、极具危险性的“钢铁怪兽”，能让人“筋断骨头折”。与普通居民相比，铁道游击队的队员们却能对铁路的现代性进行深度解码。铁路的现代性首先体现在它的速度上。因而，征服铁路，首先便要征服它的速度。在知侠的笔下，刘洪等游击队员以身体为媒介，在长期的练习中领悟了铁路的速度要义。刘洪自小便能“从车轮的轧轧的声响上”判断出火车的速度，而其在“火车走到正常的最快的速度时，像燕子一样上下”的扒车技术，更是将对速度的征服推向极致。
其次，铁路的现代性体现在它的专业性上。铁路作为现代交通工具，与传统交通工具大不相同，它的运行需要依赖严密的技术规范与专业知识。传统的车夫、轿夫、马夫或许仅凭经验即可胜任驾驭工作，但火车的驾驭者——司机，却有着较高的专业门槛。在小说中，彭亮的角色具有不可替代性。彭亮因受到司机工人张大车的指导，掌握了开火车的专业技术。正是这一技术为游击队的斗争实践提供了切实的技术支持。在“打票车”“搞粮食车”以及“六孔桥上”等战斗中，彭亮能够根据战斗进展灵活调整车速，为队员作战提供了便利。彭亮的身体技术与铁路深度适配，实现了对铁路的绝对控制，让铁路成为游击队的作战平台。
铁道游击队穿梭于飞驰的铁路上，对日军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他们像“神话”一样被传颂。在第13章中，游击队的故事甚至被山区根据地改编成舞台剧，“歌颂着铁道游击队在临枣线上杀鬼子的英勇事迹”。在第14章中，根据地的一位老大爷描述了他眼中的火车：庞大、快速，“那么大的家伙只用一个人开”。当他知道彭亮能开火车、打鬼子后，便感叹道：“咱们八路军真是些了不起的人呀！”可以看出，《铁道游击队》在建构英雄时，身体成了不可或缺的元素。铁道游击队身体技术的发生最初源于底层劳动者的生存困境，“扒火车”“吃两条线”是他们为保障个体生存的无奈之选。有学者指出，《铁道游击队》的原型人物在革命前其实“多是以‘吃两条线（盗窃铁路物资）为生的无业游民"。然而，在抗日救亡的宏大背景下，在接受了党的思想指引与组织动员后，游击队员身体技术的价值指向了根本性的转变，“飞车”“扒火车”不再是满足个体温饱的行为，而是一种为国为民的革命实践。身体技术不再是某种动作技能，而是与爱国情怀、革命意志进行了深度绑定。身体技术的价值升级本质上标志着游击队员从底层游民转变为革命主体。
从身体技术的视角审视《铁道游击队》的英雄形象塑造，不仅为解读十七年文学中革命英雄形象提供了新的路径，更彰显了《铁道游击队》在英雄叙事上的独特价值。以往学术界有关英雄的研究多聚焦于政治话语的引导，思想觉悟的提升。而身体技术的引入，揭示了革命英雄形象的具体生成路径，让革命英雄摆脱了悬浮的意识形态属性，变得更具可感性。在小说中，可以看到铁道游击队的队员们既有崇高的精神理念，也有超强的身体技术。这种双维度的塑造让这些铁道英雄显得尤为与众不同。身体技术不仅是英雄行动的工具，更是英雄精神的具象化表达、英雄身份的重要标识。从生存技能到革命技术的价值升华，身体技术让革命英雄形象既扎根于底层劳动者的实践经验，又契合了十七年文学的政治叙事需求，最终实现了精神崇高性与实践真实性的统一，为十七年文学革命英雄塑造提供了极具张力的表达范式。
三、征服铁路与传奇性叙事
《铁道游击队》与《林海雪原》《烈火金刚》等小说一并被看作为革命英雄传奇小说。这类小说以人物的英雄性，故事的传奇性吸引读者，同时又通过对革命意识的有机融合，实现了对传统传奇性小说的超越，从而建构了一种为新时代服务的革命浪漫主义美学风格。
《铁道游击队》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创作而成的。据知侠记载，1943年，他首次在英模会上接触到原型人物徐广田时，就被游击队员的战斗经历给吸引了。在徐广田的讲述中：“铁道游击队以短枪和便衣，战斗在敌人据点林立、重兵据守的铁路线上在铁路上袭击火车，在客车上打歼灭战。有时把敌人的火车开跑，和另一列火车相撞，他们可以从火车上搞下可以装备一个中队的日式步枪、机枪，送进山里。”在知侠看来，徐广田的讲述本身就极具传奇性，他说：“多年来，铁道游击队在铁路线上神出鬼没和敌人战斗，创造了很多惊人的战斗事迹。”也正因如此，知侠想将这个故事以文学的形式进行再现。此外，铁道游击队的故事在普通民众中也广泛流传。可见，在进入文学文本前，铁道游击队的原型故事在传播过程中就已极具传奇性，而这个传奇性是建立在游击队员们在铁道上的作战经历。
在这个“真人真事”进入文本后，它的传奇性被知侠进一步强化了。在小说中，知侠塑造了一群能“扒火车”“飞车”的革命英雄，完成了常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小说的第5章，知侠写到游击队的政委李正在尚未和游击队正式接触之前就对他们的事迹有所耳闻，他听到“老洪他们在枣庄扒火车杀鬼子的故事。这一切，当然都是带着几分神奇的意味传诵着”。知侠转而接着写到：“季正是个实际而又肯用脑筋的人，他不相信什么神奇”。可见，在最初，李正对老洪等游击队员“扒火车”、杀鬼子之事并相信。紧接着，李正又将这件事告诉给他的战友二营长，二营长的反应和李正一样：“听说有人在火车上打游击、夺敌人武器，联想到火车上活动的情况，他不禁摇了摇头，觉得是困难的。”在小说中，李正虽为政治教导员“可是指挥小部队活动的经验也很丰富”；营长则“是个在山区打仗很勇敢而且指挥有办法的人”。他们都是有着丰富实战经验的人，可是他们参与的战事活动只是常规作战，因而也就无法想象铁道游击队的队员们如何能“扒火车”，如何能“飞车”？
“扒火车”“飞车”在常人看来是不可能完成之事，因为在这一实践中，人的身体征服了铁路这个庞然大物。铁路是现代性的象征，它那巨大的外形、轰然的声音、飞驰的速度无一不刺激着当时的人们敏感的神经。晚清时期，铁路刚传入中国，当时的报刊上常有铁路事故的漫画或者新闻报道，这其实表征着人们对铁路到来的惊恐与慌乱。普通民众对铁路的隔膜一直存在，在20世纪30年代的抗日根据地依然有人对铁路相当陌生。“因为抗日根据地的作者，多是生活在山区，他们大多数人不仅没坐过火车，甚至没看见过火车。”所以，即使是生活在铁路沿线附近的刘洪的姐姐姐夫也只看到铁路会让人“筋断骨头折”的可怕。铁路是新异的，甚至是怪异的事物，抗日根据地的人们无法用固有的经验性知识对它做出诠释，更无法理解为何人的血肉之躯能够征服这个巨大的“钢铁怪兽”。
什么是传奇？孟悦认为：“‘奇’意味着一种对于正统雅文化的经验常识系统之外的新‘新异’领域的遐想或幻想”，对这种“奇”的写作“可以说是一种跨越既成经验的游戏”。
也就是说，如果人们能够对“不可能之事”进行合理的想象，那么“不可能之事”便能成为“可能之传奇”。所以，故事如何讲述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方面，知侠安排李正“介入”到铁道游击队的故事中去，让他亲历那些“不可能之事”。在一次次的实战中，季正自睹了游击队员如何使用身体技术征服铁路，如何计划周密、协同作战对抗这个“最科学的机器”，如何在铁路上发号施令掌握战争主动权？如此，革命主体对现代器物的征服过程升华为一种具有审美价值的传奇性实践。知侠让季正通过“听说一怀疑一见证一参与”，完成了铁道游击队从民间传闻走向革命正史的过渡，这是革命理性对民间异闻的收编与重塑。
另一方面，铁道游击队故事传奇性建构与革命意识形态保持着辩证的统一。在李正看来：“这些会扒车、勇敢杀敌的队员是不能单从人数上来估量的如果好好加强政治教育，他们会以一当百的”。所以，铁道游击队的传奇性不是超自然的神秘主义，而是革命实践催生的新型主体能力的体现。
在小说中，“票车上的战斗”是铁道游击队作战经历中最为经典的一场战事。胜利之后，铁道游击队的事迹在枣庄流传开来，在普通百姓的口中，铁道游击队的队员“身子比燕子还轻”“会飞檐走壁”“会隐身法”，在添枝加叶的民间讲述中，铁道游击队的事迹被“神话”了。这种“神话”的讲法显然是不合理的，因而在紧接着的第10章中，知侠就化解了这个不合理的讲法。在第10章中，来自微山湖的冯老头说：“风传这一班子游击队会飞，跑的比火车都快，一纵身子就飞上火车去。听说里边有能人，他的手往车头上一拍，火车就不出气了，得马上停下。他们的枪法，是百步穿杨，从不落空”。当冯老头了解到游击队有党的领导，于是紧接着又说：“是呀！只要有咱共产党领导，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都能干起来呀！”这种将传奇与革命相结合的叙事策略，使得铁道游击队的传奇性脱离了传统志怪小说的神秘主义窠白，建构起一种根植于革命实践的传奇话语。
《铁道游击队》的叙事策略通过对“不可能之事”的合理化叙述，建构起对革命合法性的认同。当游击队员们身轻如燕般地穿梭于飞驰的火车上时，他们不仅是在征服这个“钢铁怪兽”，更是展现了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心。
四、结语
由前文所述，《铁道游击队》的抗战叙事建构，紧紧围绕着“铁路空间”这一核心场域展开。铁路是革命英雄展演身体技术的舞台，知侠对游击队员们征服铁路的叙事充满了浪漫的传奇美学风格。在《铁道游击队》中，铁路不仅是一条交通线路，它还承载着丰富的象征意涵。对《铁道游击队》中“铁路空间”的深入解读，为理解这部红色经典提供了新的视角，为传承革命历史、阐释民族精神开辟了新的路径。
注释：
① （法）亨利·列斐伏尔著，李春译：《空间与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04页。② 凌鸿勋：《中国铁路志》，文海出版社1954年版，前言第1页。③⑤⑥⑧912③4511①①①②3④5282930知侠：《铁道游击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36页，第405页，第336页，第328页，第335页，第463页，第7页，第39页，第26页，第204页，第220-221页，第507页，第507-508页，第67-68页，第68页，第68页，第67页，第68页，第509页，第72页，第150页，第158页，第158页。
④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684页。
⑦ 吴雪杉：《抗战时期中日铁路叙事与图像宣传：从胡一川“破路”出发》，《美术学报》2023年第1期。
⑩ 李思逸：《铁路现代性》，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版，第262页。
① 张均：《<铁道游击队>的现实与“现实主义"》，《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 李陀编选：《昨天的故事关于重写文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