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学为中国带来了一次思想启蒙浪潮，京派批评沿着它所开辟的道路将其思想观念付诸实践，在“人的自觉”“思想自由”的时代背景下，京派批评“试图回归到文学本身，并开辟了审美的前景”]。随着“五四”文学思潮的深入和发展，尤其对蛰居当时文化中心的京派文人来说，“五四”文学对他们文论思想的影响可谓恰逢其时，而李健吾的文论思想不仅承传了“五四”时期“人的文学”的传统，也深刻体现出京派批评的特点。“‘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据自己的本性和需要来安排世界’一这本是人对于自身的憧憬，也是“五四’时代赋予文学的伟大而崇高的使命。李健吾同‘五四’传统的基本联系也是体现在这一方面的”[2]。在京派批评理念下，李健吾文论思想以直觉审美式的批评模式为核心，在批评实践中推崇趣味性和公正自由，并在此基础上强调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尤其注重对形式技巧的强调，并开创了“性灵论”角度的作家论的文论观念。李健吾的批评可以被视作京派批评的一种范式，并在京派批评这一大背景下，形成自己别具一格的审美理想和文论思想。
一、内容和形式之间
京派是一个强调艺术独特品格、审美以及纯文学的文学流派，“他们的文学思想是以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里所体现出的文学本体观，以‘和谐’‘节制’与‘恰当”为基本原则的审美意识"[3]。京派文人痛感“五四”文坛中所宣泄的一种悲哀、感伤的氛围，并认为在这样的创作环境下，“五四”文坛往往会走向一个极端，成为宣泄的场所，这就为京派批评提出的超越现实人生提供一个很好的契机。因此，京派文人在进行创作时必然追求形式上的技巧，以期达到在纯正文学思想下的创作目的。
作为京派批评一员的李健吾，极力强调内容和形式之间的文论观，尤其体现在他对沈从文、林徽因、卞之琳、何其芳等人作品的品评中。在品评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时，季健吾认为“一件作品的现代性，不仅仅在材料（我们最好避免形式内容的字样），而大半在观察，选择与技巧”[4]34，他认为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别具匠心的技巧运用才是吸引读者的关键，在使用技巧的同时再加上人生个性的体现，终使得这部作品焕发出无限生机。谈及卞之琳所作的《鱼目集》时，李健吾更是重点对新诗的形式问题做了探讨，认为“新诗仅只属于传统的破坏…形式上少不掉有意或无意的模仿"[4]58。他认为诗的形式是重要的，但是避免流于旧诗，首先要做的就是要革新新诗的形式。此外，李健吾认为“站在一个艺术的观点，文字越艺术化（越缺乏生命），因之越形空洞…我们现实的言语，如若‘猥杂而欠调整，乏艺术味’，问题不全在言语而更在创造”[4]65。以上例句可以看出，在李健吾看来，新诗形式的试验是尤为重要的，并且成为新旧之间的一条明显分割线，形式的革新可以让旧诗焕发出新的活力。其次，李健吾在评论何其芳的《画梦录》时，更是谈到了表现形式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件艺术作品如果发生问题，多半是表现形式出现了问题，并认为正是因为废名作品表现方式的新颖、独特才使得他的作品“拦住一般平易读者的接识"[4]85。韩愈的《画记》也得到了李健吾的称赞，正是《画记》里所呈现的散文的节奏，行文的不呆板，一种跌宕起伏的气势和节奏，才让人记忆深刻，这表明《画记》的形式运用在李健吾看来是十分成功的。在京派批评中，朱光潜也从内容与技巧的关系意蕴出发，并认为作品内容的情感要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并让形式来发挥调和的作用。除此之外，萧乾、李广田等京派批评家也都不约而同地在批评实践上应和着。
值得肯定和关注的一点是，李健吾并不是唯“技巧”独尊，他在重视技巧形式的同时，尤其关注内容要符合创作者的气质这一方面。对李广田《画廊集》的品评中，李健吾提到“即使在诗里寻不见和真理一致的诗人，但总希望寻见和诗人自己一致的诗人”[5]，他认为李广田的文章里流露出符合诗人自己的气质，并将这种得天独厚的气质带入自己的内容中，终使得自己的文章朴实无华、浑厚可爱。在《情欲信》中李健吾也谈到了内容的重要性，他认为“脱离内容的形式不值钱，恋恋不舍于表现的残骸只是颓废的表示”[等。不难看出，在京派整个大的视域之下，李健吾与之文论观有着相当高的契合度，但是在这契合之中更是体现出自己独特的一面，这也让季健吾在某种程度上对京派批评有了一定程度的超越性。
二、趣味性和批评公正
讲求批评的趣味性、将趣味性体现在行文中是京派文人在进行文学创作时的普遍行文思路，趣味是“京派文人集中探讨的一种美学追求"[7]。李健吾是京派批评的代表人物，他在创作和批评中均有趣味的体现，李健吾虽然没有具体谈论趣味的理论专著，但是他将趣味观具体实践在他的文论思想中。同为京派批评家的朱光潜曾在早期提出过“趣味说”的美学思想，他在《谈文学》中说：“文学作品在艺术价值上有高低的分别，鉴别出这高低而特有所好，特有所恶，这就是所谓普通趣味。”[8]35
趣味体现在李健吾的批评用语中，李健吾的批评用语不呆板，给人一种赏心悦目之感，这正是趣味作用的结果。他在评论芦焚的《里门拾记》时，就在多处连续运用排比和短句，以增强文章的趣味性。比如李健吾在这篇文章中谈及作者经验与作者自身结合的重要性时，他就用“多粗野，多残忍，多温存，多忠厚，多可爱，一句话，多原始”[9]158来评论芦焚的作品。后面又用到“这里一时是富裕，一时是精致，一时却又是蔽预"[9]162等排比句来赞誉芦焚作品中的用语。在进入自己的品评时，借助一些有趣的例子来进行铺垫，也是李健吾增添趣味的一种表现。在评论何其芳的《画梦录》时，联系到废名《竹林的故事》来进行引证，可见，李健吾不惜用大量篇幅来进行铺垫，使自已的文章有说服力之外，更是带来了趣味性。其次，李健吾所推崇的印象批评本身就是作者趣味的体现。印象批评讲求瞬间印象和感受，它不是用生硬的理论来进行分析论证，而是根据作者瞬时的所感所想，进行自然、平实地品评。在进行评论时，李健吾所感所想会及时地记录下来，这就使文章不像书面用语那样呆板和僵硬，反而增加灵动性和趣味性，他的文笔正是随着他的思绪进行铺陈，在行文中增添了口语用语的一些习性。比如在《答巴金先生的自白》一文，文中“谢天谢地，我菲薄我的批评，我却还不敢过分污读批评的本身"[4]15；在《为“诗人节"》中“来罢，诗人节”[10]等，这些富有日常用语习惯色彩的评论性文字如行云流水，也瞬时将趣味性感脱而出。
在追求批评趣味性的同时，李健吾十分注重批评公正，批评公正是京派批评所尊崇的又一文论思想原则，同样是李健吾在评论作品时所把握的原则。李健吾在《咀华集》跋中提到“批评最大的挣扎是公平的追求…我用力甩掉我深厚的个性，希冀达到普遍而永久的大公无私”[11]。这段话直截了当地让我们看到李健吾所追求的评论公平，即不带上评论者的个性，而是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去做最大的还原。李健吾认为评论者的个性是评论公平的一个障碍，所以，他在进行自己的批评实践时，尽量避免偏见的产生。李健吾站在公平的角度来审读作品，并要求用自己的人生经验去感悟，显然他认为批评家在品评作品时，不能脱离实际而任意发挥，应当尽量保持自己的人生经验与所评作品作者的人生经验有所契合，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做到公平地评论。从另一方面看，追求批评公正也是京派批评家对文学对象特征的尊重与关注，即在批评中十分强调渗进主体意识。朱光潜在《文学的趣味》一节中曾提到个人的身世经历是影响趣味展现的因素之一，而公正自由又是十分注重个人个性的展现，因此，可以说，趣味性和批评公正正是京派文学创作中相辅相成的两个重要因素。
京派文人的趣味美学，既是一种批评风格，也是一种文学态度。李健吾以其鲜活的批评语言和公正客观的批评立场，将趣味性与批评公正完美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批评范式。
三、“性灵论”角度的作家论
围绕创作主体来开展文学批评活动，把对作品的阅读感受、对创作过程中出现具体问题的分析，引向对创作主体及其心理与历史环境的考察，使作者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处于中心位置，这是韦勒克所称的“传记批评”，它也被称为作家论。“作为一种盛行于30年代的文学批评体式，作家论在当时成为不少批评家不约而同的选择”[12]168。与传记批评中的作家论有所不同的是，李健吾的作家论更多是从“性灵论”的视角来进行分析。他从文本分析入手，以此探寻潜藏在其中的性灵人格，并借此展开对整个人生宇宙的深层看法。
综观李健吾大量的批评实践，他的“性灵论”是作家论的前提，他总是透过对作家性灵的分析去透视所评论作家的作品，继而进行作品分析。“西方文论从认识论转向语言论的背景下，李健吾传承中国古典文论批评话语，继承‘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所体现的以作者中心论为基础的批评方式，体现出他独特的批评思维。”[13]李健吾坚持认为，“文学批评最主要的目的之一，是要‘鉴定一部作品和作者隐秘的关系’，是要‘用作者来解释他的出产’。所以，一部作品用作阐释和评价其成败得失，不单是一个文学创作的技巧问题，更是关涉创作主体自身的问题”[14]。李建吾对创作主体的重视，使得他在进行自己的批评实践时，总是可以客观、真实地品评每一部作品。李健吾在那篇《从〈双城记>谈起》的文章中提出“认识一件作品，在他的社会与时代色彩以外应该从作者身上着手，他的性情，他的环境，以及二者相成的创作心境”[15]。李健吾认为将作家的性情以及他的相关经历经验带入作品中进行分析，才可以探索到作品中的种种关联。在品评好友蹇先艾的《城下集》时，李健吾开头这样说道：“他的本色是所谓一介寒儒，因为本质是个安分守己的儒者，原先虽说学的是经济学，字句之间，总不能忘情于他的文法。”[16]李健吾继而将蹇先艾的性格分析带入他对其作品的分析中去，并认为蹇先艾的文章不弄枪花。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李健吾正是以审美的维度对性灵进行透视，他不仅认为作品中要有性灵的展现，还要求批评家也要从性灵出发来评判作品，正是注重从性灵视角来进行对作家的品评，才得以让李健吾具有同其他京派文人不同的创作特点。
李健吾站在“性灵论”视角进行作家作品分析的文论观，使他的文学评论不自觉地带上了客观公正的色彩，这与上文所分析的追求批评公正遥相呼应。也正因为李健吾从性灵的视角出发，让他的每一篇作品分析都充满了“人性美”“温情美”以及“生命美”，这正是他超越京派的独特之处。
综上，李健吾独特的文论思想为京派批评和现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并推动着京派批评在纯审美文学道路上的前进和发展。同时，他的文论思想也对后世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将“印象主义”批评方法自觉地运用到自己的文论批评实践中，并结合中国古典文论思想，创作出极具特色的“性灵论”角度的作家论，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尤其李健吾在文论思想中对“人性"的关注，极具特色的“美文”批评语言，对现代文学批评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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