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枝词是诞生于中国古代的一种文学体裁，发源于巴蜀地区，是描写百姓生活、记载民间风俗的文体。最初的创作者多为下层民众，至清代，逐渐被上层文人接受。现存的创作于清代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的竹枝词作者多为考取功名的本地士子或朝廷派遣的官员，他们以竹枝词为题创作了大量涵盖当地景观、风俗的诗句。竹枝词状写风物景观的题材与对当地民族文化的记载，是十分珍贵的文本材料，在历史记录者还未大量出现、成熟的少数民族地区，更具有民族志的意义。在作品书写的背后，四川地区各民族交流的繁荣景象得以展现。
一、彝藏聚居区地理特征与竹枝词创作的关系
“文学地理”这一概念在我国由梁启超先生最先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国风”中对诗歌进行按地区的分类。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曾提到文学与地理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江山之助”这一命题，认为地理对文学创作有所助益。《文学地理学》中亦认为不同区域的自然气候催发了因地制宜的各类习俗与文化现象，为诗人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资源。
（一）自然地理景观的呈现
四川地区自古便以地势险异著称，四川少数民族聚居地多在高山之中，独特奇异的自然地理环境成了诗人眼中新奇的创作灵感。
诗人郑王臣创作的《会川竹枝词》中的“‘金沙’渡口雨初晴，‘积里山’前月色明。风浪不上烟瘴息，一枝柔橹截江行”一诗是诗人对会川自然景色的描绘，雨后初晴时刻，月光洒落山间，在浓郁夜色的衬托之下愈显皎洁明亮。一旁的江面风浪渐息，烟瘴也逐渐散去。作者通过细腻的观察及对明月、澄江等自然地理景观的选择，刻画出了一幅宁静、清幽的自然景色图。
在四川彝藏竹枝词中，除书写客观山水景物，诗人同样在诗句中融入了自己的地理感知与见解。
建昌城始建于明洪武二十年，自古便是中国西南边陲重镇。《建昌竹枝词》组诗的创作者杨学述是西昌本地人，于乾隆三十三年考取举人，他既熟悉建昌本地的自然环境，又拥有广博的阅读视野。因此作者在面对建昌城依山傍水、秀美壮观的风景便生出了新的理解，写下了“水郭山垣绕‘建城’，关门锁钥自天生。要知山水清佳处，二百年来享太平”的诗句，他将家乡的自然景观与自己所学的经世道理相结合，联想到由地势生成的绝佳防御条件，稳固的防御“锁钥”天然生成，给予了当地人民稳定的生活环境。
杨学述在描绘当地景色的同时，还将其与文学史上著名的地理意象结合。《建昌竹枝词》组诗中“‘泸山翠秀似‘庐山’，‘望海楼’前水叩栏。记取三春流览日，澄江练里列层峦”一诗，是诗人在看到建昌城中苍翠秀丽的“泸山”时，对远在江西的被诗仙李白歌颂的“庐山”的联想。“庐山”在此处的出现是作为文学地理学中的实体性地理意象，本身就具有丰富的意蕴，两座山拥有同音的名称，此刻在诗人的眼中有了一个短暂的重叠，“泸山”也因此得到更为形象的展现。
（二）人文地理景观的书写
清代创作于四川彝族、藏族聚居地区的竹枝词内容中，亦包含了许多对人文地理景观的书写。
杨学述创作的《建昌竹枝词》中有诗道：“平分两界东西乡，勤读勤耕处处忙。好是迟迟春日里，男儿播谷女求桑”，诗句写出了人民日常的生活劳作景象。四川有着悠久的农耕历史，农忙时节，大家各司其职，进行自己的本职工作，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场景。
浙江诗人钱召棠在担任巴塘同知时创作的《巴塘竹枝词》组诗中的“番汉居民数百家，何须晴雨课桑麻。繁霜不降无冰雹，饱腹丰年吃‘糟粑’”一诗是对藏族地区传统饮食文化的记载，“籽粑”作为藏族牧民传统主食之一，以其营养丰富、热量充足、便于携带等特性深受藏族人民喜爱，是藏族饮食习俗的体现。
二、亦诗亦史的民族志意义
竹枝词是起源于唐代的诗体文学，内容风格的通俗易懂虽使其一直处于唐朝璀璨诗学世界的边缘地位，但在具有淳朴民风的少数民族地区，诗歌却发挥出了更为深刻的意义，成了当地文化现象、社会发展状况的载体，具有民族志的意义。
（一）竹枝词文体的民族志性质
竹枝词自唐代产生以来，便被认为是“盖取民俗之民谣，正与古国风一类”的文体，成为一座架在文人和老百姓之间的桥梁。竹枝词的文本中出现了许多解释地方文化的注释，突破了诗体格律与字数的限制，更是为诗体的本身增添了一定的学术研究色彩，成为保存当地文化资讯的文库。在《巴塘竹枝词》组诗中，便出现了多次注释的情况，例如“祖父流传是‘业巴’，敢将门户自矜夸。请看房顶牛毛盖，便是中华阀阅家”一诗，描述了藏族“业巴”家中的独特房屋结构，但由于诗歌篇幅字数的限制，遂在注释中写道：“管事大头人号‘业巴’，亦论家世，结牛毛绳如盖，竖立房顶，名‘夹仓’，土官缘布三道，‘业巴’二道，余人不许用。"对记述的藏族传统建筑民俗进行解释。诗人采用注释解释诗歌内容的方式，使竹枝词的书写空间更为开阔，也能更好地体现民族志的功能。
（二）社会嬗变的记载
清代四川彝藏地区竹枝词中，不少篇目都记载了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真实场景，诗人将社会发展变化的现象写入诗中，将自身所见经历融入诗中，使竹枝词成为社会嬉变的见证与记述的载体。
“人烟辐转货堆排，填满东西两道街。高唱一声桥上去，买花童子着花鞋”一诗是杨学述在《建昌竹枝词》中对彝族聚居地市场交易繁荣的描写。四川地区因地理位置、山形地势等自然条件在古代一直被划为边地，但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成了当地商贸发展的有力支撑。自秦朝起，四川便是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在宋代时出现了“交子”这一流通纸币，到了清代更是拥有了络绎不绝的商业活动。在这一背景之下，彝族、藏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商业也随之一同发展，通过茶马古道与外界进行贸易，以马匹、毛皮、药材等换取茶叶、盐和布匹。诗人陈经在藏族聚居地区创作的《丫头搬茶》一诗写道：“一声‘充本’叫搬茶，跑到丫头乱若麻。偃偻驼行鱼贯出，沿街到处唱咿呀。”其中的“充本”是当时蛮商的通称，诗句中描述的贸易场景体现了汉藏聚居地区茶叶、马匹等产业的繁荣以及当地藏民的积极参与。
三、汉藏彝等民族的文化交融
彝族、藏族是在四川地区聚居人数较多的两个民族，彝族、藏族聚居区多呈现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的生活状态。生活在同一个空间之中，各民族的文化、习俗、思想不可避免地相互影响，加之频繁的贸易往来，各族人民的交往以及文化交流便随之愈加频繁。
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曾提出“人是环境的产物”，认为各地区的人类活动特征决定于各地地理环境的性质。生存在同一片地区的汉、藏、彝等民族，所处环境的自然条件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四川特有的山地、竹林、等自然景观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古人对自然的崇拜与畏惧促使了人们将这些意象融入自己的神话传说与习俗，使得不同民族拥有相似的信仰。
西南地区盛产竹，竹也自然而然成了四川人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景物，加之在原始时期，由于原始先民对自然的崇敬与想象，人们便创作出一系列带有自然景物特征的神话故事、人物传说，“竹王”的传说便诞生于此。《华阳国志》的《南中志》中记载：“有竹王者，兴于遯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滨。有三节大竹流入女子足间，推之不肯去，闻有儿声。取持归，破之，得一男儿。长养，有才武，遂雄夷狄。氏以竹为姓。捐所破竹于野，成竹林，今竹王祠竹林是也。王与丛人尝止于大石上，命作羹，从者曰：‘无水’。王以剑击石，水出，今竹王水是也，破石存焉。后渐骄恣…后西南夷数反，发运兴役，费甚多。（司马）相如知其不易也，乃假巴、蜀之论以讽帝，且以宣使指便于百姓。迺卒开樊门，通南中。相如持节开越嚮，按道侯韩说开益州。武帝转拜唐蒙为都尉，开胖舸，以重币喻告诸种侯王，侯王服从。因斩竹王，置牂舸郡，以吴霸为太守；及置越、朱提、益州，四郡。后夷濮阻城，咸怨诉竹王非血气所生，求立后嗣。霸表封其三子列侯；死，配食父祠，今竹王三郎神是也。”
书中所记载的“竹王”这一人物生于竹中，长大后成为西南夷狄部落的首领。竹王传说作为创世神话，为西南地区多个民族提供了族群起源的依据，反映了这些民族对自身来源的古老认知和思考。彝族的竹王神话中同样具有“竹生人”的情节，创作于藏区的《嘉州竹枝词》中有：“报赛迎神唱《竹枝》，‘竹公溪畔’‘竹王祠’。插花蛮女清歌罢，露冷鹃啼月上时”的诗句，体现了在嘉州地区的竹王神话及竹王仪式，当地建有“竹王祠”，成为供人们举办祭祀等活动的场所。这些神话传说与民俗活动共同体现了西南地区的多元一体文化。
火把节作为彝族最盛大的节日之一，体现了彝族先民对火的自然崇拜，人们通过点燃火把，祈求火神保佑，驱邪避灾，带来光明与希望。《建昌竹枝词》组诗中的“连乡火把照天红，六月为期问土风，一自平蛮回辙后，至今人念武侯功”一诗，便描述了当时凉山地区举行火把节的盛况，彝族文化由本民族延展到了汉族，成为两族人民携手共庆的节日。
清代经济的发展促成了贸易的繁荣，这也成了四川地区多民族之间的交往与沟通的基础。《雷波竹枝词》中的“负盐驼笋提劫，也电腰裙学汉姝”一句，便描写了在贸易促成的文化交流中，彝族的女子受到了汉族女子服饰的影响，接受并模仿汉族服饰的现象。
创作于彝族、藏族聚居区的竹枝词中还体现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人民对汉族文化的主动接受。清代乾隆时期会理州知州郑王臣写下的《会川竹枝词》组诗中有诗言：“遐荒文物渐振振，圣教覃敷被远人。蛮长儿孙多识字，泮官初采鲁侯芹。”诗句体现了在当时彝族的不少奴隶主家族选择让子孙学习汉族文化。四川这片土地具有强烈的包容性，多民族杂居的实质使得不同民族的文化都在这片土地上汇聚，并产生相应碰撞，最终形成了交融互嵌的状态。
四、结语
在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的竹枝词中，有诸多篇目都体现出的相同的对汉族的文化认同以及民族团结的观念。中华民族是一个庞大的家族群体，四川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四川地区多民族文化互嵌的情况同样具有代表性，我们可以由点及面，由四川地区的多民族文化互融推及整个中华地区的文化互嵌。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出发，竹枝词展现了浓厚的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地理特色。就民族志意义而言，竹枝词不仅仅是对细节的记录，更能透过社会文化单位以小见大，探讨“社会何以可能、文化何以可能”的命题，二者均体现了文化碰撞与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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