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后，由于出版印刷业的迅猛发展，报纸、期刊等媒介的强力介入以及基础教育的不断扩张，现代文学“丛书”中作家选集的出版蔚为大观，如上海万象书屋的“现代创作文库”、仿古书店的“现代名人创作丛书”、全球书店的“现代十大名家代表作”（又名“当代名人创作丛书"）、新象书店的“当代创作文库”、三通书局的“现代作家选集”、绿杨书屋的“现代文艺选辑”以及正气书局的“现代文库”等7部选集，某种程度上说，这些选集已经超越了简单的文本汇编，开始初步致力于作品的经典化工作。
一、“选”的方式对经典的塑造
以“现代创作文库”为例，第十辑是《庐隐选集》，作品收录了小说和散文创作两类。小说有《房东》《风欺雪虐》《曼丽》《憔悴梨花》《一幕》《时代的牺牲者》《丽石的日记》等14篇。这些小说的首发媒介基本都是期刊，其中《风欺雪虐》《时代的牺牲者》发表在《晨报副刊》，《丽石的日记》《或人的悲袁》《海滨故人》《灵魂可以卖吗》《两个小学生》发表在《小说月报》。“五四”后报刊种类与印数激增，现代小说数量迅猛增长，读者难以全面了解，作品质量亦参差不齐。因此，选集成为快速把握作家与作品的重要途径。事实上，许多入选作品后被广泛认可为作家代表作，如《海滨故人》《或人的悲袁》等，深度刻画了当时苦闷彷徨的青年形象。
一部选集的生成，最关键的动作在于“选”。既是“选”，必定含有挑选、精选、筛选和择选的性质在其中，尤其对现代文学“丛书”中的作家选集而言，“选”的方式对经典的塑造有很大的影响。
（一）“二次传媒”的性质
罗执廷强调，选本作为“二次传媒”是“相对于以‘发表’为职能的首次传媒而言的”，它“对诗歌传播起着筛选、鉴别的‘把关人’角色”[]。他指出，选本不仅是对已发表作品的“择优录用”和“优中选优”，也强烈体现了编选者的文学观念与审美趣味。正因其“二次传媒”的属性，它在传播链条中处于关键位置，显著推动了作品的接受与认可。
入选选集的作品，由于经历了“选”的加工，在选择阅读载体的时候更能获得读者的信赖，成为首当其冲的选择。所以，其“二次传媒”的性质能让作品获得最初的经典意义。
（二）民营机构的自我挑选
民国时期的出版机构主要分为“教会出版、外商出版、官办出版、民营出版和文学团体出版”2等几类。其中，对新文学的传播影响最大的是民营出版。由于它承接近代新式出版，并在市场化的运作条件下进行规模化经营，民国时期的民营出版机构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出现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亚东图书馆、泰东图书局、北新书局等，随之而来的便是书籍的大量出版。有学者以当时全国最大的两家民营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为例，统计了1912至1918年和1919至1926年两个时间段书籍出版的数量。其中冰心、鲁迅、郁达夫的作品多次印刷，“《寄小读者》23版，《呐喊》22版，《彷徨》15版，《日记九种》9版”[3等。可见，当时民营书局已成为传播新文学作品最重要的机构。
上海万象书屋、仿古书店、全球书店、新象书店、三通书局、绿杨书屋以及正气书局等民营出版机构出版的现代作家选集，推介的基本都是新文学的名家，收入的作品大多数也是各家的代表作。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叶绍钧、徐志摩、冰心、郑振铎、朱自清等人的作品被反复收录，不断扩大了在读者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其实，这类由民间机构自己遴选的选集在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民间资本出资设立的出版机构，不受国家政权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控制，完全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在作家作品的遴选过程中能根据读者的审美趣味做出判断，所以，由民间机构出版的选集可以看作是受众程度较高的选集，是读者喜爱看、乐于读的选集。众所周知，文学作品想要成为经典，必须获得大众的认可，进入民间机构出版的选集就意味着作品获得了大众的认可，是作品迈向经典化的重要步骤。
二、“选”的手段对经典的摘取
现代文学“丛书”的作家选集与入选作品的经典化，不仅在于“选”的方式，更在于“选”的手段。一些作家和作品高频率出现在各种选本之中，无形中增加了它们在传播与接受中的曝光度，以便获得读者认可，为成为经典累积资本。同时，现代文学“丛书”的作家选集，由于入选的作家很多，主编就会为作家排座次，这让其在文坛中争得一席之地。
（一）曝光度：获得读者认可
曝光度能增加作品的可见范围，让读者在阅读中加深印象，并逐渐获得其认可。
首先是作者的曝光度。基于对7部作家选集的统计，35位入选作家中茅盾、巴金、郁达夫与丁玲等作家曝光度最高。作者在选择阅读材料的时候，面对多如星辰的作家，更倾向于选择曝光度高的那一部分，无形中增加了这部分作家作品的阅读量，越是阅读量高的作品，更容易被阐释、解读和批评，而阐释、解读和批评也是作品经典化的重要手段。
其次是作品的曝光度。7部作家选集中，徐志摩的作品入选了5部，其中《在病中》《云游》《两地相思》《海韵》《我来扬子江边买一把莲蓬》《翡冷翠的一夜》《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一条金色的光痕》《石虎胡同七号》《巴黎的鳞爪》《我所知道的康桥》《自剖》《轮盘》等篇目曝光度较高。事实也证明，诗歌《翡冷翠的一夜》、散文《巴黎的鳞爪》《我所知道的康桥》成为现代文学的名篇。
值得说明的是，作品的曝光度高并不代表作品一定会成为经典，曝光度只是衡量作品经典化的一种尺度，但并非唯一尺度，曝光度高的作品相比曝光度低的作品更能吸引人们的关注，在经典化的道路上更能“近水楼台先得月”。
（二）排位次：争取文坛地位
众所周知，“鲁郭茅巴老曹”是现代文学史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家最具代表性的排列。但随着现代文学观念的更新，尤其是“重写文学史”“20世纪中国文学”“新文学整体观”等概念的提出，现代文学的文学形态、存在方式以及学科建制等面临新的挑战，重排现代作家的位次也成为讨论最为激烈的话题之一。21世纪初《世纪文学60家》的出版及2017年《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对现代作家进行排序，结果均引发广泛讨论。与传统的“鲁郭茅巴老曹”座次相比，鲁迅始终稳居首位，而郭沫若、茅盾等排名显著下降，巴金、老舍及沈从文等人地位则有所上升。此类排名虽不能完全代表作家的文学贡献，但无疑是通过曝光度和接受度推动作家经典化的重要手段。
吴义勤曾说，经典化不是简单地呈现一种结果或对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排座次，而要进入一个发现文学价值、感受文学价值、呈现文学价值的过程。确实，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并不是一种结果的呈现或者一个简单的排座次，而是对经典作品文学价值的发现、感受和呈现的过程，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才能品味出经典的魅力。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并非从生产开始就是经典，而是经过漫长的汰洗、甄别和筛选才能从海量的作品中脱颖而出。选集由于是大部头的丛书，所以入选作家有很多，无疑，排位靠前的作家更能受到读者的青睐，因为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位次靠前，肯定代表更好，所以，位次靠前的作家的作品也会随之被阅读和被阐释，这就大大增加了该作家的作品成为经典的概率。
三、“选”的内容对经典性的概括
科尔巴斯曾将“经典性”作为衡量作品美学质量的重要标准，是对作品批评潜力的关键评价。也就是说，一部作品能否成为经典，取决于它的作品的审美性是否比其他文学作品更优越。现代文学“丛书”中的作家选集，通过题记（序）、选入作家研究的相关文章等对作品的经典性进行强调，为经典化助力。
（一）具有文学史性质的题记（序）
7部选集分别以“题记”“编者题记”“序”“小传”等的形式简要概述了作者的经历、代表作品和创作特色，这些题记（序）已经具有了文学史的性质。
“现代创作文库”中《沈从文选集》的《题记》指出湘西背景与军队经历为其早期作品注入浓厚的地方色彩与军旅气息，后期则拓宽题材，刻画社会各阶层人物。编者强调沈从文“在鲁迅、茅盾等人之外，另成一派”，肯定其风格独树一帜，结构多变、语言简练新奇，文字富于“诱人的魔力"[4]。“现代名人创作丛书”中《丰子恺创作选》的《序》则从其绘画与音乐才能切入，称其为“万能博士”，并指出其漫画与文学作品均具滑稽与讽刺特质。这种多艺术门类贯通的视角，为读者理解他的文学创作提供跨媒介的阐释基础，也强化了其“艺术家”的标签。两篇文章均从特定角度，或人生经历，或艺术修养切入，将作者生平与创作特色紧密结合，在作品正文之外预先勾勒其风貌，起到引导阅读、奠定理解基础的作用。
再如林语堂，“当代创作文库”中《林语堂杰作选》的《小传》从其主编的《论语》《人间世》等刊物风格切入，指出他“以旁观者的态度提倡幽默，推荐明代小品文字”[5]，并特别推崇袁中郎。认为这一转变体现其思想与风格的重大突变，并强调林语堂将“行为”置于“文字”之上的立场—主张“文字放浪”远胜于“行为放浪”，以此捍卫幽默文学的独立价值。他因此被文坛誉为“幽默大师”。而“现代作家选集”的《序》则着重谈论其文章的“幽默味”，指出他善于捕捉瞬息情感，并以生花妙笔细腻展露，因此广受读者喜爱。《小传》侧重幽默观与性灵解放的文化革新意义，视幽默为对抗封建束缚的方式；《序》则突出幽默中的写实与社会洞察，强调“幽默之为物，在实质不在皮毛，在见解不在文字”，须基于对人生的“看穿”。二者从不同侧面揭示其文学特色的经典性所在。
（二）“作家论”引导审美评价
在作家选集中，有的在“题记”后还收入了“作家论”，或者以作家的创作经验谈来代替“作家论”。这些创作经验谈能够帮助读者理解作品的时代背景、创作语境等，比较典型的是“现代创作文库”。
“作家论”是研究作家的专门理论，它涵盖作家的写作经历，尤其是突出作家的代表作和标志性作品，结合时代背景、社会语境，以真诚、客观、理性的分析，深入探析作家的精神世界，阐释作品的艺术特色，是作家作品研究的重大成果。吴义勤曾谈到，“作家论”不仅构成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传统，更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该领域研究的最高水准。他指出，那些得以被历代学者反复研读和引证的现代文学研究著作，往往都属于“作家论”这一类型。“作家论”之所以能成为作家综合性、系统性、权威性的研究，与其重要的评价标准密不可分。“史料是作家论的根基，在史料选取过程中，只有注重搜集史料的‘全’、致力挖掘史料的‘深’、力避史料运用的‘偏’，才能确保筑牢作家论的根基…文本是作家论的管钥，从文本出发，在文本与作家内外勾连、深度融合的基础上，对作家创作整体面貌给予整体审视，是作家论的重要目标。”[6]深入挖掘史料精髓、高度结合时代标尺、全面审视作家文本，“作家论”成为阅读作品、解读作家的代表性资源。
我国现代文坛上的很多著名作家，都有“作家论”，比如1936年由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作家论》，内收《徐志摩论》（茅盾）、《徐志摩论》（穆木天）、《庐隐论》（未明）、《林语堂论》（胡风）、《落华生论》（茅盾）、《冰心论》（茅盾）、《王鲁彦论》（茅盾）、《沈从文论》（苏雪林）和《张天翼论》（胡风）等。这些“作家论”在当时的作家和作品研究中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们不仅总结了作家的历史意义和价值，而且以契合时代精神的观念为标准，对作品的权威性给予了中肯的评价，对作家文学史形象的塑造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影响深远。
综上所述，中国现代文学“丛书”中的作家“选集”通过系统性的“选”之运作，深度参与了新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为诸多现代作家及其作品的接受、传播与后世经典地位的确立，奠定了重要的历史基础。
参考文献：
[1]罗执廷.论当代诗歌传播体制中的选本传播[J].云南社会科学，2012，（6）.
[2]张俏.民国时期图书出版文化的推广与传播[J].出版广角，2018，（11）.
[3]陈树萍.北新书局新文学书籍出版研究——经典、畅销与滞销[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8，（3）.
[4]叶忘忧，徐沉泗.沈从文选集[M].上海：中央书店，1947.
[5]巴雷.林语堂杰作选[M].上海：新象书店，1947.
[6]侯敏.作家论的三个评价标准：史料、时代与文本[J].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