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熙十年（1183年），范成大“因苦风眩”，“五上章求闲”]，得以卸下官身，开启了他晚年隐居石湖的十年。此十年间，范氏将视野从公文案牍转向日常生活，创作了大量咏物诗。考察范氏这一时期的咏物诗可以发现，其中形成了一系列紧贴日常生活的物象群。宋诗本就有日常化的特色，那范氏咏物诗中的物象群如何体现这种日常化呢？一是以物象记录其日常生活状态和轨迹，一是以物象寄寓其隐居生活中的心态变化。考察这类诗歌，有助于探察范成大这位南宋中兴诗坛之巨匠的晚年生活，感受其日常生活中的诗意态度。
一、范成大晚年咏物诗中的物象群类型及其蕴含的心态
（一）“自然天象”：士人的“忧民心态”
范氏咏物诗中的第一类物象是雨、雪等自然天象。众所周知，范成大是中国文学史中赫赫有名的田园诗人，且作为一位有良心之传统士人及宋室高官，其对农事之关心在其诗歌中随处可见。隐居石湖期间，范成大依然未改这种忧农、悯农的心态，关注天象，也是在关注农民的命运。范成大对雨的态度可以看到这一点，以其《苦雨》（其二）为例，诗言：“不辞蛾化麦穗，叵忍秧浮浪花。儿孙泪汰护岸，翁媼扶携上车。”[2连日阴雨，且此雨正发生在插秧之时，故此雨给农民带来之危害是巨大的：麦穗遇雨潮湿，秧苗在大雨的冲刷下浮在田间，而此时之人，有的坚守堤坝，有的仓皇逃窜。这就是范氏在其诗中描绘出的雨中景象，其中对民生之忧心溢于言表。
但天象之变化给人民带来的不一定是忧愁，如果雨来得及时，反而对农民是一种慰藉，所以范成大也有《喜雨》之诗：“昨遣长须借踏车，小池须水引鸣蛙。今朝一雨添新涨，便合翻泥种藕花。”2诗人前日还在以踏车引水，恰在此时，雨水出来，旱情立马得到缓解。“便合翻泥种藕花”一句，语言之下隐藏的是风调雨顺的喜悦心情。由此一苦一喜之间，可以看到：诗人对天象的态度，完全取决于其于农事、人民的作用，若有害，则恨之；若有益，则喜之。其中包含关切民生的心情，既是范成大日常生活之所见所闻带来的体悟，也是其士人的良心所在。
（二）书斋之物：闲雅文人的“自适心态”
其中第二类物象则是范氏书斋中砚台、画卷、瓶花等物。此类物象将视线一转，从广阔的生活之中转向封闭的书斋，作为一位传统士人，这也是范成大常处之空间。关于范成大书斋之中闲雅的生活，可从《古鼎作香炉》中见一斑，诗云：“云雷萦带古文章，子子孙孙永奉常。辛苦勒铭成底事？如今流落管烧香。”[2宋代文人在书斋中，无非是读书、写作、熏香、赏画，此诗描述的是范氏燃烧熏香的一幕，特别的是，香炉是以古鼎充当的。范氏发现了古鼎之上的花纹、铭刻，深知此鼎为古物，由此引发了诗人的感叹：古代辛苦铭刻之古物，如今却也只能流落的烧香的地步。由此来看，范氏在闲雅的书斋生活中也在反思自己的命运。范氏自己不也想古鼎一样吗？“云雷萦带”之花纹可比喻诗人之才华，自己辛辛苦苦地砥砺才华，但也只能落个闲居的地步。
除此之外，范氏咏物诗中常见的瓶花，则是诗人修身养性的玩物，通过插花把自然之美搬进房中、院中欣赏，从生活中发现、欣赏并创造美成为他的日课，如《瓶花二首》：
水仙镌蜡梅，来作散花雨。
但惊醉梦醒，不辨香来处。（其一）
小梅未可折，不折惜空回。
拥鼻燃一枝，也道探春来。（其二）[2]
两首小诗以瓶花为载体，展现不同的审美心境：第一首以“散花雨”的视觉想象、“不辨香来处”的嗅觉迷茫，展现对自然之美的沉醉，强调感官体验的直觉性与不可捉摸性；第二首以“燃一枝”替代“探春”的圆满期待，体现无法尽得美时的自我调适，传递“退而求其次亦得趣”的达观，展现了诗人变通与自得的生活智慧。
（三）石湖花木：诗人暮年的“伤时”心态
第三类物象，也是范氏此时期咏物诗中描写最多的一类物象，即石湖中的花木。细检范氏之咏物诗，范成大此时期写了很多种类的花木，比如拒霜、海棠、梅花等。为何如此喜欢写花呢？一是花为日常生活中常见之物，二是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可用以表达时间秩序，比如以落花表达时间之易逝。其《携家石湖赏拒霜》诗云：“渔樵引入新华坞，儿女扶登小锦城。艳粉发妆朝日丽，湿红浮影晚波清。谁知摇落霜林畔，一段韶光画不成。”2]石湖波光云影、蜂蝶随船、花坞锦城般的明丽景色令人陶醉，在渔翁樵夫的引领下，诗人在儿女的搀扶下进入新开的花坞，欣赏美丽的木芙蓉花，享受家庭同游的天伦之乐。但欢乐之时光总是不长久的，在“摇落霜林”与“韶光”的对比中，诗人表达了对自然生命力的赞叹及时光易逝的感慨，于赏景中见哲思与温情。
另外，范成大在此时期创作的欣赏海棠之诗歌，更是把时间拉回到其入蜀任“西边大师”之时，回忆时光的底色比较浓厚。以其《赏海棠三绝》为例：第一首诗有“聊为海棠修故事，去年灯烛去年花”之句，先言范氏看到海棠之后回忆起去年秉烛赏石湖海棠之事；第二首则立即将对海棠的回忆延伸至成都宴饮之时，其诗中说：“但得常如妃子醉，何妨独欠少陵诗”，其中“何妨独欠少陵诗”一句，则是直接牵涉到成都海棠的一个典故，即成都海棠之盛为天下所无，但杜甫入蜀之后并无一首咏海棠之诗。由此可知，范氏在此诗中回忆起了蜀中雅集时观赏张园海棠的盛况；第三首诗则直接以“忆向宣华夜倚阑”开头，“宣华”指成都著名的宣华苑，其中之海棠带给诗人的印象是“花光妍暖月光寒”。而后两句所谓的“如今蹋讽嫌风露，且只铜瓶满插看”，则又将今昔时间重叠在一起，颇有感怀伤时之意。这是一组诗，三首诗的时间秩序是在现实一回忆一现实当中展开的，一则回忆起当年之意气风发的时光，无比留念；一则看到现实中衰讽的风景、衰颓的自己，感慨时间之变迁。此时，海棠之命运与范氏之命运开始重合：当年“占断风光”，即使少陵并未题诗也不影响自己的心情；如今却沦为瓶中插花，风化不再，甚至因为衰老连活动的空间都受到了限制。以花喻人，花之命运也即人之命运。
（四）民俗风物：隐居平民的美好生活愿望
范成大的咏物诗中还有第四类物象群，即民俗风物之物象。这类物象中可能寄寓了范成大对生活的美好愿望，但并未涉及多少心态的问题。比如《爆竹行》一诗：
岁朝爆竹传自昔，吴侬政用前五日。食残豆粥扫罢尘， 截筒五尺煨以薪。节间汗流火力透，健仆取将仍疾走。儿童 却立避其锋，当阶击地雷霆吼。一声两声百鬼惊，三声四声 鬼巢倾。十声百声神道宁，八方上下皆和平。却拾焦头叠床 底，犹有余威可驱。屏除药裹添酒杯，昼日嬉游夜浓睡。2]
以此诗来看，其中并未表达多少心态，只是在描述燃放爆竹之过程，其中有爆竹之形状，即所谓“截筒五尺煨以薪”，长五尺，腹中以薪填满；有爆竹之响声，即“当阶击地雷霆吼”，其响若雷霆；有爆竹之功用，即“百鬼惊”“神道宁”，盼望八方和平，其中一派节日之热闹、嬉戏的氛围。这类诗歌并未蕴含多少感情，但这才是日常生活之物。除爆竹外，范成大还写到吴中之灯、絮帽等代表吴中之民俗风物。
二、范成大晚年咏物诗中的物象群特色
以上就是范成大晚年诗歌中的主要物象群，其大概有两个特点：一是高频复现，这些物象在范氏晚年咏物诗中反复出现；一是以类聚合，即范成大诗歌中的物象是以群体聚合的形式出现的。周剑之认为：“重复，本就是日常的核心要素之一。正是通过规律性、周期性的反复实践或反复出现，一种行为或一种景象才能够成为日常。”[4]正是因为这些物象的不断出现、成群地出现，故才构成了范成大的日常生活图景。
除此之外，研究范成大咏物诗中的物象群特色还应注意一个问题：袁行霈先生指出：“一个诗人有没有独特的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即取决于是否建立了他个人的意象群”[5]，那范成大所建立之物象群有其独特性吗？对此，我们可举与范成大同时且并列为“南宋中兴四大家”之陆游的诗歌来观察。陆游一生最爱梅花，且与常人不同一般，在其《梅花》诗中有“我与梅花有旧盟，即今白发未忘情”[3的表白，于是其笔端写下了“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等名句。嘉定元年（1206）冬天，陆游已走到了人生的最后阶段，再次回首平生，陆游这样写道：
三十三年举眼非，锦江乐事只成悲。
溪头忽见梅花发，恰似青羊宫里时。3]
由此可以看到，陆游是在借梅花这一物象，去牵扯出多年前的一段经历。这就构成了范成大与陆游之不同：范成大是在物体之中抒发当下之情感，而陆游是沉浸在物体带来的往昔记忆中。相同的是，两人都是在借物体传达对时间的感受。另外，范成大诗中有一个特别的意象群，即“自然天象”。其他诗人也在关注自然天象，但无非是伤春悲秋而已，但范成大却将对自然天象的书写，转化为对普罗大众的悲悯，这实是范氏诗歌之一大特色。
三、范成大心态变化的原因
由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到范成大晚年时期通过咏物诗表达出其心态之细微变化：一是依然关心民瘼、关切现实的士人心态；一是感时伤怀、闲居自适的文人心态。虽以后者为范氏此时之主流心态，但其间毕竟存在一定的矛盾关系，究竟该如何看待这种复杂矛盾的心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
一是宋代士人普遍的仕隐调和思想。宋朝奉行“重文”之政策，故宋代士人政治地位、生活境遇等均远超前人，加之程朱理学的倡导，宋人的政治热情及责任感空前高涨。就以范成大来看，其在给孝宗皇帝的奏议中也常有以民为本之政治家风范，如其言：“臣闻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帝兴王成未有不得民而能立邦家之基也。得民有道，仁之而已，省徭役，薄赋敛，蠲其疾苦而便安之，使民力有余而其心油然知后德之抚我”[6]。在此言中，范氏作为士人、高官之仁怀、责任感都得以彰显。且在此思想的指导下，范成大在历任地方官的经历中每每将此思想变为现实，“兴水利、恤贫民、除弊政、建良法，政声卓著，深得士心"[7]。正因为如此，范成大即使在退居石湖其间，依然关心民瘼，这是其思想中一以贯之的。然仕路大多数时间里不是一帆风顺的，故宋人也常在失意时将儒、释、道三家思想融铸在一起，形成尚隐情结。范成大就是如此，其在修建石湖时，本就在其中倾注了退隐之思：“始，余得吴中石湖，遂习隐焉”。正如谷中兰所言：石湖别业“这片私人空间承载着范成大的退居生活，不仅为其提供了更多的闲暇之时，更在极大程度上保护了身心的自由与自适”[8]。在石湖的自由、自适的生活中，范成大逐渐沉浸于日常生活的诗意感受中，由此调和了仕与隐的矛盾，完成了由仕而隐的转变。
二是范成大本人之“禅悦”倾向及“衰病”导致的结果。先说范成大的“禅悦”倾向。范成大早年曾有寄居禅寺的经历，故其接触佛学思想较早、也较深刻，体现在其诗歌创作中，即多有恬退清静的隐退之思。即使在仕宦各地之时，此种思想也常在范氏诗歌中萦绕。及至晚年，范成大再三请辞，可以看到其退隐之思日益占据心态的主流。而其身体多衰病，也是范氏倾向于“隐"的又一大因素。早年的范成大“幼而气弱”，“疾痛疴痒，无时不有”，身体的因素亦会影响其心态，迫使范氏之思想一直有消极的因素。步入晚年之后，范氏之身体更加羸弱，诗集之中苦病、卧病之作更多。如此一来，范成大即使有心作为，也会因为体力不支而生隐世之心。所以，其咏物诗中多有沉浸书斋、观赏花木、体会风俗之作，也是合乎情理的。
晚年的范成大已消退了仕宦各地时的政治热情，其自适、安闲的思想逐渐占据主流。故其咏物诗中，将“物”划分在四个物象群中，以记录归隐石湖的日常生活状态，抒发恬退之心态。此种心态形成的原因，既有范成大人生中一以贯之的思想，也有晚年之“老境”带来的困窘和消极。然而“仕”与“隐”、“公”与“私”仍然会在特定的时刻交织在其咏物诗中，在一定程度反映了进取与退隐之心在范氏身上的圆通融合。这样的特点，更能展现宋代士人的日常生活。
参考文献：
[1]于北山.范成大年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2]范成大著，富寿荪标校.范石湖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3]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4]周剑之.陆游晚年乡居诗歌中的日常事象群与生活秩序感[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05）：19-28+207
[5]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6]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7]张剑霞.范成大研究[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5.
[8]谷中兰.园林情结的自足与自解——范成大园林书写与精神超越[J].文学遗产，2019，（03）：70-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