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西方的中国观念和中国形象几经变迁，从马可波罗笔下“大汗的国土”，到启蒙思想家口中“康熙治下的中华帝国”，中国一度作为道德与财富的理想国象征着西方人的梦中乐园。而自19世纪开始，随着晚清中国与西方世界实际碰撞与交往的增多，越来越多的地理学家、传教士、商人、外交官等来到中国并撰写游记，此时的中国形象也呈现出相当的复杂性。德国地质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的考察，恰似一枚棱镜折射出前全球化时代的认知碰撞。
目前，对李希霍芬游记的研究或以游记所涉农业、商业、交通水利内容为研究对象，或探讨游记中广东、山东、山西、辽宁等地区的形象，尚未有对形象系统和全面的整理与研究，也未能建立“自然景观、人文环境、经济形态”的整体观照框架。本文以《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为考察中心，将其置于李希霍芬中国地质考察的整体和近现代西方的中国形象演变史两条脉络上进行观照，探析李希霍芬笔下“形象”的具体构型和生成机制，并在历史形象与当代实践的张力之中探索如何突破单向的“西方凝视”或“本土叙事”，从而讲好中国故事，建立“双向对话”的中西文明互鉴模式。
一、旅行与权力：晚清西人旅华的地缘政治学
晚清至民国时期，随着中国国门打开，西方的地理学家以“科学无国界”为旗号，纷纷来华进行地质学考察，其中著名的有庞佩利、李希霍芬、塞切尼、奥勃鲁切夫、维理士等。这些考察活动，既折射出西方对东方的好奇与探索，也深刻反映了中国主权观念的演变与中西文化的碰撞。
（一）李希霍芬中国考察的历史坐标
19到20世纪，西方地质学者以多元形式在华开展考察活动，其历程既见证了科学探索的演进，更折射出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其考察主要分为自由考察与因和中国的主权观念产生冲突的中外合作考察，前者比较著名的比如庞佩利、李希霍芬、塞切尼等，后者如安得思组织的美国中亚考察团和斯文·赫发起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等。19一20世纪晚清期间，他们在中国先后组织了多次地质学考察。
1861—1864年，庞佩利在中国进行西方首次系统的地质学考察，为后续考察做了示范。1868一1872年李希霍芬对中国进行了7次广泛而细致的考察，“踏查之普遍，著述之精深而博大”，非他人所及[1]。1877—1880年匈牙利人塞切尼怀着“寻找人类和匈牙利的先祖”的“神圣使命”来亚洲进行考查。1892一1894年间俄国著名地质学家奥勃鲁切夫重点考察了甘肃等区域的砂和黄土。1903—1904年维理士以寻找最古老的三叶虫为主要目标来中国进行地质学考查。这些自由考察或多或少获中国帮助，如庞佩利任清政府矿产顾问，李希霍芬获上海商会支持等。
20世纪，随着中国人民主权意识兴起，西方地质考察易与中国主权观念冲突，进而形成中外合作考察团。1922—1930年安得思组织的美国中亚考察团在第四次考察时爆发了“古物交涉案”，相关古生物化石中美平分。1926年师从于李希霍芬的斯文·赫拟考察西北，原协议有损中国主权，后成立中瑞西北考察团，最终瑞方以《斯文·赫定领导的西北考察团考察报告》为总题名发布考察报告，其可称为20世纪上半叶西方人来华进行考察获得的最丰硕成果。
（二）李希霍芬中国考察的空间构型
在众多西方地质学家中，李希霍芬占据核心地位。1868一1872年，他七次深入中国腹地，对大清帝国18个行省中的13个进行了地理、地质考察，范围广、研究深，被中国近代地质学创始人翁文灏誉为“最先明了中国地文之伟大科学家”。他首次将地质学方法与区域地理研究结合，提出“中国黄土风成说”“丝绸之路”等原创理论概念。其巨著《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影响后续数十年西方地质学家来华考察的方向，更为晚清地质学树立了科学范式。
然而，李希霍芬的考察始终裹挟着殖民主义视角：他批判太平天国运动、蔑视清朝统治阶级、全盘否定中国教育体系，反映了西方殖民者眼中亟待“文明开化”的中国形象。因此，其考察成果具有双重性：地质学贡献推动了学术进步，奠定中外合作考察基础；殖民视角则暴露了西方“科学无国界”话语背后的权力逻辑，揭示了晚清中国面临的学术与政治双重挑战。
值得一提的是，李希霍芬于19世纪中后期多次深入考察，1868年11月13日从宁波启程，考察多地后经进入太湖流域。1870年10月，考察范围扩至浙皖交界，记录沿途地理状况，二度考察杭州多地。1871年6月再度来浙，参访多处寺庙后西行金华地区，完成环考察闭环。
二、《中国旅行日记》中的景观叙事与殖民编码
通过对《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的文本分析，可透视19世纪西方殖民话语中景观书写的三重逻辑：自然景观被赋予“审美凝视”与“工具化书写”的双重色彩，既作为东方主义的视觉奇观，又沦为殖民扩张的预演；人文环境中的“脏乱差”表象，实则是文明等级论与殖民地焦虑的投射，通过城乡衰败与民族意识缺失的并置，构建“待拯救”的东方形象；而经济形态的“原料产地”定位，则揭示了西方资本通过技术垄断与资源掠夺，将中国纳入全球不平等贸易体系的殖民逻辑。
（一）自然的工具化：从“审美奇观”到“潜在殖民地”
《旅行日记》里自然景观的书写兼具审美凝视与工具化记录的双重属性。“我们观看事物的方式，受知识与信仰的影响。”[2]李希霍芬以一种高傲的观察者的姿态审视景观。这种审美凝视赋予他评判权，自然景物虽美，却也似传递出“适合殖民”的信号。同时，对自然景观的描写是功能优先于艺术表达的工具化书写。如他描述宁波河段入口景色美丽，经过山形岛屿到被山峰环绕的入口，还详细记录庙宇所处盆地及周边山崖情况。这种描写并非单纯夸赞景物之美，更像绘制战略图，为后续殖民提前寻找适宜之地。
（二）文化的“他者化”：“脏乱差”叙事与文明等级论的投射
李希霍芬记录的人文环境，呈现城乡空间“脏乱差”表象，背后隐藏文明等级论与殖民焦虑。李希霍芬带着殖民者眼光观察城乡，贫困脏乱景象跃然纸上：宁波街道破败房屋与堆积垃圾对比鲜明，街头弥漫衰败气息；杭州民居“除脏外还是脏，满眼破败”…与他最初对的美好印象形成巨大落差。
此外，他观察到民众缺乏民族意识。动荡社会背景下，百姓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对外界变化和国家前途不闻不问，反映出思想文化层面的落后与封闭，为西方列强殖民入侵提供可乘之机。普陀岛对外国女性特权开放事件，成为记录人文环境的重要节点，折射出国力衰弱下的屈辱现实。
（三）经济的边缘化：“原料产地”定位与殖民经济逻辑
西方通过“东方学”知识体系，将东方塑造为被动、落后的“他者”，为殖民统治提供合法性依据。[3]李希霍芬对经济形态的记录，体现了西方列强将中国定位为“原料产地”的经济殖民逻辑。
经济发展有优劣之分。一方面，以农业为主导，稻米、茶叶、丝绸、棉花等传统农作物是核心产业，农产品满足本地需求外还大量出口，成为西方列强获取利润的来源；另一方面，丰富的山丘草地资源未有效利用，大量土地闲置制约了经济发展，站在殖民者的角度，他们想“教会中国人如何利用山丘”以使经济利益最大化。这反映出其对经济资源的掠夺性开发意图。
三、形象的生成机制：历史语境、学科话语与文本政治
晚清特殊历史语境下，形象生成机制呈现出复杂的共时性张力。西方工业革命与殖民扩张使科学考察异化，中国内忧外患为西方观察者提供了“落后”的认知条件，这种碰撞塑造了李希霍芬等学者地质考察中的双重话语体系一一实证数据与殖民话语的交织共生，更通过文本政治的运作，在客观记录与主观建构的张力中完成了对乃至中国形象的书写。
（一）共时性张力：工业革命驱动与晚清衰微的语境
首先，西方工业革命驱动。19世纪中后期，西方工业革命浪潮涵涌，德国的殖民扩张需求与日俱增。鲁迅曾评介李希霍芬：“毋曰一文弱之地质家，而眼光足迹间，实涵有无量刚劲善战之军队。”[4]在此背景下，科学考察不再仅仅是纯粹的学术活动，而是被赋予了殖民先声价值。李希霍芬的中国地质考察便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展开，其学术研究不可避免地与德国的殖民扩张战略紧密相连。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转型困难。晚清时期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困境之中，内部动荡不安，外部遭受列强侵略，国家命运岌岌可危。这种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客观上强化了西方观察者对中国“落后”的认知定势，为李希霍芬对中国形象的塑造提供了特定的历史背景。
（二）“客观性”神话：地质考察中的文本政治
首先，地质数据实证性（客观基础）。李希霍芬作为德国著名的地质地理学权威，其专业学术背景和身份使他在考察过程中能够以专业的视角观察并记录中国的地质地理特征。他进行了长达四年、遍及13省的系统考察，详细记录了中国的地理结构、物产分布、交通网络等状况。这些基于实地勘测与严谨记录的成果，具有显著的实证性与客观性，为后世研究近代中国自然环境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彰显出科学考察的史料价值与科学价值。事实上，晚清众多来华考察者，如庞佩利等，也通过类似的科学考察方式，积累下大量关于中国地质地理的实证数据，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国自然风貌提供了基础。
然而，在殖民语境的浸染下，这些看似客观的科学考察文本，实则蕴含着深刻的意识形态编码，即殖民话语。李希霍芬秉持着“西方中心主义视角”，在文明比较中过度凸显中西方文明落差，将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与西方的工业文明进行非对称比较。这种比较方式并非个例，晚清以来多数来华考察者都存在类似倾向，他们以西方标准衡量中国，对中国进行“他者”想象以及意识形态的“他者”定位。例如李希霍芬在舟山考察时，直言“如果单纯占领的话，这里比香港更有价值，因为所有的岛上都有居民而且农耕发达"[5]，其言辞间流露出殖民的倾向。他在文本建构中，通过与中国邻国日本等国的现代化进程对比，进一步强化西方优越论，将中国形象负面化、边缘化。这种文本建构方式，使考察文本成为殖民话语的载体，反映出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认知与态度，即视中国为可征服、可掠夺的对象，而非平等交往的主体。
在历史语境下，李希霍芬的考察文本，既是科学考察的成果和学科话语的体现，也是殖民话语的产物，它揭示了晚清西方来华地质考察活动中，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并存的复杂现象，为我们理解近代中西关系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四、结语
李希霍芬的《中国旅行日记》如同一枚复杂的多棱镜，其笔下的“形象”远非客观记录，而是19世纪殖民语境下知识生产与权力话语交织的产物。通过形象学与知识考古的视角剖析其文本，揭示了其中“自然景观的审美工具化”“人文环境的他者化”以及“经济形态的边缘化”这三重叙事策略，共同构筑了一个符合西方殖民扩张逻辑的“待开发”的形象。这一形象既承载了部分地质学考察的实证信息，更深刻烙印着“西方中心主义”的凝视偏见。
在自然景观层面，李希霍芬以审美凝视与工具化书写相结合的方式，将描绘为既具视觉奇观又适宜殖民的潜在地域；在人文环境层面，他通过“脏乱差”的叙述，投射出文明等级论与殖民焦虑，构建了亟待“文明开化”的东方形象；在经济形态层面，他将定位为西方列强的“原料产地”，揭示了殖民经济逻辑下对中国资源的掠夺性开发意图。
然而，李希霍芬的考察文本并非单纯的科学记录，而是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并存的复杂产物。在地质数据的实证性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殖民话语与西方中心主义视角，这为我们理解近代中西关系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不仅系统整理了李希霍芬笔下的形象，更在历史语境、学科话语与文本政治的交织中，探索了如何突破单向的“西方凝视”或“本土叙事”，从而为建立“双向对话”的中西文明互鉴模式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1]章鸿钊.中国地质学发展小史[A]//中国地质学史二种[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11：81-82.
[2]约翰·伯格.观看之道[M].戴行钺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
[3]（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
[4]鲁迅.中国地质略论[A]//鲁迅全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7.
[5]（德）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M].李岩，王彦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