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气候风险劳动雇佣供应链传染 DOI:10.19592/j.cnki.scje.422271
JEL分类号:J21,J24,N5 中图分类号:F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249(2026)02-139-24
一引言
就业不仅关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也是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维护就业稳定是保障民生的基础,稳定就业是促进发展的关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进行重要部署,明确把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作为重要的改革任务,提出了就业领域的重点改革举措①。然而,近年来全球极端天气如洪水、飓风、干旱、高温等异常天气愈加频繁,极端天气的发生以及严重程度的不可预测性使其成为21世纪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不仅对生态环境、居民健康产生了实质影响,同时也严重扰乱了国际分工秩序和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国内各地区上下游企业出现不同程度的停摆,比如2022年川渝地区的极端高温和极端干旱导致该地区严重缺电,几乎所有工厂都遭遇限电限产;2023年河北地区出现极端降水,导致全省众多工业企业生产中断,这无疑破坏了原本畅通的产供销循环,使得企业的生产活动沿着产业链供应链发生更广泛的摩擦性放缓(曾艺等,2023),就业市场压力尤为凸显。
前期文献主要关注的是以自然灾害为代表的气候风险对企业自身劳动雇佣的影响(Colmer,2021;Rao etal.,2022;Liet al.,2024),而其在供应链上的传染效应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验证。事实上,随着供应链上各环节企业间的关系日益紧密,客户的气候风险也不可避免地在供应链上产生传染效应,进而影响供应商企业的行为决策。原因在于:基于供求关系所建立的高度紧密的协作网络,使得上下游企业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张济平和李增福,2024),单个企业遭受的困境也可能会波及其他企业(Garleanuetal.,2015;张炜等,2024),这种“传染效应”使得气候风险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单个企业,而是贯穿整个产业链供应链,进而产生更大的危害。当主要客户的气候风险较大时,供应商企业必然也会受到波及,并据此改变包括其劳动雇佣在内的经营决策。因此,本文从供应链传染的视角,探究客户气候风险在供应链上的传染,进而考察其对供应商企业劳动雇佣决策的影响。对该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客户气候风险对供应商企业劳动雇佣行为的影响及其实现路径,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气候防控治理体系,而且在当前气候风险日益严峻,失业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境下,为稳定就业提供了重要启示。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手工收集整理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前五大客户的气温和降水信息,以异常气温和异常降水情况衡量客户气候风险,考察客户气候风险对供应商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客户气候风险显著降低了供应商企业的劳动雇佣规模。从传染机制来看,客户气候风险通过需求和生产、风险和收益两条路径,降低了供应商企业的劳动雇佣规模。具体而言,一方面,客户气候风险增大,使得供应商企业预计未来的需求减少,从而缩小生产规模,通过降低劳动雇佣规模来应对需求的下降;另外一方面,客户气候风险增大也预示着其未来经营状况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和波动,促使供应商企业有动机通过减少劳动雇佣来规避风险的上升以及利益的下降。异质性分析表明,当供应商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较差、企业规模较小、供应商企业属于非国有企业,供应商企业行业发展前景低迷、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及供应商企业在供应链中的话语权较低、与客户的地理距离较近的情况下,客户气候风险对供应商企业劳动雇佣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最后,本文还发现客户气候风险主要抑制了供应商企业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雇佣。
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文从供应链传染视角拓展了气候风险对企业生产行为的影响研究。关于气候风险的微观经济效应,已有研究探究了气候风险对企业投资(Rao et al.,2022)、融资(Huynh et al.,2020; Huang et al.,2022)、生产行为(Ding etal.,2021)等方面的影响。然而,单个企业的气候风险不仅关乎自身的生产经营,还会通过供应链传染进而影响上下游企业的生产决策行为。因此,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利用气候风险的独特数据,揭示了客户气候风险对供应商企业劳动雇佣行为的影响及其实现路径。这不仅证实了供应链上气候风险同样具有不容忽视的传染效应,拓展了以往客户特征尤其是负面特征在供应链上传染效应的研究(底璐璐等,2020;李世辉等,2023;杨金玉等,2022),也进一步为在供应链层面理解气候风险的经济后果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第二,以往对企业劳动雇佣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是从社会层面、行业层面及企业自身层面出发(唐等,2023;周亚虹等,2023;毛其淋和王玥清,2023),而对于供应链上自然因素的传染效应,如气候风险的传染对于企业劳动雇佣决策的影响研究甚少。本文通过深人考察客户的气候风险对供应商企业劳动雇佣决策的影响,不仅在供应链层面拓展了企业劳动雇佣影响因素的研究,还补充丰富了自然环境因素和企业生产行为的相关研究。
第三,为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和稳定就业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参考。本文从劳动雇佣的视角评估了气候风险作用于微观经济主体的效应。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客户气候风险通过降低对供应商企业的需求和提高供应商企业的风险,进而降低了供应商企业的劳动雇佣规模,这为加强环境治理力度,建立气候风险防控体系缓解就业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本文后续章节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回顾,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说;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分析;第五部分为进一步研究分析;第六部分为结论和启示。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一)文献回顾
1.气候风险的经济后果
21世纪以来,气候风险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全球性话题。极端气象灾害的频率和强度不断增加,影响全球经济体系的各个方面。在宏观层面,已有研究关注到气候风险对国家经济产出的影响,包括农作物的减产、工业产出减少、失业率的攀升以及政治动荡等(Dellet al.,2012;Hsiang et al.,2017;Liao etal.,2023)。Mueller etal.(2020)研究发现,气候风险不仅减少了就业机会,还加剧了该地区城市人口的外迁;Song etal.(2023)研究指出,气候风险不仅对全要素生产率有负面影响,而且在不同富裕程度、土地面积和人口规模的国家之间存在差异。在微观层面,学者们也愈发关注气候风险对企业融资以及生产等方面的影响。从企业的融资活动来讲,Huynh et al.(2020)发现干旱增大了企业股权融资成本,不仅如此,银行向公司提供信贷时同样会考虑气候因素,气候风险越大的企业具有越高的贷款成本(Javadi and Masum,2021),且面临着更为严苛的贷款条件(Huang et al.,2022)。
聚焦于企业的生产活动来说,不同类型的气候风险会从各个环节对生产经营造成影响,包括对采购、劳动雇佣、销售等流程的影响,进而影响企业盈利状况。Chen and Yang(2019)以中国工业企业为样本,发现工业企业产出与气温变化呈非线性关系,而Somanathan etal.(2021)通过对印度工厂的微观数据进行分析,发现高温会使工人生产率降低、缺勤率增加,进而降低了企业的年产量;Downeyet al.(2023)以建筑业行业为样本,指出就业率会随着预测降雨量的下降而下降,而且随着预测范围的扩大,下降幅度更大;Pankratz etal.(2023)根据1995年至2017年间4400家跨国公司的业绩记录,发现持续高温显著增加了企业的销售成本及各类费用。不仅如此,气候风险还会通过产品的供应链带来二次经济伤害,甚至会超过极端气候事件本身所带来的损害(Boehmet al.,2019;Carvalho et al.,2021)。
综上所述,随着气候风险加剧,企业的发展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已有研究关注到气候风险对于微观企业生产与经营等活动的重要影响。然而,气候风险不仅仅涵盖了企业自身的气候风险,还包括主要利益相关者如客户的气候风险,鲜有文献涉及客户气候风险通过在供应链上传染效应进而影响供应商的决策行为。
2.供应商一客户互动关系及其对企业影响
与直接影响企业资源配置和重要政策的内部利益相关者不同,客户作为企业最重要的外部利益相关者之一,其经营发展状况可以通过供应链传染,进而对供应商企业经营与投资决策行为产生影响。尤其在供应商一客户关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这种影响不容忽视。已有研究表明,分析师和投资者在对供应商企业做出业绩预测或投资决策时,也会愈发关注其客户的发展状况(Cheng and Esh-leman,2014;Madsen,2017)。
既有文献主要关注供应商一客户互动关系对企业多方面行为的影响。在财务决策方面,供应商和客户的互动关系会影响企业股息政策(Wang,2012)、现金持有决策(底璐璐等,2020)、资金运营效率(王娇和王凡林,2024)等;而在企业的生产活动方面,现有研究关注到供应链上企业间互动关系影响现金流与产需行为等,如蔡宏波等(2023)发现下游企业减税激励带动了中游企业的现金流优化和规模扩张;曾艺等(2023)指出,中游企业的减税效应主要沿供应链向上多级传染,通过改善资金流和扩大销售规模显著促进了上游企业的劳动雇佣规模扩张。因此,供应商一客户互动关系的相关研究主要聚焦在对财务金融领域的分析或者对核心企业整体网络的影响,虽然有少数研究关注到企业的劳动雇佣决策,却忽视了气候风险这一驱动因素在供应链上的传染效应所造成的影响。
鉴于此,结合气候风险的前沿研究,以及供应商一客户互动关系的相关研究,本文重点考察了气候风险在供应链上的传染效应,具体为客户气候风险对供应商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以及作用机理。厘清本文的研究问题,不仅有助于揭示客户特征尤其是负面特征在供应链上传染效应的路径,而且在气候风险冲击重塑全球产业链的背景下,防范气候风险,促进社会就业,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客户气候风险在供应链上的传染效应
理论上,在供应链关系中,供应商与客户是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紧密合作的利益共同体关系,客户气候风险危害不仅仅局限于自身,还会沿着生产网络结构扩散波及供应商企业,使得供应商企业更为关注与客户气候风险相关的信息,并根据风险状况动态调整决策行为。具体而言:一方面,从气候风险的危害性来看,气候风险首先会对企业的生产经营造成严重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气候风险显著地降低了原材料的可用性(Dessaint and Matray,2017;Heet al.,2023),扰乱了采购、制造和物流功能,进而降低了企业的效率和效益(Er-Karaet al.,2020),加剧了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Alshahrani et al.,2O23;Ginglinger and Moreau,2023)。
另一方面,由于供需关系的联结,供应商和大客户企业形成了更为密切的合作关系,供应商企业会投人更多专有投资等(Guetal.,2022),这会使供应商企业对大客户产生更高的依赖度,导致其转向其他客户存在较高的成本(Bode andWagner,2015)。因此,客户气候风险会传导到供应商,进而对其经营决策产生影响。并且,当客户气候风险较高时,引发的客户需求量波动还可能造成上游企业生产量更大幅度的波动,即"长鞭效应"所描述的供需波动偏离度在供应链上逐级放大现象(杨志强等,2020),使得客户气候风险对供应商企业的影响更大。因此,供应商企业会更加关注大客户的气候风险信息,并据此做出更大的决策调整。
2.客户气候风险与供应商企业劳动雇佣决策
具体到供应商企业劳动雇佣决策而言,本文认为客户气候风险主要通过需求和生产、风险和收益两个角度使得供应商企业缩减劳动雇佣规模。为此,我们考虑建立一个两层级供应链,客户企业(下游)与供应商企业(上游)通过订单需求联结。假设供应商的生产函数为:
qs=f(Ls)
其中, qs 为供应商的产量, Ls 为劳动投人,f为生产函数,满足 f′>0,f′′<0 ,即生产函数具有边际收益递减的特性。
从需求和生产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客户气候风险增大,首先受到威胁的便是其自身的生产经营,比如产出的减少、需求的降低等(Chen and Yang.,2019;Rao et al.,2022)。参考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设立客户因气候风险受损的生产函数为:
Yc=Ac?(1-θ)?Lcη
Ac∈[0,1] 表示气候风险冲击因子, Ac 越小,风险越大, Θ∈[0,1] 表示气候风险导致的效率损失,Lc 表示客户自身劳动投入, η∈(0,1) 表示劳动产出弹性。
又因为供应链是跨部门供需冲击的重要渠道,客户的生产和销售情况直接决定了对供应商企业的产品需求,那么供应商企业就会据此调整投资和就业等生产经营决策。既有研究表明,扩大某一行业需求能够带动相关行业在当地乃至周边地区加大投资和就业力度,同时也将触发其沿着产业链供应链产生更大范围传染效应 (Helm,2020) ,而某一行业需求的下降也会影响其上游企业的投资和就业力度。因此,客户对供应商的需求函数为:
Ds=αYc+ε,ε~N(0,σε2)
∝ 表示客户与供应商之间的依赖程度, ε 表示需求波动噪声(含“长鞭效应"放大作用)。供应商根据客户需求决定生产,其生产规模为:
Ys=Ds=βLs
(204号 β>0 表示供应商劳动生产率, Ls 表示供应商劳动雇佣数量。生产约束函数为 βLs?Ds ,即 
另一方面,考虑到员工雇佣作为企业的一项人力资本投资,在供应商企业预计未来需求下降,销售减少的情况下,高额的员工成本只会加重供应商企业的负担。因为企业除了需要支付固定成本和特定员工的附加投资成本外,还需要支付社会保险费和工资薪金等后期费用。不仅如此,将劳动成果转换为经营活动现金流入也需经过生产、销售和收付等流程,而这些流程中存在时间延迟(刘贯春等,2021),而频繁的员工流失还存在高昂的解雇成本。此时,供应商为应对需求下降而缩减生产规模,最优劳动雇佣方案为:

由式(e)可得
0,≤0。换言之,供应商企业会根据客户的需求水平调整投资决策,当客户对供应商的需求下降时,供应商很可能会推迟与客户相关的投资(Chiuetal.,2019),缩小生产和投资规模。因此,客户气候风险通过降低对供应商的需求和缩小供应商的生产规模,使得供应商减少劳动雇佣。
从风险和收益的角度来看,日益复杂和庞大的供应网络关系增加了企业面临高风险的概率(Shu andFan.,2024)。一方面,客户气候风险越高,预示着其未来经营面临着较高的不确定性与更大的波动(Somanathan et al.,2021;Huang et al.,2022),这进一步加大了供应商企业的风险,减少收益。比如大客户未来可能会出现生产停滞和销售不畅的情况,甚至可能宣布破产进而导致合作关系中断,无法偿还到期货款等,这些情况最终都会给供应商企业带来实质性的损失,降低其收益。据此,设立供应商的利润函数:

p为价格, w 为工资率。
表示劳动调整成本(含解雇成本和专有投资沉没成本),体现劳动投人变化所带来的边际成本递增现象。客户气候风险升高时,客户对供应商的需求波动增加,供应商收益波动增加。
另一方面,企业的劳动雇佣决策也受风险水平和收益状况的影响。风险厌恶型供应商的劳动雇佣决策,其效用函数为均值-方差形式:

其中, γ>0 为风险厌恶系数。因此,供应商企业最大化效用函数为:

由一阶条件得:

得
。风险厌恶型的供应商在做劳动雇佣决策时,必然会考虑风险对效用的影响。一般来说,企业风险越大,其投资决策将越趋于保守(邹静娴等,2020);而企业收益状况不佳,不仅间接削弱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同时也降低了对劳动力的吸引力,进而导致企业劳动雇佣数量的减少(余明桂等,2022)。对于员工来说,更大风险、更低收益的企业会使得自身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那么进入到这类型企业的意愿也会降低。因此,考虑风险对效用的影响时,供应商企业效用最大化的函数为:

由式(j)可得U(L)
。综上所述,客户气候风险不仅加剧了其自身未来经营的不确定性和波动,还增大了供应商企业的风险,降低了供应商企业的收益。因此,供应商很可能出于规避风险的心理,减少劳动雇佣数量来避免未来不确定性带来的潜在风险。具体的论证逻辑如图1所示,由此,本文提出:
H1:客户气候风险显著降低供应商企业劳动雇佣规模。
气候风险 客户企业 需求和生产 提升供应商的风险 低对供应商的求 供劳动商企业风险和收益 降低供应商的收益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和数据来源
考虑到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对企业生产经营和供应链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企业运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进而扰乱供应链稳定(张炜等,2024)。在此特殊时期,企业经营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其雇佣规模与疫情前存在显著差异(曾艺等,2023;崔小勇等,2023)。因此,为准确分析客户气候风险对企业劳动雇佣决策的影响,本文选择以疫情前的数据作为研究基础,以避免疫情带来的异常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干扰(宁博等,2025)。本文以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研究样本,并剔除了当年未公布前五大客户名称的企业。本文对研究样本还进行了如下处理:(1)删除具有独特资本结构的金融保险行业公司;(2)删除财务状况异常的ST、*ST公司;(3)删除财务数据缺失的公司;(4)对所有连续变量在 1% 上下分位数进行缩尾。最终,本文得到了5148家公司的年度观测值。本文的财务数据来源于CSMAR、CNRDS数据库,气象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气象科学数据中心。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设定
1.客户气候风险的度量
气候风险是指气候变化引起的风险,是当今组织面临的最重要的风险之一,并且气候变化被认为将继续增加慢性和急性气候和天气事件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Pankratzetal.,2023)。根据TCFD(金融稳定理事会的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发布的《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建议报告》,气候风险主要分为转型风险和实体风险(即物理风险)两类。转型风险涉及政策、技术和市场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其影响较为间接,难以准确量化;而物理风险则主要涉及极端天气事件和长期气候变化,其影响较为明显,易于被观察和评估。因此,目前文献大多研究的是气候风险中的物理风险。
物理风险主要通过极端温度和气候灾难影响企业经营状况,而气温和降水作为气候系统中两个重要的要素,异常高温或者异常降水等极端天气对企业的经营状况所造成的负面冲击影响更为显著(Chen and Yang,2019; Somanathan etal.,2021;陈国进等,2021),如高温可能导致企业员工生产力下降、设备故障率上升,而异常降水可能引发洪涝灾害,破坏企业的基础设施,中断供应链,进而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和销售活动。参考已有研究(Dell etal.,2012; Bernstein et al.,2019; Painter,2020),本文采用气温和降水来衡量气候风险。
本文主要考察客户气温风险以及降水风险是否会影响供应商企业的劳动雇佣行为,因此,客户气温风险和降水风险为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本文采取如下方法来度量客户的气温风险和降水风险:首先,收集中国国家气象科学数据中心监测的每日气象数据,包括平均露点、最大阵风、最高华氏温度、最低华氏温度、降水量等气候变量;其次,我们得到在中国境内气象观测站的经纬度,根据企业年报中披露的前五大客户企业名称,收集客户的注册地信息,并将注册地址作为客户的所在地址;最后,依据气象站点经纬度与对应的市县数据进行了匹配,使用距离客户最近的气象台监测结果作为气温和降水的观测结果,删除了年度观测不够360天的观测站数据,最终得到客户所在地当年日平均气温标准差以及日平均降水标准差。该数值越大,表明客户企业所面临的气候风险越高。采用标准差来度量气候风险的原因是:如果企业所在地区的气温以及降水是较为稳定的,那么其气温和降水的标准差会维持在一定区间内(Mueller etal.,2020)。在此情况下,如果企业所在地区的气温和降水标准差出现较大变异,则表示企业面临的气候风险正随着时间发生变化。
此外,以往的研究表明,前五大客户对企业的经济重要程度是不一致的。因此,为了更好地捕捉客户气温风险以及降水风险的传染效应,我们根据主要客户的采购金额占比进行了不等加权调整从而计算出客户的气温风险和降水风险。在上述操作过程中,本文还排除了供应商与客户处于同一省份的观测值,以避免供应商与客户面临相同气候风险的情况。
2.模型设定
参考底璐璐等(2020)、白茜等(2023)、王欣然和陶锋(2024)的模型设计,本文构建了如下回归模型探究客户气候风险对供应商企业劳动雇佣规模的影响:
Employi,t=α0+α1Criski,t+α2Controlsi,t+μi+ηt+εi,t
其中,Employi代表t年供应商企业i的劳动雇佣规模, Criski,t 是t年供应商企业i的客户风险,根据主要客户的采购金额占比进行了不等加权计算得出。Controls.,为控制变量,包括t年供应商企业i的规模 ?t 年供应商企业i的年龄、t年供应商企业i的资产负债率 ?t 年供应商企业i的资产收益率、t年供应商企业i的产权性质 ?t 年供应商企业i的成长性、t年供应商企业i的工资水平、t年供应商企业i的气温风险 ?t 年供应商企业i的降水风险。变量的具体定义方法如表1所示。此外,本文还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 μi 和年份固定效应 ηt,εi,t 为随机扰动项,并在企业层面进行聚类调整。本文重点分析的是客户气候风险是否会通过供应链传染以及如何影响供应商企业的劳动雇佣决策,系数 α1 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如果客户气候风险降低了供应商企业的劳动雇佣规模,则 α1 应该是显著为负。
表1变量定义表

(三)描述性统计
表2列示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中的数据可以得到,企业劳动雇佣的最小值为4.6728,最大值为11.2801,说明样本企业对劳动力的雇佣数量具有明显差距。从客户气候风险来看,气温风险均值为1.5804,中位数为1.0059,最大值为8.2038;降水风险均值为0.0519,中位数为0.0325,最大值为0.2883。从以上数值来看,不同地区企业的气候风险差距较大。此外,本文的其他变量与已有研究相比,也不存在异常的情况,因此变量的选取较为合理。
表2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3列示了客户气候风险与供应商企业劳动雇佣规模的回归结果。第(1)一(2)列为控制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但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其中,客户气温风险和降水风险与供应商企业劳动雇佣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关系,初步说明客户气候风险越高,供应商企业劳动雇佣规模越小。第(3)—(4)列是在前两列的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客户气温风险和降水风险的系数符号方向及显著性水平保持一致,依然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些结果均表明,在充分考虑其他特征变量后,客户气候风险对供应商企业劳动雇佣的负向影响仍然显著,验证了本文假设H1,即更高的客户气候风险给供应商企业带来的威胁,降低了其劳动雇佣规模。就经济含义而言,异常温度每提高1个标准差,供应商企业劳动雇佣便会下降
;异常降水每提高1个标准差,供应商企业劳动雇佣便会下降
。
表3基准回归结果

①5.72%=0.0342×1.6714×100% 。其中 0.0342 为回归系数,1.6714为客户气温风险的标准差。② )3.47%=0.6221×0.0558×100% 。其中0.6221为回归系数,0.0558为客户降水风险的标准差。
(续表)

注:括号内为t值并经过供应商企业层面聚类以及异方差调整。***、**、*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以下各表同。
(二)内生性检验
1.样本选择问题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要采取鼓励性的说法,而并未强制要求公司实名披露前五大供应商和客户信息,使得企业关于客户信息的披露是一种有选择性的行为。因此,本文的结论可能存在样本自选择的问题。借鉴唐松和谢雪妍ï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