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新型城镇化流动人口 社会保障 城市融入DOI:10.19592/j.cnki.scje.422339JEL分类号:R23,R58,J61 中图分类号:F29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249(2026)03-088-21

一、引言

中国城镇化速度在过去几十年中虽取得显著成就,但“半城镇化”现象依然突出。截至2024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7.00% ,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不足 50% ,两者之间的巨大差距,表明大量农业转移人口虽在城镇就业,却未能转变为市民,从而不利于释放中国居民消费潜力和实现共同富裕。国家于2014年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并于2015年启动以安徽、江苏两省为核心的首批新型城镇化试点,旨在通过户籍改革、社会保障均等化、城乡要素流动机制创新等系统性工程,推动“人的城镇化”。然而,现有研究较少对中国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的效果做出定量评估,尤其缺乏从劳动力流动行为的“人”的视角考察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成效。

新型城镇化本质上是“人的城镇化"(魏后凯,2016;Chen etal.,2018;李兰冰等,2020)。中国过去的城镇化主要源于经济增长在城镇地区形成的需求拉力,吸引了大规模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但这一过程中,城镇地区仅提供就业机会,而缺乏将人留下来的体制机制。在这一背景下,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就是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张可云和王洋志,2021;杜宝瑞等,2024),在人口流入地城市,通过财政转移、融资融券、土地指标和行政管理等方式,逐渐增加对流动人口稳定就业、住房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持,使其能够在城镇就业的同时,实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福利,在身份上,从过去的“农民工"实质性地转化为当地的“市民”。

为了更具体地量化新型城镇化的水平或程度,在实证方面,现有文献从两个方面展开量化分析。其一是选取多个指标体系构建复合型指数,来测度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蓝庆新等,2017;赵磊和方成,2019),孟彩霞和汪立鑫(2024)基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测度,发现新型城镇化水平提升了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长期居留意愿。该测度方法存在一定的主观选择性,且结果难以比较,现有研究逐渐较少使用。其二是借助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的外生冲击,一些文献将准自然实验的方法应用于探讨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比如分析新型城镇化试点如何减缓劳动力的区域错配程度(吴青山等,2022)、推动数字普惠金融深化(王媛媛和韩瑞栋,2021)、提升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Guo etal.,2025)等。利用试点政策的外生性,讨论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在因果关系的识别上更加稳健,但这些文献缺乏对流动人口,尤其是农业转移人口影响的实证检验。

聚焦到以流动人口为对象的研究,近期的研究关注到,新型城镇化试点产生了一系列正向积极影响,包括提升了试点的中小城市流动人口收人水平(尤济红和梁浚强,2023b)显著增加了试点城市的流动人口规模(李敬等,2023),以及增强了试点县域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质量(周闯等,2024),但也有研究指出,新型城镇化规划缩小了流动人口家乡与大城市的收入差距,从而降低了大城市的吸引力和流动人口对大城市的长期居住意愿(Sheng and Zhao,2021)。不同于现有研究,本文基于劳动力迁移理论,利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在流入地调查的特点,根据这些流动人口的户籍来源地,识别出新型城镇化试点地区的人口流出情况,来反推中国新型城镇化试点的政策效果。在有限的新型城镇化试点评估文献中,补充了新的政策评估视角,尤其是通过考察流动人口迁移行为,更贴近了“人的城镇化”。同时,本文还利用微观个体数据检验了试点省份社会保障的覆盖程度和城市融人程度,对于深人理解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流动人口市民化管理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具体来说,本文基于微观劳动者流向的独特视角,利用较大样本量的2011—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匹配宏观层面的新型城镇化试点省份,以2015年安徽和江苏两个省份试点为实验对象,其他省份作为对照组,检验试点后,两个试点省份相对于对照组省份的向外流出的农村劳动力是否减少,是评判新型城镇化建设效果的一个理论依据。研究发现,两个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试点省份的确在2015年及之后,农村劳动力向省外流出的数量有所下降,平均而言,在控制省份和个体特征的条件下,农村流动人口向省外流出的概率下降了 3.89% 。通过调整样本范围、更改估计方法,以及更换对照组等一系列检验,均表明本文估计结果是稳健的。在机制上,本文发现,对于试点地区来说,留在省内和流出省份的劳动力工资回报差异,与对照组相比在平均上并没有显著差异,但留在省内的劳动力更高概率获得社会保障且对流入地的城市融入感更强,因此,新型城镇化建设通过更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社会包容性减少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外流意愿。最后,本文还发现,新型城镇化引起的农村流动人口外迁减少主要在受教育水平较低、具有一定流动经验、女性以及以雇员身份在私营企业就业的群体中更为明显。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制度背景和研究的理论依据,第三部分为实证方法和数据的描述,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第五部分检验了异质性,第六部分进一步对迁移行为进行了拓展,最后一部分为简单总结。

二、制度背景、理论逻辑和研究思路

(一)制度背景

近几十年来,中国城镇化经历了一个起点低、速度快的发展过程。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202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3.89% ,而同时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 45.4% ,两者相差了十几个百分点,在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上,这使得中国的流动人口规模成为世界之最,并仍然呈现继续上升的态势。2020年的流动人口规模达到3.76亿,比2010年增长了 69.73% ,其中的主体是城乡流动人口,达到2.85亿。如此大规模的城乡流动人口尽管工作和生活都在城镇,但由于就业、户籍、住房和社会保障等多方面的体制机制不健全和配套改革相对滞后,使其并没有实现生活方式上的改变和城市融入,导致消费难以提升(易行健等,2020),生活幸福感不高(CaiandWang,2018)等,因此,过去的城镇化更多只是工作转移,或者被称作“半城镇化"现象。

为了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正式发布,成为首个国家出台的新型城镇化规划。为配合《规划》中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2015年2月出台了《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将安徽、江苏两省,以及宁波等62个城市(镇)作为国家新型城镇化先行先试的综合试点地区,其主要任务包括五个方面,分别是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探索建立新型城镇管理模式以及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可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点在于:一是城乡流动人口,二是城镇和农村的高质量发展,三是城乡之间的融合发展。

安徽和江苏作为首批试点省份,承担着先行先试、务实创新的创造性作用。以江苏为例,根据储胜金等(2018)的总结,自2015年以来,江苏省在全省范围内选择了64个市、县、镇,开展先行探索,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如在人的城镇化方面,户口迁移政策比国家要求放得更宽、确保绝大部分城市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基本都在公办中小学就读、实现全省五大社会保险制度全覆盖进城务工人员等。在财政支持方面,省政府出台转移支付按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分配的政策,并设立1000亿元的棚户区改造基金。在行政管理模式方面,大力精简管理机构、推动培育特色示范镇和现代新型小城市,并对示范县级市赋予更大管理权限等。安徽为落实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工作,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包括省会合肥在内的16个地级市全部实行居住证制度(Chen etal.,2019),并提出“两挂钩一倾斜"政策,即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推动省级预算内投资向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较多的地区倾斜①。总体上来看,利用新型城镇化试点的契机,两个省份均采取了一系列相关配套政策,以推动农业转移人口更好实现"人的城镇化”,努力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

(二)理论逻辑: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农村流动人口的流向选择

新型城镇化建设通过各项城乡改革措施,更好推动城乡间的融合和一体化发展,将对农村流动人口的流动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图1给出了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带来农村流动人口的流动行为差异示意图。假定两个同质省份,其唯一差别在于新型城镇化的试点和非试点,其中,城市A和城市B表示省份内部的城市体系,农村流动人口可以流向省内的城市,或者流向省份外部,省外区域状况由外生决定且对于试点和非试点省份均相同。

新型城镇化建设起作用的一个重要标志是降低了农村流动人口进人城市的成本。根据现有新型城镇化试点地区的探索性实践,其主要做法包括降低城市落户门槛、扩大居住证覆盖、提高农村财产性收入、推进城乡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城乡均衡配置、完善进城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推动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就地城镇化、提升城镇精细化管理、加强生态保护和城市创新等。其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让农业转移人口“进得来"和市民化是核心,尽管各地在具体实践做法上各有不同,但都可以归结为减轻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能够安居乐业所面临的各种阻力。

图1新型城镇化试点导致省份农村流动人口的流动行为差异示意图

注:箭头所指为流动方向,粗细代表虚拟的流动人口规模。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效应从图1中得以反映,对比非试点省份,试点省份的农村流动人口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影响下,将有更多个体选择进人本省的城镇区域,向省外的流动个体减少。因此,作为一项城乡协同发展的系统性工程,单一方面难以测度其建设效果,但可以从农村流动人口的行为选择结果上,反推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质量。如果试点省份相对于非试点省份,在试点后其农村流动人口显著减少了流出省外的行为,则至少反映了试点省份农村流动人口的福利改善,同时也能够反映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的积极效果。为此,本文提出基于劳动力流动行为机制的视角,从理论上分析新型城镇化试点建设的成效可以通过农村劳动力流动选择上进行评估。类似地,利用理性假设下的个体流动行为来进行实证评估的思路也常见于现有文献,如宋弘和吴茂华(2020)在评估高房价对人力资本的影响时,以住房价格对大学毕业生留在本地就业还是离开本市去其他城市就业的行为选择为实证模型。

(三)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

借鉴Currieetal.(2015)的模型思路,假定代表性农村流动人口的流动行为被刻画为 g∈{N,F} 分别表示在省份内部流动( Σg=N 和流向省份外部( )。选择动机取决于省内和省外获得的效用水平,效用函数可以表达为:

Uig=max{vN+ωiN,vF+ωiF}

其中, Vg 表示选择g地区的平均效用水平。在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落实之前,劳动力的流动选择处于均衡状态,即省内流动与流向省外是无差别的。对于个体i,满足条件 vN+∞iN=vF+∞iF ,其中,ooig 表示个体i对地区g的异质性偏好。

新型城镇化试点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打破了劳动力流向选择的空间均衡。但正如上述所言,新型城镇化建设包含多项具体举措,但本质是以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核心,进而实现“人的城镇化”。据此,本文将新型城镇化试点省份的一系列干预措施,提取为三个重要方面,分别是工资收人(Todaro,1969)、社会保障获取(尤济红和梁浚强,2023a)和城市融人(李敬等,2023),考察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省份在这三个渠道上的成效。因此,在模型(1)中,假设流动人口效用水平可分解为三个部分,分别是工资水平、社会保障获取和与流入地的城市融入度,表示为:

vg=v(w,p,s)

其中,w、p和s分别表示工资、社会保障获取和城市融入度。江苏和安徽两个试点省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具体措施和任务目标,都明确提出稳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着力解决传统城镇化过程中只提供就业,而缺乏相应保障政策以及城乡融合不够的弊端。当新型城镇化试点后,不妨假设对流动人口的平均效用冲击程度为0,但不影响非试点地区,因此,试点后的流动人口选择取决于:

比较式(1)和式(2),在试点前,由于存在异质性偏好,流动人口 i 选择流向省份外部的条件为vF-vN>ωiN-ωiF ,假定异质性偏好的分布函数 δi≡ωiN-ωiF 满足 G(?) ,则农村流动人口选择流出省份的概率为 。进一步得到试点后,流动人口选择流出省份的概率为 av(w.p,s)].相对于试点前,如果新型城镇化建设对流动人口的工资、社会保障获取或者城市融入带来正向作用,即 ,则劳动力选择流出省份的概率将会下降。

综上,如果新型城镇化试点地区对流动人口的影响具有实质性,则可以观测到更少的农村劳动力流出到省份外部。据此,可以通过比较试点前后劳动力流向的概率差异来识别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效果,该策略的一个优势在于能够在新型城镇化的系统性工程下,利用农村流动人口的“脚"进行投票,避免了仅从某个单一方面进行分析的局限性。

三、数据与实证策略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流动人口微观数据来自2011—2017年合并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以下简称CMDS)。该数据库来自全国性抽样调查,每年发布一次,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中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流入地,内容涉及流动人口的基本信息、流动范围、就业和社会保障、收支和居住、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采用CMDS数据库来识别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个明显优势是其基于流入地调查,以前一年的全员流动人口年报数据为基本抽样框架,通过省份、城市、乡镇街道、村居委会及流动人口的居住形态进行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抽样方法,从而被调查的流动人口来源地是随机的。比方来说,在上海随机抽样10000名流动人口进行调查访问,如果样本中来自安徽省的流动人口最多,则代表了在上海的总体流动人口中,安徽省的来源地最多。反之,如果在年份动态上,发现上海的流动人口调查中来自安徽的比例呈下降趋势,表明从安徽进入上海的劳动力出现相对减少,同理,如果全国所有城市的流人人口中,发现户籍地为安徽的流动人口出现系统性下降,则意味着安徽的整体流出人口规模降低了。因此,利用CMDS数据库,我们可以通过流动人口的来源地,来比较地区劳动力的流出趋势和特征。表1展示了该数据库代表性年份在不同目标地区的流动人口抽取样本量,可以看到,同一年份的不同地区,以及同一个地区在不同年份的抽样数量都不相同。王春超和叶蓓(2021)进行了对比,发现其抽样比例与人口普查数据中确定的各省市区流动人口数量相一致,因此,对全国流动人口具有较好代表性。

表1CMDS数据库在目标地区抽取的样本量

注:表格仅列出了奇数年份在计划样本量最大的代表性省市区抽取的样本量。

为了更好反映流动人口的空间选择行为,对个体数据库做如下清理:(1)仅保留以就业为目的的流动人口,样本中个体的就业身份包括雇主、雇员、自营劳动者和家庭帮工,由于家庭帮工无法确定流动动机,因此剔除这部分样本;(2)仅保留年龄调查时处于16岁到59岁的个体,少量15岁和59岁以上的样本予以剔除;(3)CMDS数据库调查的是流动时长在1个月以上的个体,为了与国家统计局对流动人口定义相一致,剔除进人流人地城市少于6个月的样本;(4)为避免样本量过少导致的代表性不足,剔除进入所在城市吸纳的流动人口少于30人的个体;(5)考虑到试点地区为省份,与对照组中的直辖市在城镇化上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剔除户籍地来自4个直辖市的个体样本;(6)由于本文考察试点省份农村人口的省外流动行为,因此仅保留了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并且剔除两个试点省份之间的流动人口。最后,删除户籍地是中国台湾、香港和澳门以及重要变量缺失的个体。经过数据整理,最后得到本文的个体样本量为626665个。

(二)模型与变量

为估计新型城镇化建设对人口流出的影响,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mi=α+βposttreatjt+γXi+φZjt+δj+ηt+εi

其中,被解释变量 为劳动者个体i的流出行为,在基准模型中以是否流出省份表示的哑变量①,在其他实证模型中也可以表示为其他个体或省份特征。posttreat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由变量post和treat交互构成,前者表示时间维度,2015年及以后为1,其他为0,后者表示截面维度,新型城镇化试点的安徽省和江苏省为1,其他为0。 β 是本文关注的估计系数,表示两个试点省份在2015年及之后的劳动力流出行为相对于非试点省份的差异。 Xi 和 Zjt 分别为个体人口学特征变量和省份经济特征控制变量, Sj 和 ηt 分别为省份和年份的固定效应, εi 为随机扰动项。

在流动人口的个体特征方面,本文选择了性别、年龄、学历、婚姻、民族等,以控制由于个体特征差异导致的流动行为潜在异质性。省份控制变量方面,由于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性推进工程,不仅包括城乡融合、社会保障制度健全,还有投融资机制及政府管理模式创新等,因此,试点后的省份经济特征部分可能是试点政策本身带来的结果。为处理这种潜在影响,避免系数被低估,将省份的控制变量选择为前定变量与时间的一次、二次和三次项的交互项。其中,省份前定变量包括人均GDP、产业结构、固定资产投资、财政预算支出、人均医疗水平、人均道路面积、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量以及城市化率,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统计年鉴》。

表2报告了农村流动人口的样本特征描述。其中,有 51% 的个体流出到省外,且就业单位较为集中,主要分布在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中,大多数个体工商户为自营劳动者,就业稳定性较差。此外,为了比较新型城镇化试点省份和非试点省份流动人口的个体特征差异,表3展示了试点政策实施前后的比较结果。首先,从流出行为的个体均值可以发现,江苏和安徽两个试点省份的流动人口一半以上向省外流出,属于典型的劳动力输出型省份。试点后,试点省份向外流出的劳动力呈现大幅下降,尽管同期其他省份劳动力外流也有降低,但幅度不如试点省份大。双重差分项表明,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导致了试点省份平均减少了 3.6% 的人口向省外流动。进一步从教育年限上看,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省份的流动人口教育水平提高幅度更大,而流动人口的年龄和婚姻状况在试点前后没有显著差异。

为了进一步与向省外流出的人口作为参照,表3最后一行考察了省内跨市流动人口在试点前后的差异。发现相对于其他省份,江苏和安徽在试点后,更多的劳动力选择省内流动,其平均提高幅度为 2.3% 。表3的结果初步表明,新型城镇化试点的省份,向省外流出的农村劳动力下降了,而更多转向省份内部流动。

表2变量描述性统计

注:性别中,男性为1,女性为0;民族中,汉族为1,其他为0;教育程度遵照一般的设定,未上过学为0,小学为6,初中为9,高中为12,大学专科为14,大学本科为16,研究生为19;婚姻状况中,初婚、再婚和同居为1,未婚、离婚和丧偶为 0

表3试点政策实施前后的农村流动人口个体差异比较

注:、**和***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四、估计结果

(一)基准结果

表4报告了新型城镇化试点对劳动力选择流出省份的基准估计结果。列(1)为仅引入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估计系数为-0.0426,通过显著性水平为 1% 的统计检验。表明江苏和安徽进行新型城镇化试点后,相比于其他省份,农村流动人口中选择向省外流动的个体显著减少了,该结果初步反映了新型城镇化试点后,农村流动人口用脚投票,个体流向其他省份选择行为下降,即新型城镇化建设有了积极作用。列(2)加人个体特征变量后,估计系数为-0.0409,绝对值略微下降,但依然通过了1% 的统计显著性水平,且拟合优度有所提高。列(3)进一步引入省份特征差异作为控制变量,模型的拟合优度小幅提升,估计系数为-0.0316,绝对值进一步变小,但仍然通过显著性水平为 1% 的统计检验。

由于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分类虚拟变量,为了具体反映新型城镇化试点的影响程度,列(4)采用Logit模型进一步估计。结果显示,试点的双重差分项估计系数在 1% 的水平下显著,与OLS结果得到的影响方向一致。同时,估计系数表明,在具有相同个体特征和省份特征增长趋势的情况下,新型城镇化试点地区的流动人口与对照组相比,向省外流出的概率下降了 3.89% ,与OLS估计结果接近。换句话说,实施新型城镇化试点后,江苏和安徽两个试点省份的流动人口更高概率留在省内了,印证了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积极成效①。

表4基准估计结果

注:括号里是按个体户籍省份的聚类标准误。列(4)的Logit模型 R2 报告的是正确预测率,估计系数为平均边际效应。

表4结果可能面临一些潜在样本问题,包括:(1)试点省份的总样本。按流入地城市调查的个体样本,在试点后是否系统性减少了试点省份流动人口的总样本量,从而导致上述人口减少向省外流动的结果。(2)农村流动人口与城镇流动人口。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点对象是农业转移人口,其减少向省外流出是对农村流动人口的建设成果,还是试点省份普遍减少了外流?包括城镇流动人口。(3)跨省流动与省内跨市流动行为。试点省份的流动人口是否普遍降低了流动性,使得在结果上观测到更少的个体流出省份。

表5对基准结果的进一步估计

① 尽管被解释变量取值为0和1,但本文的主体仍然采用最小二乘法方法估计,一是因为大样本下的最小二乘法估计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与二值选择模型高度接近一致,研究结论不受估计方法的影响;二是最小二乘法估计更有效率,可以在模型中引入其他更高阶的交互项和固定效应。用最小二乘法估计被解释变量为0和1的模型也是文献中常用做法。

为此,表5报告了对上述样本质疑的进一步估计结果。其中,列(1)将流入地调查的个体按户籍地省份加总到省级层面,即每个省份流动人口的总和,并取对数估计试点省份在2015年前后相对于其他省份有没有调查样本总量上的相对变化,发现估计系数不显著,即样本总量差异不明显。列(2)采用非农人口样本进行了新型城镇化试点的估计,发现系数显著为正,即试点省份只有农村流动人口减少了流出,非农户口并没有减少,甚至加速了外流,反映了新型城镇化作用于农村流动人口,而不是城镇人口。列(3)将省内跨市流动人口设为1,其他流动人口设为0,结果表明,试点省份增加了流动人口在省内跨市流动的概率,即并未降低人口流动性。

(二)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考察

根据新型城镇化试点前后的时间构建不同年份与试点省份的交互项,以检验试点政策实施的动态效应。图2展示了估计结果,以试点前一年,即2014年作为基准年份。结果表明,试点之前的估计系数不显著,即试点的江苏和安徽两个省份相对于其他省份而言,其农村流动人口中向省外流出的趋势不明显,但2015年的新型城镇化试点后,估计系数的显著性逐渐提高。可见,只有在试点实施后,农村流动人口向省外流出的行为才发生。不过,由于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一个政策摸索和逐步推进的过程,因此,流动人口的流向选择也并非瞬间改变,而是一个相对缓慢调整的过程,并随时间逐渐显现。总体而言,图2的结果与新型城镇化试点带来农村流动人口更多选择在省内流动,而减少向省外流出的结论一致。

图2新型城镇试点对农村流动人口向省外流出影响的动态效应

2.调整个体样本:个体流动偏差稳健性检测

本文的流动人口数据库来自每年的流人地城市调查,不同流人地的变化或冲击影响了流动人口进入。举例来说,上海是吸纳人口流人最多的城市,根据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流动人口占比超过了 40% 。新型城镇化试点的江苏和安徽在地理位置上靠近上海,往上海流动的人口较多,2020年在上海的省外流动人口排前两位的分别是安徽和江苏,分别达到240万和180万左右,占到安徽和江苏流向省外总人口的 20% 和 41% 以上①。如果上海的经济增长波动,会对安徽和江苏两个试点省份带来不对称的影响。为此,防止流入地城市调查的样本选择偏误,将历年流人地为上海的个体剔除,重新估计结果报告于表6的列(1),可以发现,即使不考虑上海的调查样本,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负。

其次,劳动力个体流动与否,以及流向哪里是自我选择的结果,不同潜在特征劳动力向省外流动的意愿不一样。本文的流出省份个体对照的是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区)流动人口,考虑到跨地区迁移成本,剔除市内跨县(区),仅将流动成本更接近的省内跨市流动个体作为对照,进一步估计试点省份劳动力选择流出省份的概率,结果报告于表6的列(2),发现在流动性相似的个体中,新型城镇化试点仍然显著减少了农村流动人口向省外的流出行为。

最后,如果新型城镇化试点省份具有吸引其他省份劳动力进人的效应,则提高了其他省份流动人口省外流出的概率,导致基准结果被低估。为此,在流出地城市中,剔除其他省份流向安徽和江苏的城市,重新估计结果报告于表6的列(3)。可以发现,虽然样本量略有下降,但估计系数与基准模型相比,几乎没有受到影响。

表6更改选择样本的估计

3.调整其他对照组省份:东中部样本和连续DID估计

在基准估计中,默认的对照组是除了试点省份外的所有其他省份(已经剔除了4个直辖市和港澳台地区),而考虑到两个试点省份分别是东部沿海的江苏和中部地区的安徽,在地理环境、文化和空间特征上,与中国西部省份存在较大差异,为测试稳健性,在对照组省份中剔除西部省份,仅考虑东中部作为对照组,估计结果报告于表7的列(1)。可以发现,在样本省份大幅减少的情况下,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负。

另一方面,试点地区中,除了安徽和江苏两个省份外,还有3个计划单列市,分别是宁波、大连和青岛,以及6个省会城市,分别为石家庄、长春、哈尔滨、武汉、长沙和广州,除此之外,其他试点地级市(县)相对来说规模比较小,不足以影响一个省份的人口流动选择。但计划单列市和省会城市对省份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因此,对照组省份中也不同程度地受到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的影响,这将给基准估计结果带来两个潜在影响:一是对照组省份重要城市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减少了本省份的劳动力外流,对照组的部分处理效应使得政策结果被低估;二是如果对照组省份的部分城市新型城镇化建设吸引了来自处理组省份的流动人口,处理组省份劳动力的额外流出会导致基准模型结果的高估。

为此,本文对估计方法进行调整,采用连续DID进行检验。用2014年各省份有试点的城市(县)总人口占该省份总人口的比重作为受冲击程度的连续变量,该冲击程度与试点前后的年份变量交互,构建连续DID估计模型。表7的列(2)报告了估计结果,系数仍然显著为负①,列(3)进一步采用了probit模型进行估计,结果一致。

表7调整对照组省份的估计结果

注:系数右上角的标注a表示 15% 的统计显著性水平,其他同上。

4.安慰剂检验

除了江苏和安徽外,其他非试点省份农村劳动力在试点年份前后,是否流出省份的选择行为在理论上不会出现明显差异。遵照一般文献的做法,从非试点的其他省份中随机抽取两个省份,作为虚假试点省份,并进行与基准回归同样的估计,将该随机抽取的过程重复进行500次,作为安慰剂检验。同时,为了使虚假试点省份与真实试点省份更有可比性,随机抽取的省份一个来自东部(相对江苏的虚假省份),一个来自中部(相对安徽的虚假省份)②,图3给出了估计结果。观察可知,随机模拟得到的估计系数在0值附近且服从正态分布,表明试点省份农村劳动力减少向省外流动的行为并非其他政策或随机因素所致。

图3重复500次随机抽取省份的安慰剂检验结果

(三)机制讨论

通过新型城镇化试点后,农村流动人口显著减少了向省外流出行为,从而肯定了新型城镇化试点的积极效应。但为什么会更多地在试点省内流动?接下来进一步根据前述理论模型,通过实证估计检验劳动者的工资收入、社会保障获取和城市融人度三个方面的试点效应,以理清新型城镇化建设影响农村流动人口目的地选择的具体机制。

1.新型城镇化试点与流动人口的收人增长

收入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目的地选择的最重要因素之一(Todaro,1969)。如果特征相似的劳动力在省外能够获得更高的收人,显然会提高个体向外流出的概率。为检验收入因素,将被解释变量设为劳动者的小时工资收人取对数,解释变量为一个三重差分项,是否试点省份、是否试点年份之后、以及个体是否流出省份,其估计系数的含义为:相比于对照组省份,试点省份农村流出劳动力的收入相对于非流出劳动力收入,在试点后有没有显著性差异。在控制变量中,由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工作,因此,控制了流入地城市的固定效应,以及流入地城市的规模和平均住房价格。表8的列(1)报告了估计结果,回归系数为-0.0308,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无法证明收入因素是导致试点省份农业劳动力流出概率下降的原因。

个体收人受到所从事行业、单位性质和职业,以及就业身份的影响。比如同样特征的劳动力,进入收人更高的行业或者成为雇主,都可以引起收入的不同变化。为了在同一个行业、单位性质、就业身份和职业大类内部进行收入水平的比较,表8的列(2)进一步加入了这些变量的固定效应,尽管拟合优度有所提高,但三重差分项的估计系数仍然不显著,表明即使从事相同的工作,试点省份的流动人口与其他省份的流动人口在流向省内和省外的相对收入上,并无明显差异。

表8试点省份流出个体的收入差异

注:(1)括号内为流入地城市的聚类标准误。(2)模型估计中均加入了三重交互变量的两两之间的交互项。(3)个体人口学特征中除了基准模型设定的变量外,还根据收入决定方程加入了年龄的平方项。(4)由于被解释变量为个体在流入地城市的收入水平,因此,控制变量中不再包括个体户籍地省份特征,而是包括流入地城市特征,分别为城市规模和城市平均房价。其中,城市规模参考chenetal.2021的处理策略,采用2010年人口普查中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的比例系数,其他年份按户籍人口预测出常住人口来刻画城市规模;城市平均房价的数据来自CEIC统计数据库。

2.新型城镇化试点与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获取

社会保障获取是影响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和市民化意愿的重要方面(尤济红和梁浚强,2023a)。本文从“五险一金"的角度检验新型城镇化试点是否带来了更广泛的社会保障覆盖,仍然采用三重交互项的识别方法,表9报告了估计结果。可以发现,除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不显著外,其他4个指标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 1% 的统计检验。估计系数为负值,表明相对于其他省份,新型城镇化试点省份的农村流出劳动力在试点后,比省内流动个体获得更低的社会保障。由于不管是否试点,流出省外的个体能够享受的社会保障水平由外生地区决定,对于试点地区的个体和非试点地区的个体是无差异的,因此,反过来可以证实,新型城镇化试点省份的农村流动人口在省份内部获得了更多的社会保障。在剔除收人因素的机制后,这将成为流动人口选择减少省外流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表9新型城镇化试点流出人口的社会保障获取差异

注:括号内为流入地城市的聚类标准误。

3.新型城镇化试点与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

城市融入是农村流动人口进人城市后对当地的认同感和获得感,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首要目标是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城市融入是其中重要渠道之一。试点省份的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是否有更强的城市融入度?为检验这一问题,表10的列(1)和列(2)分别考察了个体对流入城市的心理认可度。CMDS问卷中,对于问题“我很愿意融入本地人当中,成为其中一员”,回答基本同意和完全同意的设为1,回答不同意和完全不同意的设为0。估计结果表明,试点省份向省外流出个体对融入当地城市的意愿比其他省份更低,即新型城镇化建设增加了农村流动人口在省份内部的本地获得感。列(2)依据问题“我觉得本地人愿意接受我成为其中一员”,回答同意的设为1,不同意的设为0。结果表明,尽管估计系数不显著,但符号为负,与列(1)的结果基本一致。

进一步地,是否签订正式劳动合同也是个体在就业方面获得感的内容之一,已有研究表明,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流动人口对所在地有更高的城市融入(石智雷和朱明宝,2014)。表10的列(3)对此进行了检验。可以发现,对于试点省份,流出省份的农村流动人口比省内流动人口拥有更少的正式劳动合同,表明新型城镇化建设提高了农村流动人口的就业获得感。总之,表10验证了新型城镇化试点带来了农村流动人口更高的城市融人水平。

表10新型城镇化试点流出人口的城市融入度

注:括号内为流入地城市的聚类标准误。受问卷调查指标约束,列(1)和列(3)的数据样本仅包括2011年和2017年;列(2)的数据样本为2011、2012和2017年。

五、异质性检验

进一步考察新型城镇化试点建设在不同个体特征上的异质性,分别从年龄、性别、教育水平、流动时长、所在行业以及就业身份等角度展开。估计方法为分样本回归,其系数含义为:某个属性的个体在新型城镇化试点后与对照组其他省份同属性的流动人口相比,选择流出省份的行为差异。

(一)年龄、性别和受教育水平

表11报告了将农村流动人口样本分年龄和性别的估计结果。首先,列(1)和列(2)的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试点均减少了农村男性和女性的流出决策,而且对女性的影响更大,可能是由于男性更具事业心和冒险精神,能够接受更不确定性的环境,女性则更加追求稳定城镇化,因而新型城镇化对男性流动行为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分年龄来看,随着个体年龄增长,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先下降再上升。之所以呈现这种特点,可能是因为在年龄较低时,对流动目的地的依赖性较小,新型城镇化使其外流的概率下降,45岁以上的中年个体更追求稳定性,其向省外流动下降的幅度最大。介于两者之间的青年个体受到的影响最小,这部分群体也是样本量最多的流动人口,对工作的目的城市依赖性强,因而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其吸引力最小。

表11分年龄和性别的人口流出差异

表12报告了按个体的受教育程度分组的异质性估计结果。农村流动人口绝大部分只受过初中及以下教育,新型城镇化主要影响的也是这部分群体,其特点是收人水平普遍不高,在非正式单位工作较多,在工作城市购房和融入难度较大,更需要政府在住房、就业和社会保障管理等方面发挥功能,协助其更好实现稳定城镇化。在高中及以上个体中,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其流动行为没有明显影响,相对来说,这部分个体有更强的自身能力实现稳定城镇化,对试点政策的依赖性较小。

表12分个体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流出差异

(二)不同就业身份

表13报告了按流动人口就业身份的分组回归结果。结果发现,只有雇员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我们分析其原因可能在于,农村流动人口的雇主具有高度的本地市场依赖,在新型城镇化试点后,也很难影响其改变流向选择。比如,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显示,农村流动人口就业最多的行业为批发零售业,占比超过了 25% ,在单位性质上,超过 44% 的农村流动人口就业于个体工商户,这些个体工商户的平均就业规模仅为2.86人①。因此,雇主通常直接面临当地市场,并且高度依赖当地,其流动行为难以受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影响。反之,雇员更换流向地区的成本低得多,尤其是在试点省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影响下,更容易选择放弃向省外流动,而转为省内流动。自营劳动者属于个体自负盈亏且自主决策的经营行为(不包括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体工商户),如街头商贩等,这类从业者以寻找就业机会为主,更多受其他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新型城镇化对其流动行为的影响较小。

表13分个体就业身份的人口流出差异

① 全国个体工商户超1亿户约占市场主体总量2/3,,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https://ww.mit.gov.cn/xwdt/szyw/art/2022/art_5b2f71dcecc04161931c5b6b40dbb8e7.html。

(三)流入本地的时间

在流入地城市调查中,会访问个体进人本城市的时间,据此可以将个体在本城市的经验划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表14报告了估计结果。对于个体进入本城市的时间不足一年,以及5年以上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而中期的1一5年显著为负,这表明,新型城镇化试点带来的农村流动人口减少省外流出行为的群体主要为有一定流动经验的个体。新进人一个城市的流动人口可能更在乎寻找就业和发展的机会,因而对新型城镇化带来的落户或者市民化政策不敏感,反之,流人一个城市超过5年的个体,容易形成对流入城市的依赖,更换流人地的成本较高,也不太容易受新型城镇化的影响。

表14分流入时间的人口流出差异

(四)所在行业和单位性质

选取农村流动人口主要从事行业的前三位,考察新型城镇化建设引起流出人口下降的行业异质性。从表15的估计结果来看,试点省份的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的从业人员向省外流出的概率显著下降,其中,制造业下降的幅度最大,建筑业的个体流出率在试点前后与其他省份相比无明显差异。这三个行业比较来看,建筑业相对更专业,而从事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的个体更容易实现就业岗位的更换和流动,因而选择从省际流动转向省内流动的比例更大。

从农村流动人口的就业单位来看,吸纳劳动者最多的是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表15的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建设显著减少了在私营企业就业的农村流动人口向省外的流出行为。其原因可能是私营企业就业人口的流动性较大,试点省份通过更好的城镇化建设质量吸引了这些个体选择留在省内就业。而个体工商户一方面很多是雇主,对当地市场具有高度依赖,难以更换流动地点;另一方面,与自营劳动者类似,个体工商户更在乎发展机会,因此更关注地方经济增长速度,导致新型城镇化建设对其影响不显著。

表15分行业和单位性质人口流出差异

六、进一步检验:城镇流向和家庭化迁移视角

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是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而市民化的重点在于农村流动人口以家庭化迁移的方式进入城镇就业和生活,而不是简单的个体摆钟式迁移。为此,本文进一步考察新型城镇化试点对农村流动人口迁移行为影响的两个拓展:一是流入城镇的行为差异,二是家庭化迁移行为。就前者而言,根据CMDS数据库的调查样本点属性,将调查地为居委会的定义为城镇地区,村委会的定义为农村地区,考察农业户口但是流人地为城镇地区的个体样本,从而剔除跨地区村村流动人口的样本。对于后者,家庭化迁移涉及不同测度,已有研究根据流动人口个体和共同迁移的配偶、父母和子女等进行划分为个体迁移、半家庭化迁移和完全家庭化迁移(沈可和张国梁,2024)。本文将家庭化迁移界定为已婚且有子女的家庭携子女一起迁移,或者未婚流动人口与父母一起迁移①,这两类迁移模式最能反映流动人口的主动家庭化迁移,属于沈可和张国梁(2024)对完全家庭化迁移的定义。

表16报告了样本约束后的估计结果。其中,列(1)和列(2)只包含流入地为城镇地区的样本进行回归。可以发现,在考虑仅流向目的地为城镇的样本中,新型城镇化试点省份仍然显著减少了农村劳动力的外流行为,与基准结果一致。列(3)和列(4)将样本对象限制为家庭化迁移,在总的农村流动人口中,家庭化迁移样本占比为 54.30% ,超过一半的流动人口已经转为家庭化迁移,估计结果仍然显著为负,表明新型城镇化试点同样减少了举家外迁的行为。因此,从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角度来看,新型城镇化试点推动了农村流动人口在本省实现市民化,既提高了流入本省城镇地区的概率,也增加了在本省实现家庭化迁移的概率。

表16农村流动人口的城镇流向和家庭化迁移检验

① 考虑到随配偶迁移行为与新型城镇化关系较弱,因此,单独与配偶的迁移在本文定义中并不属于家庭化迁移行为,在CMDS的调查样本中,超过 80% 的个体为已婚,因此,家庭化迁移主要表现为被访问者的子女是否随从迁移。

七、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2015年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方案,从劳动力流动行为的视角上,定量考察了中国新型城镇化试点省份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在试点政策实施后,试点省份的农村流动人口显著减少了向其他省份的流出行为,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反映了试点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积极效果。机制检验表明,工资收入并不是个体流向转变的动机,但在社会保障的获取和城市融入感上,试点省份流向省外的农村流动人口显著比省内流动人口获得的社会保障水平更低,城市融人感更差,因此,社会保障覆盖和城市融人感更适合于解释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效果。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引起的农村流动人口外迁减少主要在受教育水平较低、具有一定流动经验、女性以及以雇员身份在私营企业从事制造业、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的群体中更为明显。此外,本文进一步发现,新型城镇化试点不仅推动了农村流动人口更高概率留在了本省的城镇地区,还增加了在省内的家庭化迁移,对提升市民化进程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的政策启示主要在于:

第一,进一步减少城乡劳动力的迁移障碍,加快农村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安家落户,尽快从过去的“半城镇化"转变为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尽管中国劳动者已经实现跨地区自由流动,但农业转移人口仍然普遍面临就业质量不高、社会保障覆盖低、城市生活方式融入困难等方面的阻碍,导致家庭化迁移的比例有待提高。吸纳农业转移人口流入的城镇地区,应在提供基本就业的同时,更加注重农村流动人口对其他公共服务方面的需求,尽可能在住房、劳动权益保护和生活设施供给上,适当进行政策倾斜,提高流动人口对流人地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增强其实现市民化的意愿,从而提高新型城镇化的质量。

第二,积极利用新型城镇化试点省市的有益做法,系统性总结和推广实践经验。新型城镇化试点推行带来的积极效应,一方面,需要总结和归类具体经验做法,如分别涉及“人、地、钱、规划、建设、管理"等六个方面的政策举措,评估不同地区和城乡实施政策后的具体效应和反馈;另一方面,结合试点省区流动人口的家庭特征和流向变化,总结不同新型城镇化举措下的人口反应,以形成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有益经验。

第三,进一步拓宽新型城镇化试点的区域范围,形成更多因地制宜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经验。尽管本文考察的试点省份主要为东中部地区,然而,目前中国城镇化水平较低的省份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同时西部也是重要的人口流出地区,由于发展水平、产业特征和人口分布差异,可以进一步在西部典型省份推行新型城镇化试点工作,通过在住房、教育、城市规划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等方面探索出更多有利于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创新性举措,进一步丰富中国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区域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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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ting withFeet: the Effect ofNew-type Urbanization PilotPoliciesBased onRural Migration

You Jihong Liang Junqiang Zhao Yan

Abstract:China'surbanization hasmaderemarkableachievementsinthepastdecades,but theproblemof "semiurbanization"remains prominent.Infact,there isahugegapbetween theurbanizationrateof China'sresident population (67.00% and theurbanizationrate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in 2O24,indicates thatalarge numberof rural migrants worked inurbansbuthavenotbeen transformedintocitizens,which isnotconducive tounleashingtheconsumptionpotentialandrealizing thecommon wealth.Therefore,ChinareleasedtheNationalNew-type UrbanizationPlan(014-2O2O)in2014,andset AnhuiandJiangsuprovincesasthefirstbatchofnew-typeurbanizationpilotsin2O15,aiming toexploring thereform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equalizationofsocial security,and innovationofurban-rural factormobilitymechanismandother mechanisms fortheconstructionofnew-typeurbanization.However,existingresearch lacksaquantitative assessmentof the effects of China's new-type urbanization pilot policies, especial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migrants.

This paper uses the 2O15 nationalnew-type urbanization pilotin Jiangsu and Anhui provinces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andcombinesdata fromtheChina MigrantsDynamic Survey(CDMS)from2011 to2O17,toempiricall investigatesthepolicyeffectsofChina'snew-typeurbanization provincial pilots fromtheperspectiveoflabor mobility.Itis found thatafterthepilot,therualmigrantinthepilotprovincessignificantlyreducedoutflowtootherprovinces,ndicatingthepositiveeffectsofnew-typeurbanizationinthepilotareas.Mechanismanalysisshowsthatwage incomeisnotamotivationforindividual flowshifts,butratheraccess tomoresocialsecurityandenhancedurban integration.Inadition,thepaperfurther finds thatthenew-typeurbanizationpilotnotonlypromotedahigherprobabilityofruralmigrants staying intheurbanareas of the provinc,butalsoincreasedfamily-basedmigrationwithintheprovince,whichsugests that thenew-typeurbaniation pilotin China has playedasubstantialand positive role inenhancing theprocess of citizenshipof therural migrants.

Thefindingsof this paperhaveimportantpolicyimplications.First,to furtherreduce themigrants’bariers of rural to urban,urbanareas whichabsorbtheinflowoftherural migrantsshouldpaymore atentiontothedemands of theruralmigrant intermsofpublicservices,improvethemigrant'ssenseofidentityandbelonging totheinflowarea,enhancetheirwilingness torealizecitizenship,andaccelerate thesetlementof theuralmigrantintheurbans,sos toimprovethenew-typeofurbanization.Secondly,thebneficialpracticesofpilotprovincesofnew-typeurbanizationshouldbeactivelyutilizedtosytematically summarizeandpromotepracticalexperience.Third,theregionalscopeof thenew-typeurbanization pilotsshouldbefurther broadened to form more experiences of new-typeurbanizationconstruction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Currently, China'slessurbanized provinces aremainlylocated inthewesternregion,soitispossbletofurtherimplement pilotnewtypeurbanizationintypicalwesterprovinces,explore more innovativeinitiativesconducivetothepromotionofnew-typeurbanization,and further enrich theregionalsamples of China's implementationofthenew-typeurbanization strategy.

.eywords:New-typeUrbanization;Rural Migration;Social Security;Urban Integration

(责任编辑:谢淑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