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留守儿童;照顾者;生态系统理论;质性研究;养育照料
doi：10.12102/j.issn.1009-6493.2026.10.019
Caregiving experiences of caregivers of left - behind childr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system theory：a qualitative study
MA Yanchun ， DUAN Hongmei ， WANG Huifeng ， ZHOU Fei ， YANG Kangbao ， SU Xiuhong
1. School of Nursing，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2. Yunnan Province Chuxiong Prefecture Shuangbai County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3. Women's Federation of Shuangbai County， Chuxiong Prefecture， Yunnan Province
Corresponding Author DUAN Hongmei， E-mail： Duanhongmei66@163.com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uthentic caregiving experiences of caregivers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underdeveloped regions based on ecosystem theory. Methods： A total of 22 caregivers of left-behind children who underwent physical examinations at a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in a county of Yunnan province were selected as study subjects from July 2024 to June 2025 by purposive sampling. Focus group interviews and semi-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was supplemented.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a combination of directed content analysis and conventional content analysis. Results： Four core themes and thirteen sub-themes were ultimately identified. The core themes were experiences of physical and mental tearing and resilient stitching at the microsystem level， experiences of tearing at the mesosystem level， experiences of tearing and limited stitching at the exosystem level， and experiences of tearing and resilient stitching at the macrosystem level. Conclusions： The caregiving process for left-behind children is a dynamic experience involving multiple tearing experiences and limited stitching.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should play an active role within the family-school-community-policy four-dimensional support network to improve the caregiving experiences of these caregivers.
Keywords left-behind children; caregivers; ecosystem theory; qualitative research; caregiving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催生了规模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2023年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留守儿童逾900万人，其中0～8岁儿童占32.5% [1] 。0～8岁是儿童大脑发育、依恋关系建构及认知能力发展的关键窗口期 [2] ，该时期儿童的健康成长受到学界与社会关注。照顾者是影响低龄儿童早期发展的关键微环境因素。已有研究表明，在养育实践中，照顾者常因健康衰退、育儿知识储备不足及养育技能欠缺产生强烈的无力感 [3] ，这种负面情绪往往会导致消极的养育行为，从而影响儿童情绪调节和认知能力
的发展[4]，而儿童表现出来的发展问题又会加重照顾者的养育压力[5]，形成恶性循环。由此可见，深入探究并改善照顾者的养育体验对促进留守儿童早期发展有重要意义。目前，已有研究多关注儿童发展的结局[6]，对留守儿童照顾者自身的养育体验关注不足[7]，从护理学科视角出发，针对留守儿童照顾者养育体验的系统性探究及改善路径干预策略研究较少，不利于全面促进留守儿童家庭照护质量的提升。质性研究中的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法能够深入照顾者的日常生活场域，帮助研究者捕捉那些难以量化的情感体验和日常实践。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最初主要用于解释儿童早期发展的影响因素，强调个体发展嵌套于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及宏系统构成的多层环境之中，各系统间相互作用[8]。在儿童养育实践中，照顾者处于这一复杂系统的核心位置，照顾者的身心健康与养育能力受到家庭、社区、服务政策及文化环境的影响。因此，该理论同样可为探索照顾者的养育体验提供适切的分析视角。基于此，本研究依托北京中医药大学在云南省双柏县乡村振兴项目框架下设立的儿童早期综合发展工作坊[9]，结合护理学视角，整合质性研究范式与生态系统理论视角展开探讨，旨在深入揭示留守儿童照顾者在多层生态系统嵌套下的复杂养育境遇、真实体验及其意义建构，深化对欠发达地区留守儿童照顾者养育体验的理解，为改善其养育体验提供实证依据;为乡村振兴背景下构建更精准、有效的留守儿童养育照护服务体系贡献护理智慧；深化生态系统理论在护理学领域的应用，并为相关护理实践模式的创新提供本土化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2024年7月—2025年6月在云南省某县妇幼保健院儿童早期综合发展工作坊体检的留守儿童主要照顾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0～8岁留守儿童（本研究参考刘祖强等[10]的界定，将留守儿童定义为父母双方或一方在外务工半年及以上，由父母一方、祖辈或亲戚等监护人代为照料的8岁及以下儿童）的主要照顾者;2）持续照料时间≥6个月;3）知情同意并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有严重的沟通障碍，无法正常理解对话。停止抽样标准：资料饱和，即当访谈资料中出现的信息与已有资料重复，且不再产生新的重要概念、范畴或关系时视为资料达到饱和。在资料达到饱和后，额外访谈2名留守儿童主要照顾者以进一步确认信息饱和。抽样过程中综合考虑照顾者性别、年龄、民族、职业、文化程度及儿童性别、年龄、父母婚姻状况，遵循研究对象差异最大化原则。整个研究过程研究者身份公开。最终访谈22名留守儿童照顾者（编号：P1～P22），其一般资料见表1。本研究已获得北京中医药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准号：2025BZYLL0610）。
表 1 22 名留守儿童照顾者的一般资料
Table 1 General information of 22 caregivers of left-behind Children
注：祖辈监护指儿童父母双方外出务工，儿童主要照顾者为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单亲监护指父母一方外出务工，儿童的主要照顾者为未外出务工的父母一方；上代监护指留守儿童由亲戚、邻居、老师等成年人监护 ^{[11]} 。
1.2 研究方法
1.2.1 构建研究小组
在质性研究中，研究者的性别、年龄、个人特质、专业背景、过往的研究经历、所持态度及相关经验均可能影响研究效度[12]。因此，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本人需要对自身的身份始终保持反思与觉察。本研究的主要研究者具备护理学专业背景，并接受过质性研究、护理心理学及叙事护理等方面的专业训练，对于留守儿童照顾者群体而言，研究者初入田野时是一个“局外人”的身份，这有助于在研究中尽可能保持客观、中立的观察与分析立场[13]。同时，主要研究者为云南籍，熟悉当地风俗习惯和文化语境，对资料收集的深度和情境的理解具有一定优势，访谈时使用当地方言[14]，有助于拉近与留守儿童照顾者的距离，获得尽可能真实的原始资料。为确保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本研究组建了研究小组，成员包括1名儿科学医生兼护理学教授（女，博士研究生学历）、1名护理学副教授（男，博士研究生学历）、1名妇幼保健院副院长（男，本科学历）以及1名护理专业学生（女，硕士研究生学历），小组协作旨在从不同视角对研究过程及资料分析进行控制与支持。
1.2.2 确定访谈提纲
为了能够有效引导出与研究问题相关的深度体验，研究小组在系统回顾文献的基础上结合生态系统理论框架初步拟定访谈提纲。随后对3名留守儿童照顾者进行预访谈，检验访谈提纲的适用性，并根据照顾者反馈，对部分条目的表述方式及提问深度进行修订与完善。通过研究小组讨论后最终形成适用于焦点小组访谈和半结构化深度访谈的2套访谈提纲，以确保其与各自的方法学目标相契合。
1.2.2.1 焦点小组访谈提纲
1）请大家聊聊，照顾孩子时，哪些方面让您觉得最辛苦？2）当遇到困难时，通常会向谁求助？3）您对孩子是以鼓励为主还是以批评为主？请举一些印象深刻的例子。4）大家最不能忍受孩子的哪些行为？5）养育孩子方面，大家和外出务工的父母有没有过不同的看法？通常怎么处理？6）大家了解或享受过哪些政策补贴和社区服务？
1.2.2.2 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提纲
1） 您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2） 请描述一下您身心疲惫的时刻？3） 当您感到特别委屈或无助时，那种情绪具体是什么样的？4） 您通常会做点什么来让自己好过点？5）您和家人在养育孩子上有没有产生过分歧？6）能否讲1个让您印象深刻的在养育孩子方面和家人产生分歧的例子？7）在孩子学习玩耍的日常生活中，您无法忍受的事情是什么？8）有没有让您感觉骄傲的事情？9）您希望孩子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
1.2.3 收集资料
为加强研究的深度，并提高研究的科学性、严谨性，基于方法学三角互证思路，综合运用焦点小组访谈法、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法和参与式观察法收集资料，三者在方法学上互为补充，旨在从多维度提升资料的丰富性与严谨性。访谈前研究者向受访者详细说明研究目的、方法和内容，向受访者承诺资料保密，以编号代替姓名，同时告知受访者可随时退出研究，取得同意后签署知情同意书。访谈后针对受访者提出的问题给予主动回应、指导，必要时进行情绪疏导，避免对受访者造成情感伤害 [15] 。
1.2.3.1 焦点小组访谈法
1）资料收集方法：于访谈初期和访谈末期共进行2组焦点小组访谈，在充分考虑性别平衡的前提下，通过目的抽样法，抽取留守儿童的祖辈、父母辈及亲戚为访谈对象（第1组访谈对象为P1、P2、P3、P4;第2组访谈对象为P6、P11、P20、P21、P22），于能够保障私密性的工作坊内进行访谈。访谈由1名研究者担任主持人，1名课题组成员担任观察员，负责观察并及时记录访谈结果。2次访谈时长共271 min，访谈全程录音。
2）优势：充分发挥“群体共鸣效应”的作用，激发养育者在养育体验话题上的讨论与共鸣;探索照顾者共性的养育体验。
1.2.3.2 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法
1）资料收集方法：在充分考虑角色、民族、信仰、年龄、文化程度和职业的前提下，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15名留守儿童照顾者（P5～P19）为访谈对象，于能够保障私密性的工作坊内进行访谈，每次访谈时长为30～70 min，15名留守儿童照顾者访谈时长共796 min，访谈全程录音。2）优势：深入捕捉照顾者差异化的养育体验，挖掘其独特经历、内心情感和具体的养育实践;深入探索焦点小组访谈中被抑制或未充分展开的独特性、敏感性话题;验证和拓展焦点小组访谈初步浮现的重要议题。
1.2.3.3 参与式观察法
1）资料收集方法：选取11名留守儿童照顾者（P6、P8、P11、P13～P17、P19、P21、P22），征得同意后前往其住处进行观察、拍照、录音。2）优势：在自然场景中观察研究对象的家庭环境和互动模式;辅助验证访谈结果。
1.2.4 分析资料
访谈结束后24 h内反复听取录音，并结合访谈记录在48 h内将内容转录成文字，为体现地区特色、保障质性研究真实性，保留当地口语化表达和特有称谓，转录过程中标注受访者的语句停顿、音调变化、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等信息。焦点小组访谈和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后共整理获取文本与转录资料33万字。文字资料用Word、Excel软件管理与编码 [16] 。由2名研究者独立采用质性内容分析法 [17] ，将传统内容分析法与定向内容分析法结合运用 [18] 进行资料分析，第3名研究者对分析结果进行对比核查，如有疑问，将访谈资料返回受访者处进行核实。资料分析的具体步骤：1）通读转录文本，提取有意义的语义单元，标注关键的文本片段，并界定基本的分析单元；2）以生态系统理论的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宏系统4个层面作为定向内容分析的预设主题框架，将标注的文本片段匹配至该框架下的一个或多个主题类别 [19] ；3）在定向分析基础上进一步采用开放式编码，对文本资料进行类属分析，通过反复比较与归纳，逐步形成核心主题及亚主题；4）对于未能依据预设主题框架进行归类的文本片段，遵循传统内容分析法思路，开放性地创建新的编码与主题，以充分反映资料的丰富内涵。
2 结果
通过对质性访谈文本资料进行编码分析，最终归纳出4个核心主题和13个亚主题。
2.1 核心主题1：微系统层面照顾者身心撕裂与韧性缝合体验
2.1.1 生理耗竭与健康代偿
生理耗竭不仅是高强度养育实践中持续性体力消耗的疲惫感，更是多重压力下身体机能被动响应的透支感。访谈结果显示，照顾者在养育实践中普遍面临体力透支与慢性病困扰的双重压力。P5：“干活干累回来，还要给她洗衣服，喂她饭，脚不停手不住地干，都忙死了，累啊”。P17：“真得挺累的，你不想去那个地方他偏要叫你去，我累了不想去了，他还要去，有时候走不动还要抱他一下”。P16：“最累的时候就是2个孩子一起生病时，特别的无助。有一次大女儿发烧才好一点小的这个又发烧了，他特别黏我，满满的3大瓶液体都是让我背着他输完的，回到家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然后特别的累，特别的困，恨不得倒下去就睡”。P15：“我还有癫痫病，病发后就没有体力带小孩”。P19：“我的左手摔断了，完全抬不起来，吃的都做不成了，叔叔腰椎间盘脱出，没法照顾孩子了，看他们（孩子的父母）回来带还是要怎么办，我们也没法管了”。
2.1.2 情感耗竭与韧性缝合
大部分照顾者面临严重的情感耗竭，主要有焦虑、抑郁与恐惧，照顾者深陷委屈感以及难以挣脱的无力感之中。P2：“不打他、不好好教他又怕他长大以后调皮噶，打他又怕他爸爸妈妈心疼，我们也是很为难的”。P8：“她（孩子的妈妈）天天都凶我，她打电话说这个小孩带不成叫我克死掉，说我活在世上丢人，有时候我被她骂得睡着都在淌眼泪。哎，照顾这个孩子我是真真的心上一点都不开心，不领（孩子）我又可怜这个小娃娃，领了我太受气了，哎，我自己都受不了”。P11：“我那个辛苦，帮她（孩子的妈妈）带小孩，她一个电话也不给我，信息都不回我一个，所以活着没有意思嘛。哎，毕竟我都50多岁的人，本来是该享福的，还要跟他们整个小孩来养”。P14：“特别担心我孙女能读懂不，我一个人领着，我又不识字，我着急的”。同时，照顾者也展现出了惊人的“韧性缝合”策略。1）自我效能感的激励作用。P2：“我觉得自己这个岁数还能够帮忙带孙孙，带着自己的小孙子到处去走走，别人看了很羡慕我，我觉得辛苦一点都值得”。P10：“让我感到很骄傲的是，他才2岁，虽然不会表达，但是我跟他说什么他都听得懂”。P17：“我感觉他变了好多，之前他很不爱说话，现在见到熟人都会打招呼，变化挺大的。邻居都说‘哦，这个奶奶把他养的真棒’”。2）儿童情感反哺的激励作用。P17：“他会夸我‘奶奶天天带我去玩，我很开心，奶奶你真棒’，有些时候他还来亲我一下”。P6：“我带她习惯了，我带她，其实是她陪伴我呢”。P12：“我有时候会哭，她会问我怎么了，然后抱抱我，我觉得她还是爱我的，累点也值得了”。
2.1.3 认知撕裂与调适
受限于自身知识储备与育儿技能不足，照顾者在认知层面常陷入育儿实践的迷茫与无奈中，面临传统经验与现代养育需求间的认知撕裂。P7：“他们（孩子）成什么算什么，读得多是他们的，读得少就那样，我们的责任就是这个嘛，我们管他们有疼有病，给他们送去读书，生病的时候给他们挂号，给他们吃得好，别的法我们没有了，我们字也不识”。P18：“我也是不知道怎么去教育一个孩子，也不知道要怎么样他才会听话”。然而，在传统伦理与现代期待的张力中，照顾者也在艰难地寻找平衡点。P10：“我有时候会跟着手机里面的情绪走，就会烦躁嘛。这两天我想了一下，还是少玩玩手机，多陪陪孩子，然后就多鼓励他吧，尽量少批评他”。P16：“我有时候控制不住情绪，哪怕犯一个小错误也会批评他们，过后又有些自责，我就觉得小孩子嘛，犯错也是在成长嘛，然后我慢慢改变，尽量去包容他们”。
2.2 核心主题2：中系统层面的撕裂体验
2.2.1 亲子赡养契约的断裂
在传统代际契约中，父母养育子女、子女赡养父母本应形成良性循环，但本研究发现，一些外出务工的父母未能给予家庭足够的经济回馈，导致留守家庭面临经济困境，传统代际契约关系出现明显断裂。P17：“我们家不给我们带钱回来，我老公现在有60岁了，还在工地上干活，挣的钱我们3个花，他爸爸妈妈要还房贷那些嘛，他们就不带钱回来”。P8：“这个小孩我不想带了，他（孩子的妈妈）生活费都没有拿给我一点。我跟她要，要了好几次，她砸给我500块，她就砸在我头上”。P4：“我家都是这样，她自苦自吃啊，我2个女儿在外面打工，我们还得拿钱给她们花”。由此可见，亲子赡养契约的断裂使照顾者承受了额外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
2.2.2 家庭支持功能弱化
家庭成员（如配偶、子女）在情感支持和工具性支持上的持续性缺位或功能失效，迫使照顾者不得不承担全部养育责任。P11：“这个小娃娃，她爹她妈一个都不管她，学费都是我交的”。P16：“他爸爸又那么远，然后一个人就感觉特别的无奈，特别地无助”。P18：“我说要不你（孩子的爸爸）回来带吧，我真的搞不定啊，他也不听的”。P10：“什么人力、经济都靠不上，咬牙自己扛着呗”。可见，家庭支持功能的弱化使照顾者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加剧其身心负担。
2.2.3 亲子依恋异变的冲击
父母的长期缺位打破了儿童天然的情感依恋模式，使其不得不将依恋关系转移到祖辈身上，甚至出现将祖辈误认为父母的现象[20]，这种情感与认知的双重冲击给照顾者造成了一定压力。P4：“她爸她妈回来，领都领不去睡，她妈说买东西给她，晚上领去了，睡到02：00，她说‘送我回去，我要搭老爹（外公）搭奶奶（外婆）睡’”。P5：“她妈妈回来叫她（孩子）叫妈妈，她不叫，她妈拿东西在手机上引引，才会‘妈妈’那样叫一声，不拿东西引她不叫”。P6：“她相当恋我。她妈妈说‘我抱抱你’，她不给抱”。P7：“他爸爸打电话回来给他，他就是躲着，不搭理他们，拿衣裳把头盖着躲起来”。P6：“我在她旁边，她叫我妈妈，我说我是你奶奶不是你妈妈，你妈妈去远处打工了。有一天，有2个女的带了2个孩子，那个小娃娃叫妈妈，她也在她旁边说‘妈妈’”。P11：“刚刚说话的时候，她又不叫我外婆，她叫我‘妈妈’，我就掉泪了”。可见，亲子依恋关系的异变导致儿童在祖孙间形成了错位的依恋关系，不仅影响儿童的心理发展，也给照顾者带来情感困扰。
2.2.4 代际教养的冲突体验
照顾者的代际撕裂体验不仅体现在亲子赡养契约的断裂与亲子依恋异变方面，还表现为日常教养实践中复杂而持续的张力。P13：“她爸妈让我不要买麻辣条、酸奶这些垃圾食品给她吃，这些我们都没给她买，她爸一直讲我就生气了，我本身就没买给她吃”。P17：“我总说不要打别的小朋友，否则他爸爸妈妈会打你的，你爸爸妈妈又不在。他爸爸说不要那样跟孩子说，怕以后他会胆小”。P6：“她说哪个哪个敲（打）她，她爹说告诉老师，我说这么一小点事，反正我就想打伤是不可能，我就没有去问啊”。P1：“小孩不听话的时候我打一下，他们奶奶就抬小孩的头（给小孩撑腰）嘛，她就说你不要打，你天天打他们干啥啊，我俩就吵起来了”。可见，隔代教养过程中育儿观念和管教方式的分歧会引发持续的矛盾冲突，加重照顾者的心理压力，而且可能会对儿童成长产生不良影响。
2.3 核心主题3：外系统层面的撕裂与有限缝合体验
2.3.1 养育照料职责与现代生存需求间的矛盾
由于外出务工的父母未向照顾者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大部分照顾者不得不压缩育儿时间投入工作以维持生计。P2：“我老公现在有60岁了，还在工地上干活，他爸爸妈妈挣不到钱，带不回来嘛。以前我还出去打工，现在还带个小孩嘛，不带不行，没有办法”。P7：“我和他爷爷带着2个孩子，1个读幼儿园，1个读四年级，老公做保洁，我是搞绿化，周末2个孩子自己在家待着啊。每天都要去上班，没有太多的时间带他们”。P18：“一边带孩子一边上班感觉好累啊，但是又想给他更好的生活，就是想着多赚一点生活费”。P11：“我们是易地搬迁过来的，我老家种了点地，我帮她给学校请假，带回老家干农活去，不然没人看孩子”。
2.3.2 社会支持网络的溃散与有限修补
社会支持在缓解育儿压力、改善照顾者养育体验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充足的社会支持能减轻育儿压力，帮助照顾者应对难题[21]。然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社会支持往往难以有效获得。P6：“哎，亲朋好友靠不实落，人家不会帮，我们农村各人有各的困难”。
P11：“村子里的人还笑你呢，说‘你那么猴（厉害、能干）的一个人，这回被你那个姑娘拿下了，还生下小孩跑了’，我真真资火（生气）啊，给我气死了，我心里在滴血”。P16：“我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就很少有时间和朋友聚会联系”。然而在结构性撕裂的夹缝中，照顾者会通过挖掘碎片化资源实现社会支持网络的韧性修补。P13：“小娃娃日日生病啊，昆明都去看过了，花了七百六，是我外孙给我们垫出来的”。P15：“去脑科医院做手术的时候，钱都是跟亲戚朋友借的”。部分照顾者也会主动寻求外部支持系统，实现同辈情感互助。P14：“难过时候要搭自己最好的朋友，几个朋友约着把娃娃带出去玩一下，你发一个抖音，我发一个抖音，好像就那点事情不有了嘛”。
2.4 核心主题4：宏系统层面的撕裂与韧性缝合体验
2.4.1 养育资源政策支持不足
有照顾者认为，现有的政策支持与实际养育需求间存在一定脱节，导致他们难以获得有效的帮助。这种矛盾主要表现在照顾者面临经济变动、主要养育者更替等问题时，现行养育资源政策无法满足其家庭的个性化需求，造成难以弥合的差距，使照顾者产生无力和沮丧的情绪。P11：“我跟我们社区里讲了一下情形，我说这种像个孤儿啊，她妈两三年都联系不上，她爹一分钱都不给，你们可以给我这个小娃娃点补助，工作人员说她有爹有妈，这种孤儿达不到，就不给”。易地搬迁政策虽可一定程度上改善居住条件，但未配套育儿支持。P11：“我们是政府搬迁过来安置在这里的，我在那里下面克做活，削一公斤茯苓给7角钱，她们削多呢，一天要削100公斤。意思小娃娃不领么我也削得70斤。带上小娃娃的话耽搁，那边上有车，要招呼她，你就只削得30～40斤，挣得20～30块钱”。
2.4.2 传统孝道伦理的冲击
大部分照顾者感受到传统孝道伦理遭受现实生活的冲击。P2：“我们家不给我们带钱回来，说要还房贷就不带钱回来，我老公现在有60岁了，还在工地上干活”。P4：“我2个女儿在外打工，我们还得拿钱给她们花”。P11：“毕竟我都50岁的人，本来是该享福的，还要跟她们整个小孩来养”。P8：“她（孩子的妈妈）生活费都没有拿给我一点。我跟她要，要了好几次，她砸给我500块，她就砸在我头上。她天天都凶我，在电话上，叫我死掉，弄得我睡不着吃不下饭，我太受气了”。
2.4.3 数字时代的代际鸿沟
在智能手机普及的时代，教师通过手机布置作业，学生利用手机进行在线学习以及与家人沟通等已成常态。然而，许多留守儿童的祖辈照顾者因自身能力有限而深陷“数字无能感”的漩涡，面临家校协作困境。P2：“老师叫读那些小儿歌，录成视频发班群，我也很不会整，我就没弄。但是我也是担心，现在读幼儿园么带他玩玩，到小学怕应付不了，我担心老师发的什么我都不会弄”。P14：“领娃娃难勒啊，我们不识字么，她妈说娃娃领到哪里体检一下，哪里又打预防针，哪里又买书啊，她发给我，我认不得么，拿给我们旁边给那些小代们、婶娘们那些看看”。P4：“作业全在手机上，小学毕业不得不配手机，我们老呢不会整”。
2.4.4 文化韧性与伦理守护
传统文化资源作为特定地域和民族文化长期积淀的智慧结晶，蕴含着丰富的心理调适与情感支持资源，成为留守儿童照顾者情感支持、心灵抚慰的重要载体。P17将彝族文化特色“跳脚舞”转化为情绪调节工具：“压力大的时候，我不在家里待着，我把他带到广场上，看他们跳跳脚呀，跳跳舞啊，我也会加入，加入后就会忘掉很多烦恼的事情呢”。P6通过庙宇祈福获取心理支持：“领回孩子先去娘娘庙拜拜，要去还愿”。在社会结构的剧烈变迁与现代化价值观的多元冲击下，照顾者始终守护着传统伦理中的核心承诺，展现出宝贵的心理韧性品质。P11：没有孩子的家庭来要这个孩子，她们说你不要就给我，我给你2万块钱，我说这2万块钱我也不要，我不给她带去嘛。我想，孩子小由我领大，给不得啊，我会把她继续领大的。她们不给补助，我贷款也要供她读书”。P5：“带小孩是我们老爹阿奶（爷爷奶奶）的职责”。P6：“我们就是要负起责任了，我这口气在都要把她培养成人了，要硬硬地抵着了，要啃了，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都要把这个小宝宝抚养好”。
3 讨论
3.1 开展“评估—干预—赋能”一体化的个体与家庭护理实践
本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照顾者普遍面临生理上和情感上的双重耗竭。尽管照顾者在养育实践中获得的自我效能感以及来自儿童的情感反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发挥心理韧性的“缝合”作用，但当照顾者自身健康状况遭受严重损害时，该韧性机制便会迅速失效 [22] 。这也印证了微系统脆弱性本质，即个体抗逆力受限于生理和心理基础 [23] 。照顾者的健康受损会直接影响育儿质量，Keim-Malpass等 [24] 研究表明，健康状况不佳的照顾者缺乏充足的体力和精力，无法持续提供精细的照料，从而影响养育质量。与此同时，当照顾者深陷心理耗竭时，其注意力资源大多消耗在自身困境上，无法及时回应儿童需求，形成“养育效能感崩塌”循环[25]。因此，为照顾者生理和心理“赋能”是照顾得以良性循环、持续健康的基础。提示护理人员尤其是社区和妇幼保健机构的护理人员，在实际工作中不应只关注儿童健康，还需将照顾者纳入主要照护范围[26]。建议以乡村振兴的“健康乡村”建设为契机，开展“评估—干预—赋能”一体化的个体与家庭护理实践。1）开展健康评估：护理人员应运用相关量表或结构化问题评估照顾者的慢性病管理情况、疲劳程度及焦虑、抑郁情绪;2）实施护理干预：对于评估中发现的高风险个体，护理人员应给予健康宣教并协助转介至专业的心理支持中心[27];3）为照顾者进行赋能：护理干预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从“替代”向“赋能”转变[28]。护理人员可以通过儿童早期综合发展工作坊指导照顾者识别儿童的亲社会行为，从而提升照顾者的养育自我效能感。这种以护理为主导的“评估-干预-赋能”模式有助于稳固养育的微系统环境，是实现良性养育的重要基础。
3.2 修复家庭支持网络，构建代际协作机制
“孝”被视为我国家庭关系的核心价值观。“生儿育女，晚年安稳”描述了我国长辈对成年子女的传统期望，即期待子女在自己晚年能够提供经济和情感上的支持[29]。然而，本研究发现，“父辈养育，子辈反哺”的孝道被打破，部分照顾者陷入“既要养小，还需养老”的双重挤压中，不得不减少陪伴儿童的时间，务工以补贴家用。与吴惠芳等[30]研究结果相似，部分单亲监护中的妈妈表示，外出务工的丈夫虽然承担了经济供养责任，但在情感支持与协同育儿方面严重缺位。此外，许多祖辈照顾者在养育实践中还要面对来自远方父母的质疑，甚至截然不同的教养指令，这进一步增加了照顾者的心理负担。面对中系统层面出现的家庭支持功能弱化和代际冲突，将护理干预服务延伸至家庭系统层面是首要且有效的策略[31-32]。护理人员可凭借自身中立的角色定位，发挥沟通桥梁作用，协助家庭构建“责任共担”的代际协作模式，建立透明的家庭资源分配与沟通机制，明确各成员在养育与赡养中的责任与义务[33]。针对代际教养冲突，护理人员还可以发挥专业优势，进行健康宣教，帮助不同代际的家庭成员理解彼此的担忧与出发点，促进育儿观念融合，共同为儿童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
3.3 适配文化和技术，优化家校协作机制，构建良性教育生态
在数字时代，部分留守儿童照顾者面临数字技能
鸿沟。文化程度较低或数字技能薄弱的照顾者难以有效参与家校协作，照顾者容易产生教育适应性焦虑。当前，学校广泛推行“智慧校园”，学生的许多课业都在线上完成，缺乏普惠的数字技术支持和指导会让照顾者成为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数字弃民”[34]。家校协作撕裂的根源在于制度设计时未能充分考虑照顾者能力的差异。建议通过简化家校沟通流程并为照顾者提供智能设备使用方面的技术辅导改善这一状况。与此同时，护理人员也可以在其中发挥主动作用——社区护理人员可与学校合作，为照顾者开展基本的数字技能培训和技术支持，帮助照顾者掌握线上参与家校沟通的必要技能，从而缓解照顾者在家校协作中的适应性焦虑。
3.4 整合文化资源并推动政策完善，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
本研究的访谈对象涵盖彝族、回族、哈尼族3个少数民族照顾者，其中彝族照顾者占比最大。彝族有深厚的集体主义文化传统，社会生活往往围绕家族、村落展开，孕育了“火把节”“跳脚舞”“火塘夜话”等丰富的特色文化，对“撕裂”和“缝合”体验有更深层次的文化理解。本研究中，P6提到“领回孩子先去娘娘庙拜拜，要去还愿”，表明民间信仰与仪式活动是部分照顾者寻求心理慰藉的方式。P17在感到压力时，并非独自在家里消化，而是选择“压力大的时候，我不在家里待着，我把他带到广场上，看他们跳跳脚呀、跳跳舞啊，我也会加入，加入以后就会忘掉很多烦恼的事情呢”。提示护理实践需重视文化特殊性，护理人员在设计心理支持方案时应注意挖掘并整合本土文化资源，使方案更易被接受且更具有持续性。此外，护理领域工作人员还应积极参与政策倡导。外系统理论强调，政策作为关键外部环境，应随着家庭结构的变迁进行动态调整[23]。如果政策不能与时俱进，照顾者就容易陷入养育困境。P11提到孩子的母亲失联2年，父亲拒绝承认孩子，50岁的外婆申请补助，却因“父母名义健在”而被拒绝。这一事件暴露出有政策对“事实无人抚养”（如父母失联、经济弃养等）情形识别不足[35]。作为一线健康工作者，护理人员应积极推动完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认定标准，使“家庭友好型”政策真正落地，切实解决实际困难，缓解乡村振兴地区留守儿童照顾者的养育压力。
4 小结
本研究基于生态系统理论，通过质性研究揭示了留守儿童照顾者在养育实践中经历的“撕裂”与有限“缝合”并存的复杂养育体验。研究结果显示，照顾者不仅面临身心耗竭、代际冲突与支持网络薄弱等多重压力，同时也展现出通过情感反哺、文化资源调动实现韧性调适的能力。应从多系统整合视角出发，构建“家庭-学校-社区-政策”四位一体的支持网络，以改善照顾者的养育体验。未来护理实践应致力于以下4个方面：1）以照顾者为中心，实施“评估—干预—赋能”一体化服务；2）在家庭与社区中承担协调者、健康教育者和赋能者的角色，提升留守儿童家庭协同照护能力；3）制订文化敏感型心理支持方案；4）发挥护理人员在政策倡导中的桥梁作用。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的主要局限在于取样场景较为单一，所有研究对象均来自同1所县级妇幼保健院，这可能导致样本更偏向那些重视儿童健康并能接触到县级卫生服务的照顾者，而从未或极少利用此类服务的照顾者养育体验未能充分获取。因此，研究结论在推广至更广泛人群时需保持谨慎。未来研究可增加取样场景的多样性，并采用纵向追踪的研究设计，进一步揭示养育体验的动态变化及其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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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5-11-27;修回日期：2026-04-20）
（本文编辑 陈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