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为探讨负性生活事件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作用机制，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生命意义感量表、交往焦虑量表和公正世界信念量表对1164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1）负性生活事件与社交焦虑显著正相关，与生命意义感显著负相关，公正世界信念与生命意义感显著正相关；（2）负性生活事件通过社交焦虑的中介作用对生命意义感产生影响；（3）公正世界信念仅在男生群体中发挥调节作用，负向调节社交焦虑与生命意义感之间的关系。研究揭示了负性生活事件与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关系及作用机制，为提升大学生生命意义感提供了科学参考和干预建议。
关键词 负性生活事件；社交焦虑；公正世界信念；生命意义感；大学生
分类号 B844
DOI：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25.08.004
1 引言
生命意义感是个体对于生命具有目标、价值以及意义的感知（Steger， 2007），表现为主动寻求情感满足和价值体验，是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教育部等， 2023）。近年来，大学生群体中逐渐出现一种以意义感和存在价值缺失与低欲望为核心的“空心病”现象，这种不良心理现象主要表现为空虚、无聊、迷茫、厌烦等状态，严重者会导致抑郁、自杀等不良后果（罗帏等， 2022; 张文芳， 同雪莉， 2019）。因此，探究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对于推进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实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意义建构模型认为（Park， 2010），生命意义的获得需要个体不断地将外部的情境意义与内在的信念进行比较、解释和调整。已有研究发现，大学生的意义感缺失与其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有关（李占宏等， 2018; Casline et al.， 2020; Zika amp; Chamberlain， 2011）。负性生活事件是指在学习、家庭、生活、工作等生存环境中给个体带来消极情绪体验和压力感受的事件。已有研究表明，大学生活中的负性生活事件（如社交关系、学习、就业和社会适应等）会导致其生命意义来源受阻，引发各种内外化问题（Zika amp; Chamberlain， 1992），呈现自我怀疑、目标缺失和自我价值感降低等意义感缺失状态（惠玲等， 2020），甚至出现自伤、自杀等严重后果（刘寒梅， 钟年， 2023; 张姝玥等， 2019; He et al.， 2023）。为此，提出研究假设1：负性生活事件与大学生生命意义感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根据广义紧张理论，当个体经历压力事件或面临不利情境时，会产生多种不良情绪和非适应性的活动（Zimmer-Gembeck amp; Skinner， 2010）。已有研究发现，经历负性生活事件会导致大学生产生消极的自我认知和严重的社交焦虑（公雨欣等， 2019; 林杰才等， 2020）。社交焦虑是经历负性生活事件后的核心不良情绪，长时间的焦虑体验容易导致无力感和退缩行为，降低个体的意义体验和价值追求（陈梅等， 2023）。社交焦虑的认知模型也指出，社交焦虑来自于消极的自我概念和个体对社交情境线索的威胁性认知，二者的交互作用是维持社交焦虑的重要机制（Leigh amp; Clark， 2018）。遭遇负性生活事件如社会排斥会削弱个体的人际信任水平，进而降低其积极生活体验和价值追求（张晓州， 2024）。生命意义感的整合模型（Hicks amp; King， 2019）指出，个体对生活事件的情感反应构成了生命意义感的基础，消极情感体验如焦虑、无聊、孤独感等会削弱个体的积极意义体验和建构意义的主动性（陈梅等， 2023; 申小杰等， 2025）。由此，提出研究假设2：社交焦虑在负性生活事件与生命意义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生命意义感的整合模型（Hicks amp; King， 2019）认为，个体对生活经验的解释和理解与其情感体验存在交互，共同塑造个体对生命的感知和追求。研究者认为，公正世界信念具有自我调节功能，个体在建立公正世界信念认知后会进行积极的自我调整，从而缓解焦虑等负面情绪造成的不良影响（Dalbert amp; Stoeber， 2006）。基于公正世界信念理论（Hafer， 2000），公正世界信念是个体关于世界公正、有序的内在认知，是个体生活经验的重要解释依据（周春燕， 郭永玉， 2013）。已有研究发现，较高水平的公正世界信念与较低的反社会人格、较高的感恩特质和人际信任水平有关（崔玉宝等， 2023; Kong et al.， 2021），而且能够知觉到更多的控制感、自我效能感和社会责任感，易形成慢生命史策略，使得个体更加愿意将资源投入到对未来目标的追求中（孟素卿等， 2019; 易梅等， 2019; Chen et al.， 2023），因而感知到的相对剥夺感较低，较少沉浸在愤怒、不满等负性情绪中（肖飒等， 2024）。公平世界信念还可以减轻社交焦虑者的手机成瘾倾向，使其更敢于面对现实生活中的挑战，追求积极的自我和更理想的未来（Laurin et al.， 2011）。为此，提出研究假设3：公正世界信念在社交焦虑与生命意义感之间起调节作用，即公正世界信念能够缓解社交焦虑对生命意义感的负向作用。
综上，本研究拟在探究负性生活事件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直接作用基础上，揭示社交焦虑和公正世界信念在其中的作用，以期为理解大学生生命意义感提供新的视角，同时也为进一步解释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缺失的原因和开展生命教育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证依据。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取网络填写的方式面向在校大学生发放问卷1268份，回收有效问卷1164份，有效率为91.80%。其中，女生819名（70.36%），男生345名（29.64%），平均年龄为19.67±1.53岁；大一564名（48.50%），大二233名（20.02%），大三231名（19.80%），大四136名（11.68%）。
2.2 研究工具
2.2.1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
采用刘贤臣等（1997）编制、辛秀红和姚树桥（2015）修订的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对被试近一年内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进行测量。该量表共27个题项，包括人际压力、学习压力、适应、丧失、受惩罚及其他6个维度，采用5点计分（从“0未发生”到“5影响极重”），得分越高表明被试所遭受的负性生活事件越多。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
2.2.2 生命意义感量表
采用Steger等（2006）编制、刘思斯和甘怡群（2010）修订的生命意义感量表评估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感水平。该量表共9个题项，包含意义体验和意义寻求两个维度，采用7点计分（从“1完全不符合”到“7完全符合”），总分越高表明其总体生命意义感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1。
2.2.3 交往焦虑量表
采用Leary（1983）编制、彭纯子等（2004）修订的交往焦虑量表评估大学生的社交焦虑水平。该量表共15个题目，采用5点计分（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总分越高表明个体的社交焦虑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6。
2.2.4 公正世界信念量表
采用Dalbert（1999）编制、苏志强等（2012）修订的公正世界信念量表评估大学生的公正世界信念水平。该量表包含一般公正世界信念和个人公正世界信念两个维度，共13个条目，采用6点计分（从“1非常不赞同”到“6非常赞同”），总分越高说明公正世界信念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3。
2.3 数据处理
采用SPSS 27.0软件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使用PROCESS插件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分析社交焦虑的中介作用和公正世界信念的调节作用。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对本研究中的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12个项目因子特征根大于1，第一个主因子解释了18.76%的变异量（lt;40%），说明本研究的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负性生活事件与生命意义感显著负相关、与社交焦虑显著正相关，社交焦虑与生命意义感显著负相关，公正世界信念与生命意义感显著正相关。此外，性别和年级均与生命意义感存在显著相关，后续分析中将其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处理。
3.3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在控制性别和年级变量之后，采用SPSS宏程序PROCESS（Hayes，2015）中的模型4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见表2），负性生活事件显著正向预测社交焦虑（β=0.28， t=10.12， plt;0.001）、显著负向预测生命意义感（β=-0.11， t=-3.62， plt;0.001），社交焦虑显著负向预测生命意义感（β=-0.21， t=-7.25， plt;0.001）。
进一步采用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通过抽取5000个样本估计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结果如表3所示。各路径所对应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其总效应、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均有统计学意义（plt;0.05），表明社交焦虑在负性生活事件与大学生生命意义感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占总效应量的36%。
采用Hayes（2015）开发的SPSS宏程序PROCESS中的模型14对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检验。由于性别与中介变量、调节变量和结果变量均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在控制年级变量后，分别建构了整体模型、女生模型和男生模型，结果见表4。在整体模型和女生模型中，负性生活事件显著负向预测生命意义感（整体模型 β=-0.09， t=-2.42， plt;0.05；女生模型β=-0.09， t=-2.04， plt;0.05）；在三个模型中，负性生活事件均显著正向预测社交焦虑（整体模型β=0.25， t=10.03， plt;0.001；女生模型β=0.25， t=8.21， plt;0.001；男生模型β=0.24， t=5.95， plt;0.001）、社交焦虑均显著负向预测生命意义感（整体模型β=-0.31， t=-8.08， plt;0.001；女生模型β=-0.25， t=-5.49， plt;0.001；男生模型β=-0.43， t=-5.39， plt;0.001）；在整体模型和男生模型中，社交焦虑和公正世界信念的乘积项显著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整体模型β=0.10， t=2.81， plt;0.01；男生模型β=0.14， t=2.10， plt;0.05）。
由于公正世界信念仅在男生群体中发挥调节作用，将男生组的公正世界信念得分按照M±1SD进行高低分组，开展简单斜率分析。结果如图1所示，对于低公正世界信念个体，社交焦虑对生命意义感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 -0.57， t=-5.37， plt;0.001）；对于高公正世界信念个体，社交焦虑对生命意义感的显著预测作用变小（β=-0.28， t=-2.67， plt;0.01），这表明，随着公正世界信念水平的提高，社交焦虑对生命意义感的负向影响呈减弱趋势。
4 讨论
4.1 负性生活事件与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显示，负性生活事件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感，即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越多、受其影响越严重，生命意义感水平越低，这与以往研究一致（李艺， 陈永涌， 2023; Zimmer-Gembeck amp; Skinner， 2010）。一方面，根据广义紧张理论，个体在长时间处于负性生活事件的高压下，可能会出现自我怀疑和意义感缺失等内外化问题，这种长期的压力不断累积而又未得到恰当的干预，会导致更为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惠玲等， 2020）。另一方面，基本心理需要理论认为，遭遇过多的负性生活事件会导致个体安全感缺失与掌控感减弱，阻碍其需求的正常满足，进一步导致个体对生命意义的感知有所降低，影响其整体的心理健康状态（赵谨， 郭晓荣， 2022）。已有研究发现，关系和谐、价值感、生活享受、生活体验和追求期待是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核心来源（林艳， 张姝玥， 2023）。经历负性生活事件导致个体的生命意义来源受阻，使其在处理情境意义与内在信念冲突时出现困难，进而阻碍其意义建构（Park， 2010）。
4.2 社交焦虑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基于广义紧张理论和生命意义感的整合模型证实了社交焦虑在负性生活事件和生命意义感之间的中介作用，即负性生活事件既能够直接负向预测个体的生命意义感，也可以通过社交焦虑对生命意义感产生间接影响。这意味着，大学生在经历负性生活事件（如人际关系、学业压力等）后，会形成消极的自我认知和对社交情境的担忧恐惧，导致情绪调节困难，使其无法从生活事件中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进而削弱其意义感知和意义建构的主动性（Hicks amp; King， 2019; Zimmer-Gembeck amp; Skinner， 2010）。这与已有研究指向一致，如遭遇社会排斥，会使大学生感知到较高的社交焦虑、较低的自我价值感和获得感，更少关注未来的长期目标，甚至引发各种问题行为（叶巧雅等， 2021; 张姝玥等， 2022; Zhou et al.， 2024）。本研究发现的社交焦虑的中介作用，也为理解生命意义感的整合模型提供了新的视角：积极的情感体验是生命意义感的基础和关键因素，消极情感体验则会破坏意义感的整合过程。
4.3 公正世界信念的调节作用
根据认知-情感系统理论，个体对事件的情感反应与内在信念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其行为表现（许燕， 2024）。本研究结果也证实，公正世界信念调节了负性生活事件通过社交焦虑影响生命意义感这一中介过程的后半段路径。简单效应分析发现，社交焦虑对生命意义感的直接预测作用在低公正世界信念个体身上更加显著，这与以往研究一致（Laurin et al.， 2011）。公正世界信念作为积极心理资源和保护性因子，能够为处于负性生活事件压力下的个体提供一种积极解释和应对生活挑战的思路，帮助其缓解不良的消极情绪，维持个体的意义感，减少内化问题的影响（Dalbert amp; Stoeber， 2006）。在面对社交焦虑时，高公正世界信念的个体往往能够以更为积极和理性的视角去看待和解释人际问题，这有助于提升自我评价，并增强其对于未来生活的确定性和掌控感，从而缓解社交焦虑带来的意义感缺失。这一结果同时验证了公正世界信念促进社会适应的两个假设——个人资源和心理缓冲（易梅等， 2019），公正世界信念一方面增加了个体的获得感和意义感，另一方面缓冲了社交焦虑的负面影响，从而增强了个体的生命意义感。
此外，研究发现，相比于女大学生，男大学生感知到较低的社交焦虑和更强的生命意义感，且公正世界信念仅在男大学生群体中起调节作用。这可能是由于在面对社交焦虑等负性事件时，公正世界信念能够增强男性采取问题中心型应对策略，即通过个人努力改变现状，从而缓解焦虑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Otto et al.， 2006）。而女性往往采用情绪中心型应对策略，即通过向他人倾诉，寻求社会支持来调节情绪，维持心理健康（Tamres et al.， 2002）。
4.4 研究启示与展望
本研究结果可以为开展生命意义教育、增强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感提供实践指导。鉴于公正世界信念在不同群体中发挥保护作用的大小，在负性事件的干预方面，面对男女生群体需采取针对性策略。首先，高校心理辅导应重视负性生活事件的累积效应，通过正念训练、认知重评技术帮助学生增强情绪调节能力，缓解社交焦虑的负面影响。其次，教师要引导大学生关注和正视在社交等方面存在的压力性问题，指导大学生进行社交技能和压力应对能力训练，通过提升自我价值增强大学生的意义体验，预防“空心病”现象，尤其关注女生群体在社交方面的压力性事件。最后，学校可开展社会公平正义为主题的心理教育活动，强化学生对环境的可控感认知，从而缓冲负性事件带来的心理冲击，增强其自主动机。
本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本研究采用横断研究设计，无法揭示负性生活事件与各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及生命意义感的发展趋势，未来研究可以采用纵向研究设计，深入探索生命意义感在不同阶段的发展变化。其次，采用自我报告方式收集数据，可能受到自我偏差的影响，导致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主观性，未来研究可以整合同伴评价、教师反馈以及家长意见等多元数据来源，在丰富研究资料、使研究结果更加客观的同时，进一步探究提升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方法和途径。
5 结论
（1）负性生活事件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感。
（2）社交焦虑在负性生活事件和生命意义感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3）公正世界信念仅在男生群体中调节了社交焦虑对生命意义感影响路径，缓冲了社交焦虑对生命意义感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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