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采用信任博弈范式和让被试判断导游的安全性两个任务来考察名字的易识认性和叠音对被投资者可信性和导游安全性评价的交互影响。结果发现：在两个任务中均发现，名字的易识认性影响个体的可信性，相比名字难识认的个体，名字易识认的个体具有更高的可信性；在对导游的安全性评价任务中发现，名字的叠音特征影响导游的可信性。相比叠音名字的导游，非叠音名字的导游获得的安全性评分更高，具有更高的可信性；易识认性和叠音的交互作用不显著，但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叠音名字对导游安全性评价的影响受到易识认性的调节，当名字难识认时，叠音对可信性的影响减弱。
关键词 名字；易识认性；叠音；可信性
分类号 B849
DOI：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25.08.005
1 引言
在中国新时代背景下，年轻父母为孩子取名更倾向于选择寓意深远但相对生僻的汉字，并且叠音名字的使用也明显增多，这不仅体现了年轻父母对个性化和独特性的追求（包寒吴霜等， 2024），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认知模式。本研究从可信性入手，探讨名字的易识认性和叠音是否会对个体的可信性产生影响，以及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交互作用。
可信性主要体现为个体的能力、品德和意图是否得到他人的认可和信任，其形成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Alarcon et al.， 2022）。现有研究主要采用两种范式来测量，信任博弈范式通过金钱投资来反映信任程度，信任模拟情景则通过模拟真实情境中的信任场景来测量可信性，两种范式结合能有效提升研究生态效度。在非直接接触的社交情境中，如社交媒体聊天和网络求职，名字成为构建第一印象的关键要素，影响着个体的可信度、吸引力和能力知觉（张欣彤等， 2020）。例如，名字寓意体现道德关怀的个体被认为更可信（Mehrabian， 2001）；高吸引力名字的女性在选美比赛中能获得更多选票（Garwood et al.， 1980）。在名字的众多特征中，易识认性和叠音特征具有可量化性和文化特异性，受到国内研究者的重点关注。
名字的易识认性，指名字中汉字的常用程度导致名字整体识别的难易程度（辛志勇等， 2015），是影响名字加工流畅性的重要因素。加工流畅性是个体对信息处理难易程度的主观体验，属于元认知体验的一种（张旭锦， 2010; Oppenheimer amp; Frank， 2008 ）。研究发现，名字发音的流畅性对个体评价有积极影响（Laham et al.， 2012; Newman et al.， 2014）。辛志勇等（2015）通过操纵汉语名字的易识认性，采用信任博弈范式和信任模拟情景，发现名字易识认强的个体可信性更高。同样，Lee（2015）也指出，名字的常用程度会对个体的可信度产生影响。
叠音是一种特殊的语音结构，通常由两个或多个相同的音节组成（魏华等， 2020）。在中国文化中，叠音被广泛应用于品牌名称中，如“溜溜梅”、“拼多多”等，同时也普遍存在于中国人的名字里（吴鹏等， 2020）。研究表明，叠音可以激活与儿童特征有关的认知图式，引发积极情绪并促进关怀行为（魏华等， 2018; 吴鹏等， 2020; Löwenbrück amp; Hess， 2021）。吴鹏等（2020）通过信任博弈范式发现，叠音名字并未显著影响人际信任。研究者认为人际信任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其形成受到任务性质、情境线索、个体特征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何晓丽等， 2011; De Melo et al.， 2015; Lount， 2010）。因此，叠音名字是否会影响人际信任，以及在不同情境下这种影响是否稳定，仍需进一步的研究来探讨。
综上，名字作为构建初始印象的关键要素会影响个体的可信性。易识认性强的名字具有更高的加工流畅性，获得的可信性也越高。叠音名字能够激活婴儿图式进而引发积极情绪，但是否影响个体可信性还需进一步探究。以往研究大多聚焦于名字的单一特征对个体可信性的影响。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的名字往往同时具备多种特征，那么名字的不同特征是否会对个体可信性产生交互影响？为此，本研究采用信任博弈范式和信任模拟情景两种不同的实验范式考察名字的易识认性和叠音对被投资者可信性和导游安全性评价的交互影响，以增强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生态效度。
2 实验1：信任博弈范式中名字的易识认性和叠音对可信性的影响
2.1 方法
2.1.1 被试
使用G*Power 3.1软件（Faul et al.， 2007）计算研究所需样本量，实验设计类型为两因素被试内设计，效应量为中等水平f=0.25，显著性水平α设置为0.05，统计检验力设置为0.8。计算结果表明，实验一至少需要24名被试。实际招募43名大学生，其中男生13名，女生30名，平均年龄为18.51岁，被试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被试名字与实验材料不重名。实验1获得福建医科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2.1.2 实验设计
采用2（易识认性：易、难）×2（叠音特征：非叠音、叠音）的被试内设计，因变量为被试对不同名字的被投资者的投资额。
2.1.3 实验材料
从互联网中初步筛选120个名字，隐去姓氏，全部选取2个汉字构成的名字，控制名字拥有者的性别，包含60个男生名和60个女生名。依照GB2312-80汉字区位编码表稍作修改，因为一级字表为常用字集，使用频率较高，二级字表使用频率低于一级字表，所以容易识认的名字均由第16～55区的一级汉字组成，难识认的名字均由第56～87区的二级汉字组成。首先邀请43名未参与正式实验的大学生对名字的易识认性进行从1到7的7级评定，参考辛志勇等（2015）的筛选标准，选取得分最高的5个易识认名字、得分最高的5个叠音易识认名字、得分最低的5个难识认名字、得分最低的5个叠音难识认名字作为正式实验材料。其次邀请50名未参与正式实验的大学生对20个名字的字面含义的寓意和吸引力水平进行1至7级评定（见表1）。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表明，在名字的易识认性值上，易识认性主效应显著F（1， 42）=84.62， plt;0.001；叠音主效应不显著F（1， 42）=0.80， p=0.38；两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 42）=2.71， p=0.11。在名字的寓意上，易识认性主效应不显著F（1， 49）=2.90， p=0.79；叠音主效应不显著F（1， 49）=1.13， p=0.29；两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 49）=0.79， p=0.10。在名字的吸引力上，易识认性主效应不显著F（1， 49）=0.10， p=0.75；叠音主效应不显著F（1， 49）=0.003， p=0.96；两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 49）=1.93， p=0.17。
2.1.4 实验程序
使用E-Prime 3.0软件编制实验程序，文字以四号宋体，1.5倍行距呈现于电脑屏幕中央，电脑屏幕分辨率为1920×1080。实验要求被试认真阅读投资规则，并作出投资决定。投资规则：①您有本金10万元，可投资给被投资者。②每投Y万元，被投资者将获得3Y万元，并给您回馈额X万元。③回馈额X由被投资者决定，与您的投资额Y无直接关联。④最终收益=10万元-投资额Y万元+回馈额X万元。在被试表示理解投资规则后，实验首先在电脑屏幕中央呈现“+”注视点500ms。接着屏幕中央呈现被投资者的名字，被试分别根据名字选择投资额2、4、6、8和10，并按空格键进行确定，保证收益尽可能大。被试对某被信任者的投资额越多，说明对其信任程度越高。为避免材料呈现的顺序效应，易识认性名字和叠音名字进行拉丁方平衡。
2.2 结果
以易识认性、叠音为自变量，投资额为因变量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名字的易识认性主效应显著F（1， 42）=7.65， p=0.008， η2=0.05， BF10=5.96，名字易识认的被投资者获得的投资额显著高于名字难识认的被投资者， t（42）=2.77， p=0.008， Cohen’s d=0.23；名字的叠音主效应不显著F（1， 42）=1.66， p=0.20；易识认性与叠音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 42）=0.37， p=0.54。
2.3 讨论
实验一采用信任博弈范式发现，名字的易识认性影响被投资者的可信性，名字易识认的被投资者具有更高的可信性，该结果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辛志勇等， 2015）。然而，实验1中名字的叠音对被投资者获得的投资额没有显著影响，且名字的易识认性与叠音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吴鹏等（2020）的研究同样采用信任博弈范式也发现叠音名字不影响人际信任。考虑到该范式更侧重于经济决策，为了进一步探究名字的易识认性和叠音特征对个体可信性的影响是否会因决策任务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实验2采用了更贴近现实生活的信任模拟情景范式。
3 实验2：信任模拟情景中名字的易识认性和叠音对可信性的影响
3.1 方法
3.1.1 被试
共招募51名大学生（未参加实验1），其中男生17名，女生34名，平均年龄为21.78岁，被试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被试名字与实验材料不重名。
3.1.2 实验设计
采用2（易识认性：易、难）×2（叠音特征：非叠音、叠音）的被试内设计，因变量为被试对不同名字的导游的安全性评分。
3.1.3 实验材料
与实验1相同。
3.1.4 实验程序
实验要求被试认真阅读指导语，并独立完成信任模拟情景。指导语：假设您现在是一位游客，在一个危险系数较高的景区，需要挑选一名导游。以下为您提供了一些导游的名字，请您分别根据名字对导游的安全性进行评分，1分表示非常不安全，5分表示非常安全。安全性评分越高，代表该导游的可信性越高。为避免材料呈现的顺序效应，易识认性名字和叠音名字进行拉丁方平衡。
3.2 结果
以易识认性、叠音为自变量，安全性评分为因变量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名字的易识认性主效应显著F（1， 50）=43.52， plt;0.001， η2=0.34， BF10 gt;100，名字易识认的导游获得的安全性评分显著高于名字难识认的导游；名字的叠音主效应显著F（1， 50）=14.72， plt;0.001， η2=0.04， BF10=62.21，非叠音名字的导游获得的安全性评分显著高于叠音名字的导游；易识认性与叠音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 50）=3.76， p=0.058， η2=0.007， BF10=1.06，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当名字易识认时，非叠音名字的导游获得的安全性评分显著高于叠音名字的导游，t（50）=3.91， p=0.002， Cohen’s d=0.59；当名字难识认时，非叠音名字的导游获得的安全性评分与叠音名字的导游获得的安全性评分无显著差异， t（50）=2.00， p=0.051， Cohen’s d=0.26。
3.3 讨论
实验2采用信任模拟情景范式，要求被试在危险情境中评估导游的安全性，发现名字的易识认性影响导游的可信性，名字易识认强的导游具有更高的可信性，该结果与实验1和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辛志勇等， 2015）。与实验1的结果不同，在实验2中，名字的叠音特征影响导游的可信性，非叠音名字的导游具有更高的安全性评分。名字的易识认性与叠音交互作用不显著，但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叠音名字对导游的可信性的影响受到易识认性特征的调节。
4 总讨论
4.1 名字的易识认性对可信性的影响
实验1和实验2的结果均表明，名字的易识认性影响个体的可信性，名字易识认的个体具有更高的可信性。
根据双系统模型理论，人类的认知过程包括基于直觉的启发式系统和基于理性的分析系统（孙彦等， 2007）。在决策信息不足的情况下，个体的判断主要依赖于启发式系统，此时名字的易识认性通过影响信息加工的流畅性，改变加工过程中的元认知体验，从而影响对他人的可信度判断，即信息加工越流畅，感知信息可信度越高（郑晓莹等， 2024）。易识认的名字由常见字构成，加工流畅性更高，从而引发熟悉性错觉，而人们通常认为熟悉的刺激更加安全和可信（Alter amp; Oppenheimer， 2008）。基于情感途径的解释，个体在判断时会自动将流畅体验所引发的积极情感反应归因于被判断的刺激（高程， 刘昌， 2024），积极情绪意味着世界是安全可测的，会促使个体采取更简单的启发式加工策略，更愿意承担风险并信任他人。因此，不论在投资决策还是选择导游时，这种积极情感转化为更高的信任度，促使被试提高对名字易识认的个体的可信性评价。
4.2 名字的叠音对可信性的影响
在信任博弈范式中，名字的叠音不影响被投资者的可信性；而在危险情境评估导游安全性的任务中，非叠音名字的导游具有更高的安全性评分。关于叠音对个体可信性的影响，前人研究发现了不一致的结果。有研究表明，叠音可以激活与儿童特征有关的认知图式，引发积极情绪，提高个体的可信性（Tortosa et al.， 2013）。而吴鹏等（2020）采用信任博弈范式发现叠音对个体的人际信任不会产生影响，但当人们获得负性反馈（即受信者不可信的线索）时，叠音名字的个体获得的信任更低。吴鹏等（2020）认为个体原本对叠音人名受信者有较强的信任倾向，负性反馈却让个体感受到信任违背或被骗，也就减少亲社会行为与人际信任。本研究发现让被试在危险景区中，对导游的安全性和专业性进行评价时，被试会减少对叠音人名者的人际信任。危险景区属于高能力需求情境，具有较高能力且专业的导游会给人以安全感，而获得人们的信任。
以往研究表明情绪对人际信任有重要作用，但这种作用受到任务性质、情境线索、个体特征等多种因素的调节（何晓丽等， 2011; De Melo et al.， 2015; Lount， 2010）。本研究结果进一步验证了这一观点。信任博弈涉及复杂的投资决策，该任务依赖前额叶皮层的理性计算，叠音所引发的积极情绪在投资决策中可能被其他情境线索，如投资回报率、风险评估等所抑制，故无显著影响。换言之，情境线索可能会削弱了名字特征的影响，使得被试更多地依赖于对任务本身的分析，而非名字所带来的情绪体验。而信任模拟情景则更多地依赖被试的直觉判断和主观感受，本研究采用让被试在危险情景中评估导游的安全性。根据刻板印象内容模型（Fiske， 2018）和任务导向情境的研究（佐斌等， 2021），叠音名字能激活婴儿图式，使个体产生高温暖低能力的感知。危险景区属于高能力需求情境，被试会更关注交往对象的能力特质，此时叠音名字的低能力图式占主导，导致被试对导游的安全性或专业性的评价降低（陈建新等， 2024; 魏华等， 2018）。此外，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叠音名字被认为更随意、更不正式，因此，在需要高度专业性的情境中，被试可能更倾向于信任那些非叠音名字的个体（Laham et al.， 2012）。
4.3 名字的易识认性和叠音的交互作用
实验1中，名字的易识认性与叠音的交互作用不显著，可能是因为信任博弈范式的理性决策机制削弱了二者的交互作用，且受到了情境线索的干扰。实验2中，叠音名字对导游安全性评价的影响受到易识认性特征的调节。当名字易识认时，非叠音名字的导游比叠音名字的导游具有更高的可信性；当名字难识认时，叠音特征对可信性的影响减弱。
对名字的识别符合汉字加工过程，根据双通道模型（黄健辉， 陈烜之， 2000），字形信息可通过两条路径激活语义。第一种方式是直接由字形激活字意，另一种方式则是从字形激活字的读音，再由读音激活字意。在中文语境下，易识认性主要通过提高视觉流畅性来激发个体的积极情绪状态，进而对个体的认知产生偏好影响（辛志勇等， 2015）。在名字的视觉识别任务中，易识认的名字因符合视觉加工偏好，更易通过直接通路快速激活字形识别单元（管益杰， 方富熹， 2000），从而释放更多认知资源用于叠音特征的加工，使叠音引发的积极情绪更易被个体捕捉，影响其对个体可信性的判断。
Alter和Oppenheimer（2008）认为低流畅性加工需要更多的认知资源。难识认的名字因字形加工受阻，导致直接通路延迟，间接通路启动。个体需额外认知资源对叠音用于语音表征，分配更多的认知资源识别名字，对叠音特征的加工受限（管益杰， 方富熹， 2000）。并且，叠音特征作为较弱的文字刺激，在激活婴儿图式时引发的积极情绪反应相对较弱（吴鹏等， 2020），尤其在名字难识认时，字形识别度进一步制约了叠音语音表征的准确性，导致双通路协同失效，语义整合阶段激活不足，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注意力被分散在识别名字的过程中，叠音效应减弱，叠音特征对可信性的影响也随之减弱。
4.4 研究启示和局限
本研究聚焦于名字的易识认性和叠音这两个主要特征，探讨了它们对被投资者可信性和导游安全性评价的交互影响，研究结果可为父母给孩子取名提供实用建议。本研究结果说明，非叠音易识认的名字评分最高，而叠音难识认的名字评分最低。因此，父母在给孩字取名字时尽量选择易识认且非叠音的名字，避免使用生僻字，有助于孩子在未来的社交、求职等情境中建立更可靠的第一印象，增强其可信性。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首先，除名字的易识认性和叠音的特征外，名字的其他属性是否会共同影响个体的可信性。名字独特性和易识认性有部分重叠但并不等同，例如，“的”字极少用于名字但日常使用频率高，“璇”“婕”等字在名字中常见但日常使用频率低。名字独特性不仅是跨文化存在且更容易量化的指标，而且具有更丰富的社会心理效应。但本研究在实验设计时未能有效分离独特性和易识认性的作用，未来实验可以基于真实的名字独特性数据，比如数据库R包ChineseNames（包寒吴霜， 蔡华俭， 2021），严格设计名字材料，考察名字独特性和名字易识认的不同组合对可信性的影响，从而剥离两者的效应。此外，名字性别倾向可能也会对个体的可信性产生影响，本研究未严格控制名字的性别倾向性，这可能使研究结果受到该因素的干扰。未来研究可参照佐斌等（2021）的性别化评定方法，同时结合R包ChineseNames数据库中的名字性别使用比例客观数据计算客观的名字性别倾向值（包寒吴霜， 蔡华俭， 2021）。类似的客观计算方法已在其他研究中得到应用（包寒吴霜等， 2016），未来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名字的性别倾向性对个体可信性的影响。
其次，本研究在测量可信性时，参照了辛志勇等（2015）的研究，使用信任博弈范式和信任模拟情景。但可信性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本研究用于衡量个体可信性的指标较为单一，难以全面反映名字特征对可信性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更为多样化的实验范式，如依赖或验证博弈、隐藏乘数信任博弈、Checkmate 范式等，以全面反映个体的可信性。
5 结论
（1）名字的易识认性影响被投资者可信性或导游安全性评价。相比名字难识认的个体，名字易识认的个体具有更高的可信性。
（2）在危险景区对导游的安全性评价任务中，名字的叠音特征影响导游的可信性。相比叠音名字的导游，非叠音名字的导游具有更高的可信性。
（3）叠音名字对导游可信性的影响受到易识认性的调节。当名字难识认时，叠音对可信性的影响减弱。
参考文献
包寒吴霜， 蔡华俭 （2021）. 姓名对个体心理与行为的实际影响： 证据和理论. 心理科学进展， 29（6）， 1067-1085.
包寒吴霜， 蔡华俭， 敬一鸣 （2024）. 名字独特性上升的成因： 宏观和微观解释. 心理学报， 56（7）， 954-963.
包寒吴霜， 陈俊霖， 林俊利， 刘力 （2016）. 名字与性别的人际吸引机制： 性别角色评价的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4（4）， 596-600.
陈建新， 方紫梦， 陈倩郡， 韩玥， 张晓晨， 杨伟平， 魏柳青 （2024）. 内隐联想测验中叠音姓名对人际知觉的影响. 心理学探新， 44（1）， 60-65.
高程， 刘昌 （2024）. 加工流畅性、期望和认知目标如何塑造审美判断？ ——基于多模型整合的视角. 心理科学进展， 32（11）， 1872-1881.
管益杰， 方富熹 （2000）. 我国汉字识别研究的新进展. 心理科学进展， 8（2）， 1-6.
何晓丽， 王振宏， 王克静 （2011）. 积极情绪对人际信任影响的线索效应. 心理学报， 43（12）， 1408-1417.
黄健辉， 陈烜之 （2000）. 中文阅读中的字形与语音加工. 心理学报， 32（1）， 1-6.
孙彦， 李纾， 殷晓莉 （2007）. 决策与推理的双系统——启发式系统和分析系统. 心理科学进展， 15（5）， 721-726.
魏华， 段海岑， 周宗奎， 朱晓伟， 刘美婷 （2018）. 叠音姓名对人际知觉和态度的影响. 心理学探新， 38（6）， 551-556.
魏华， 汪涛， 毛磊， 冯文婷， 熊莎莎 （2020）. 叠音品牌名称对消费者知觉和态度的影响. 心理科学进展， 28（7）， 1071-1082.
吴鹏， 袁泉， 范晶 （2020）. 叠音人名的婴儿图式效应及其对人际信任的影响. 心理与行为研究， 18（4）， 557-563.
辛志勇， 杜晓鹏， 沙璐 （2015）. 名字易识认性对被信任者的可信性的影响. 心理科学， 38（6）， 1438-1444.
张欣彤， 蒋重清， 冷海州， 李东 （2020）. 名字对印象形成的影响. 心理研究， 13（3）， 208-213.
张旭锦 （2010）. 知觉流畅性对判断和决策的影响. 心理科学进展， 18（4）， 639-645.
郑晓莹， 韩润蕾， 刘汝晗， 徐菁 （2024）. 信息加工流畅性与真实性对互联网公益捐助的影响. 心理学报， 56（2）， 226-246.
佐斌， 刘晨， 温芳芳， 谭潇， 谢志杰 （2021）. 性别化名字对个体印象评价及人际交往的影响. 心理学报， 53（4）， 387-399.
Alarcon， G. M.， Capiola， A.， Lee， M. A.， amp; Jessup， S. A. （2022）. The effects of trustworthiness manipulations on trustworthiness perceptions and risk-taking behaviors. Decision， 9（4）， 388-406.
Alter， A. L.， amp; Oppenheimer， D. M. （2008）. Easy on the mind， easy on the wallet： The roles of familiarity and processing fluency in valuation judgments. Psychonomic Bulletin amp; Review， 15（5）， 985-990.
De Melo， C. M.， Gratch， J.， amp; Carnevale， P. J. （2015）. Humans versus computers： Impact of emotion expressions on peoples decision making. IEEE Transactions on Affective Computing， 6（2）， 127-136.
Faul， F.， Erdfelder， E.， Lang， A. -G.， amp; Buchner， A. （2007）. G*power 3： A flexible statistical power analysis program for the social， behavior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39（2）， 175-191.
Fiske， S. T. （2018）. Stereotype content： warmth and competence endure.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7（2）， 67-73.
Garwood， S. G.， Cox， L.， Kaplan， V.， Wasserman， N.， amp; Sulzer， J. L. （1980）. Beauty is only "name" deep： The effect of first-name on ratings of physical attraction.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0（5）， 431-435.
Laham， S. M.， Koval， P.， amp; Alter， A. L. （2012）. The name-pronunciation effect： Why people like Mr. Smith more than Mr. Colquhou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8（3）， 752-756.
Lee， Y. S. （2015）. The Name-Pronunciation Effect： Further Evidence from Chinese. The Journal of General Psychology， 142（3）， 182-193.
Lount， R. B. （2010）. The impact of positive mood on trust in interpersonal and intergroup interac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8（3）， 420-433.
Löwenbrück， F.， amp; Hess， U. （2021）. Not all "caregivers" are created equal： Liking， caring and facial expression responses to the baby schema as a function of parenthood and testosterone. Biological Psychology， 163， 108120.
Mehrabian， A. （2001）. Characteristics attributed to individuals on the basis of their first names. Genetic， Social， and General Psychology Monographs， 127（1）， 59-88.
Newman， E. J.， Sanson， M.， Miller， E. K.， Quigley-McBride， A.， Foster， J. L.， Bernstein， D. M.， amp; Garry， M. （2014）. People with easier to pronounce names promote truthiness of claims. PLoS ONE， 9（2）， e88671.
Oppenheimer， D. M.， amp; Frank， M. C. （2008）. A rose in any other font would not smell as sweet： Effects of perceptual fluency on categorization. Cognition， 106（3）， 1178-1194.
Tortosa， M. I.， Lupiáñez， J.， amp; Ruz， M. （2013）. Race， emotion and trust： an ERP study. Brain Research， 1494， 44-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