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吐露秘密是指表露一个人想向一个或多个他人隐瞒的信息的行为。由于秘密的私密性、隐含的求助性质以及保密要求，吐露秘密超越了一般自我表露，成为一种更深刻的社会行为。但吐露秘密和一般自我表露的理论分野缺乏系统梳理。研究旨在系统梳理区别吐露秘密和一般自我表露的差异特征，为未来聚焦于吐露秘密特有议题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 吐露秘密；秘密；自我表露；心理健康
分类号 B849
DOI：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25.09.006
1 引言
研究者一度认为藏秘（secrecy）是指向他人隐瞒某些信息的行为，而且将吐露秘密（revea-ling secrets）等同于自我表露（self-disclosure; Collins amp; Miller， 1994）。直到Pennebaker等（2001）关于表达性写作的研究发现，被试认为书写创伤秘密的益处更多来源于在认知加工和意义重构中帮助理解自身的行为、思维和情绪，而一般自我表露的益处则来源于情感宣泄，这暗示了吐露秘密可能存在独特机制（Kelly et al.， 2001）。如今，吐露秘密与一般自我表露的差异已有丰富证据支撑，但缺乏系统梳理，部分相关研究存在概念混用现象，若对二者差异的理解仅在表层，可能导致吐露秘密的深刻性被忽视、两类表露行为的特异性机制被错误等同。因此，有必要系统探寻二者差异原由，为后续深化针对性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2 吐露秘密的概念
吐露秘密与藏秘、自我隐瞒、自我表露等概念密切关联（Collins amp; Miller， 1994），以下将从相关概念的对比中对吐露秘密的概念进行进一步界定与辨析。
2.1 藏秘与自我隐瞒
本研究首先关注的是区分藏秘与自我隐瞒的概念。在回顾研究历史上的众多定义后，有学者总结出，藏秘可以是一种倾向于隐瞒信息的人格特质，也可以是特定情景下向他人隐瞒某些信息的行为，这些信息可以是关于自己的，也可以是个体所掌握的他人或组织等非自我相关的某些信息（段锦云等， 2020）。自我隐瞒（self-concealment）是指个体把一些在他看起来是负面的或痛苦的个人信息主动向别人隐瞒起来的心理倾向（Larson amp; Chastain， 1990）。符合自我隐瞒对象的个人信息具有3个特点：意识层面的、个人或者私人的、主动隐瞒的（齐玲等， 2015）。具体而言，在类型上，藏秘既是特质也是行为，而自我隐瞒是心理倾向；信息内容性质上，藏秘的信息是秘密，兼有正面和负面，而自我隐瞒的信息是负面的；秘密信息来源上，藏秘的信息来源包括自己和他人的秘密，而自我隐瞒仅包括自己的信息。
2.2 自我表露与自我隐瞒
自我表露的经典定义是个体口头将自我信息（包括思想、感受和经历）表露给他人（Derlega et al.， 1993）。但也有学者指出，需要将其扩展为个体在交往过程中将个人信息（包括想法、感受、个性、经历等）和对非个人信息的自身感受（包括对对方或其他人、事的评价、感受、看法等）以口头或其他形式直接表露给对方的行为过程（蒋索等， 2008）。
自我表露与自我隐瞒并非两极连续体的相反两端。自我表露更强调情境的作用和对人际关系的影响，内容并不一定涉及想要隐瞒的信息。而且，在内容性质上，自我表露兼有正向的自我表露与负向的自我表露。因此，高自我表露水平和高自我隐瞒水平可能同时存在（齐玲等， 2015）。
2.3 吐露秘密与自我表露
吐露秘密是指表露一个人想向一个或多个他人隐瞒的信息的行为，是自我表露的一种形式（Nguyen amp; Slepian， 2022）。早期研究中认为吐露秘密就是自我表露，是将秘密和盘托出（Pennebaker， 1989）。而在后期研究中，研究者们发现在吐露秘密过程中，表露和隐瞒并存（Frijns amp; Finkenauer， 2009; Villalobos Solís et al.， 2015）。人们需要真诚地吐露原本向他人隐瞒的信息，但往往会策略性地保留部分信息，以获得自主权或避免负面后果（Frijns et al.， 2010），强调了吐露秘密的主动性。可见，吐露秘密更应被解释为一种比一般自我表露更深刻的社会交往行为，并且具有其特殊性（Frijns et al.， 2013; Nguyen amp; Slepian， 2022）。
吐露秘密的当前概念中，吐露秘密的信息内容包含他人或组织的秘密，例如Salerno和Slepian（2022）探索了秘密内容道德性对于个体吐露他人秘密决策的影响。但因吐露组织秘密涉及群体秘密范畴，且目前关于个体吐露他人秘密的研究尚在少数，因此本文主要关注个体直接相关的秘密。
3 吐露秘密的特殊性
回顾以往研究，作为自我表露的形式之一，吐露秘密相较于一般自我表露的深刻之处主要体现在信息内容更敏感、对秘密接收者有附加的帮助和保密请求、具有额外的人际交往功能。
3.1 信息内容更敏感
吐露秘密相较于一般自我表露所涉及的信息更敏感。Slepian和Koch（2021）通过包括秘密相似性评分、多维标度分析、主成分分析和多层次建模在内的数据驱动的多阶段实证方法，发现秘密内容可归纳为三个维度：道德性（immorality，即是否违背道德）、关系性（relationality，即是否涉及人际关系）、职业/目标导向性（profession/goal-oriented，即是否关联职业/目标），并且三个维度分别正向预测羞耻感、社会联结感和自我洞察感。这不仅将秘密区分于一般的信息，也表明了吐露秘密可能涉及个体自我认知、社会关系和目标追求的深刻心理感受。此外，还有众多研究表明秘密通常涉及可能招致社会拒绝的内容，比如污名化经历、道德越轨等，相比之下，一般自我表露所涉及的信息风险较低，且不具有秘密信息的敏感性（Bedrov amp; Gable， 2024; Slepian amp; Bastian， 2017; Slepian amp; Moulton-Tetlock， 2019）。
3.2 对秘密接收者有附加的帮助和保密请求
秘密的敏感性意味着吐露秘密伴随着更大的情感负担和风险，包括社会评价降低、遭受道德谴责等等（Kelly amp; McKillop， 1996）。Slepian和Kirby（2018）基于大五人格细分模型和人际环状理论（Interpersonal Circumplex Model），通过五项研究探讨了人际性格与成为秘密吐露接收者的关系。该研究发现，尽管同情心（comp-assion）和礼貌性（politeness）共同构成亲和性（agreeableness），果断性（assertiveness）和热情（enthusiasm）共同构成外向性（extraversion），但同情心和果断性正向预测个体被吐露秘密的数量；而礼貌性和热情度则负向预测被吐露秘密的可能性，颠覆了人们对吐密对象的预期认知（如人们误认为礼貌性会促进吐露秘密），这表明吐露秘密所包含的求助性请求。此外，吐露秘密通常限制知情范围，强调信息独占性，因此，吐露秘密不同于一般自我表露，是一种附加请求帮助和保密的自我表露（Bedrov amp; Gable， 2024; Nguyen amp; Slepian， 2022; Slepian amp; Bastian， 2017; Slepian amp; Greenaway， 2018; Slepian amp; Moulton-Tetlock， 2019）。
3.3 具有额外的人际交往功能
自我表露的功能主要有增进个体自我认知、促进人际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以及益于生理和心理健康（蒋索等， 2008）。2012年起，Slepian等（2012， 2014， 2015， 2016）基于具身认知和隐喻理论设计了一系列实验，证明了藏秘会给人带来物理意义上的沉重感，说明除了与一般自我表露相似，缓解在思维上的抑制与思维反刍带来的负担外，吐露秘密也能带来如释重负的具身感受。随后，研究者发现藏秘不只是人际交往中隐瞒的行为，在行为之外，人们还会对秘密产生心智游移（mind-wandering）（Slepian et al.， 2017）；Slepian（2024）系统阐述了藏秘的发生过程，区分出藏秘的意图属性。这将吐露秘密的作用扩展到了人际关系之外，即缓解人际外心智游移产生的困扰，并通过感知到的应对效能提升幸福感（McDonald et al.， 2020; Slepian et al.， 2020; Slepian amp; Moulton-Tetlock， 2019）。
而在建立和发展人际关系方面，Liu和Slepian（2018）用共享现实理论（shared reality theory）的关系动机和认知动机从社会交往层面解释了吐露秘密的动机，吐露秘密能够有效实现共享现实的行为，甚至能够传递出比一般自我表露更强烈的关系偏好。在此基础上，Bedrov和Gable（2024）从共享现实（shared reality）、真实性（authenticity）、信任（trust）和反刍（rumination）四个维度探讨了吐露秘密对亲密关系利弊兼存的微妙影响。例如吐露秘密可能会因为增加共享现实、传递信任、增强共谋感来强化关系独特性，且效果强于一般自我表露；但也有可能因为冲突显现、对秘密的消极态度或道德反感而破坏亲密关系，当信息泄露时，还可能带来社会排斥等更高风险后果。
4 影响吐露秘密决策的因素
动机与现实因素压力的冲突是吐露秘密较一般自我表露更深刻的关键体现（Afifi amp; Caughlin， 2006; Kelly amp; McKillop， 1996）。吐露秘密的风险与回报并存，因此个体会进行更审慎的决策思考，以平衡更高风险后果与回报（McDonald et al.， 2020; Slepian et al.， 2020）。通过整理相关文献，可将影响吐露秘密决策的因素归为吐露秘密的动机、秘密的持有者、秘密的接收者、情境四个部分。
4.1 吐露秘密的动机
在早期研究中，吐露秘密的动机与一般自我表露类似，即阻断藏秘负担的产生路径，以缓解藏秘带来的负面后果。直到Afifi和Caughlin（2006）指出，运用Stiles等（1987， 1995）提出的发烧模型（Fever Model）解释吐露秘密的动机存在局限。该模型强调了一般自我表露时减少心理困扰的动机的主导性，但在吐露秘密的动机中，身份管理、形象整饰、自尊等外部变量与心理压力的冲突尤为凸显，这为吐露秘密动机的理解引入了外部负面因素的影响。
而后，更多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吐露秘密特有的深层动机。如Slepian等（2012， 2014， 2015， 2016）从2012年起开展的一系列实验，证明吐露秘密的动机也来源于对如释重负的具身感受的追求。Slepian等（2017）发现藏秘的负担主要来源于隐瞒行为之外的心智游移，将对吐露秘密动机的关注扩展到了单纯人际关系之外。并基于共享现实理论的关系动机和认知动机从社会交往层面解释了吐露秘密的动机（Liu amp; Slepian， 2018）。
随着研究关注到积极秘密内容，研究者们用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的视角说明，藏秘的压力源于秘密内容及藏秘行为不符合自我和谐目标而产生的消极自我意识情绪，如羞耻、内疚等（Slepian et al.， 2020）。而吐露秘密的动机则是对实现自我和谐目标的追求，体现出在个体层面较一般自我表露更为深刻的追求（Slepian et al.， 2023; Slepian amp; Moulton-Tetlock， 2019）。
此外，吐露秘密的动机还包括寻求帮助、构建与他人独特性连接，从而获得更多社会支持、巩固自我认同构建、增加应对效能，进而减少负面情绪体验、甚至增加幸福感（Argyle amp; Henderson， 1985; Bedrov amp; Gable， 2024; Derlega et al.， 1993; Nguyen amp; Slepian， 2022; Nils amp; Rimé， 2012; Slepian， 2024）。
4.2 秘密的持有者
相比于一般自我表露，吐露秘密的决策受个人特质影响更深刻。Boland等（2024）基于自我意识理论（Self-Consciousness Theory）视角，发现私我意识较高的人更倾向于吐露秘密，公我意识较高的人则更倾向于保守秘密。这可能是因为私我意识较高的个体更倾向缓解情绪压力并增加自我认同的构建，公我意识较高的个体则更倾向于以保守的方式维护社会关系和形象。从自我决定理论看，容易产生消极自我意识情绪的个体更可对吐露秘密有消极结果预测，因而决策更保守（Nguyen amp; Slepian， 2022）。基于大五人格理论的研究也证实个体差异显著影响吐露秘密的决策倾向（Boland et al.， 2024）。
4.3 秘密的接受者
吐露秘密决策中，个体会细致评估接收者的个人特质、反应行为、双方关系等因素，以辅助吐露秘密的决策（Afifi amp; Steuber， 2010; Frijns et al.， 2013; Kelly amp; McKillop， 1996; Slepian， 2024）。秘密接收者的回应深刻决定吐露秘密对吐露者产生的影响积极与否（Frijns amp; Finkenauer， 2009）。Afifi和Steuber（2010）提出隐瞒周期模型（Cycle of Concealment Model），认为预期与实际反应的差异是个体吐露秘密决策的核心考量之一，积极的反馈促进吐露，消极反馈则强化隐瞒。当接受者能满足个体得到认同理解和社会支持的预期时，个体更有可能吐露秘密（Vrij et al.， 2003）。此外，个体对具有同理心或决策力的人吐露意愿更大，而对热衷社交或是遵守秩序的人吐露意愿则较低（Slepian amp; Kirby， 2018），这反映其对接收者能否有效回应求助与保密请求的预判。
4.4 情境
秘密内容、交往氛围、文化等情境因素也会影响个体吐露秘密的决策。Slepian和Koch（2021）的研究证明秘密内容本身的属性（道德性、关系性、目标导向性）及其引发的深刻心理感受，是影响吐露决策的关键情境因素。比如个体更倾向将具有不道德性质的秘密吐露给他人，原因可能是减轻深层的道德羞耻感和维护社会交往中自我道德形象（Nguyen amp; Slepian， 2022）。此外，文化规范和社会期望所塑造的吐露秘密的态度，也会深刻影响决策，比如人们普遍对吐露他人秘密行为予以负面评价，而对一般自我表露则较为中性（Hart et al.， 2024; Kelly amp; McKillop， 1996; Slepian et al.， 2017）。
需要注意的是，现有研究中，诸多影响因素在决策过程的权重排序中及相互作用尚不明晰，期待在未来研究中能整合探讨其具体运作流程。
5 吐露秘密的影响
相较于一般自我表露，吐露秘密更能有效缓解藏秘引发的身心负担，支持性影响深入至自我构建，但也更易引发形象管理风险与群体扩散等风险。以下将从个人、关系、团体三个层面来讨论吐露秘密的影响。
5.1 个人层面
在积极层面，吐露秘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藏秘带来的负面影响，帮助个体打破思维压抑和入侵的重复循环，提高身心健康（段锦云等， 2020; Frijns et al， 2010）。由于秘密常涉及价值观、信仰、经历等自我认同核心元素（Petronio， 2002），因此吐露秘密容易对个人的身份认同、自我构建等产生影响（Argyle amp; Henderson， 1985; Bedrov amp; Gable， 2024）。在吐露秘密时，个体通过表达和倾听反馈，深化自我认知与社会定位，从而明确和巩固自己的身份认同（Argyle amp; Henderson， 1985; Derlega et al.， 1993）。此外，向合适的接收者吐露秘密后能获得情感支持和社会支持，激活社会支持网络，提升应对效能以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而维持或提升幸福感（Frijns et al.， 2013; Nils amp; Rimé， 2012; Slepian et al.， 2017; Slepian amp; Moulton-Tetlock， 2019; Zaki amp; Williams， 2013）。对于秘密接收者而言，吐露秘密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亲密的行为，接收者会因此感觉到被信任和被依赖，这有助于增强个人权力感（Bedrov amp; Gable， 2024; Nguyen amp; Slepian， 2022; Rusbult amp; Van Lange， 2003）。
在消极层面，吐露者在吐露秘密时，可能会重温消极自我意识情绪，因为所吐露的秘密很大可能是负面的，分享负面情绪会增加心理压力以及生理负担，吐露者也许会在自我信念或行为上发生消极转变（Kelly， 1999; McDonald et al， 2020; Slepian amp; Moulton-Tetlock， 2019）。而接收者从被吐露秘密时起，就承担了保守吐露者秘密的责任，因此也会受到藏秘的消极影响，接收者与吐露者越亲近、秘密越重要，接收者藏秘时感受到的压力也就越大（Nguyen amp; Slepian， 2022）。
5.2 关系层面
在积极方面，吐露秘密时，秘密信息的排他性会强化关系独特性，过程中吐露者能获得正向支持与反馈，而接收者感受到被信任和依赖，客观上吐露者与接收者之间关系的亲密程度也会有所增进（Bedrov amp; Gable， 2024; Nguyen amp; Slepian， 2022; Rusbult amp; Van Lange， 2003）。在消极方面，吐露负面秘密可能是信任的表现，但也可能给接收者带来负担，损害亲密感（Zhang amp; Dailey， 2018）。此外，负面秘密可能会使接收者处于社交关系中的强势地位，为二者关系维持带来人际交往方面的挑战（Nguyen amp; Slepian， 2022; Vrij et al.， 2003）。
5.3 团体层面
当秘密内容是负面时，吐露秘密意味着承担一定的风险，秘密接收者可能给予负面反馈或泄露秘密，带来秘密的群体扩散，进而造成社会形象管理危机，甚至是社会排斥（Nguyen amp; Slepian， 2022; Vrij et al.， 2003）。Hart等（2024）基于印象管理理论（Impression Management Theory）和社会决策框架，探讨了吐露他人秘密的人际成本问题。结果发现，观察者普遍会负面评价吐露秘密者，即使承认吐露秘密更具道德性（如揭露不道德行为），这可能会使得人们在团体中出于印象管理考虑而过于保密，导致阻碍信息流动。
6 未来研究展望
研究系统回顾了吐露秘密与一般自我表露在概念、决策、影响等层面的区别，为吐露秘密的针对性研究提供理论支持。基于吐露秘密研究的已有成果，对吐露秘密的针对性研究谨提出以下几点展望。
6.1 扩展研究主体
当前，关于吐露秘密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双人亲密关系，如朋友、情侣等，对于群体秘密的研究则相对较少。早期群体秘密只被保密学家作为研究内容，随着家庭心理学的发展，在家庭这个特殊的群体关系中，家庭的群体秘密也成为了心理科学的研究内容。Vangelisti等（1997）在关于自我表露的Derlega和Chaikin模型（Derlega amp; Chaikin Model; Derlega amp; Chaikin， 1977）基础上，研究了关于家庭秘密的吐露。Derlega和Chaikin模型聚焦于自我边界和二元边界两个核心概念。Vangelisti等（1997）引入了家庭成员间共享的第三边界，即家庭秘密是否向外人吐露的边界。这一研究对于家庭秘密吐露提供了框架，但其所依据的自我表露模型能否完全适用于吐露秘密仍有待考究。除此之外，Slepian等（2024）研究了工作组织中的秘密，发现组织秘密同时引发社会孤立感和地位提升感，对于员工的影响是复杂的。袁煜嘉等（2025）基于认知-情感加工系统理论，证明组织秘密的吐露会通过倾听者的工作幸福感、内群体认同影响组织合作行为，而倾听者的权力感在其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此机制显著区别于个体秘密。未来研究可以扩展研究主体，深入探索群体文化、规则和权力感在吐露秘密中的作用机制。
6.2 廓清概念界定
当前研究的秘密内容常常是自身秘密，但也存在吐露他人秘密的研究（Salerno amp; Slepian， 2022）。Slepian（2024）提出将秘密吐露给秘密牵涉的当事人可称为坦白（confession），而将秘密吐露给第三方则可称为倾诉（confiding），并表示倾诉的吐露风险要小于坦白，更多的是积极结果。这一表述目前并没有形成学界共识，但值得重视。尤其需要厘清的是：吐露秘密内容与自己相关和与他人或群体相关有无区别？坦白和倾诉之间有何区别？吐露秘密时这些差别是否会导致心理机制不同的作用路线？这些问题涉及吐露秘密的核心概念，未来需要进一步探索。
6.3 吐露秘密的本土化研究
吐露秘密作为一种社会分享形式，与社会文化紧密相关，个体吐露秘密的决策反映了文化对表达、污名、羞耻等因素的态度（Nguyen amp; Slepian， 2022; Slepian amp; Kalokerinos， 2024）。吐露秘密决策绕不开信任，对于中国背景下信任建构的研究不在少数，“自己人”是在“自家人”概念上发展出来的不与血缘关系必然联系的中国人特有信任边界概念，符合关系（guanxi）网络和差序格局分类，当代中国社会的人际信任依旧呈现出“从家人到熟人再到生人”的差序格局状态（杨宜音， 1999; 张忠， 2022）。Chen等（2013）基于中国社会文化中的关系网络理论，在2006至2010年间对纽约市53名华人移民精神疾病患者进行研究，发现患者对病情的吐露决策受文化主导，取决于感情（ganqing）、人情（renqing）、面子（lian）等因素，患者自愿吐露的对象主要集中在以感情深浅而非血缘为决定因素的“信任圈”内，保密则主要出于面子（包括家族尊严）考虑，同时因为“关系”网络的紧密性，患者常会遭遇信息的被动扩散。该研究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中国人人际信任等因素对病情吐露的独特影响，但研究对象是华人移民，信息以病情为主。此外还有研究者研究儒家思想对中国大学生网络自我表露的心理影响（Lin amp; Deng， 2024）。希望未来能有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吐露秘密的针对性研究，探寻吐露秘密在本土化背景下是否有独特意义、中国文化如何塑造个体对秘密的态度和决策，进而为开发本土针对性心理健康干预措施提供依据。目前国内吐露秘密的本土化研究较少，但未来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吐露秘密研究意义重大。
6.4 吐露秘密的AI服务
已有研究发现，在治疗环境中，个体对AI进行自我表露的意愿接近对人类治疗师进行自我表露的意愿（Merwin et al.， 2025），但目前尚没有研究直接讨论个体对AI吐露秘密的意愿程度。个体在进行吐露秘密决策时，要考虑身份管理与形象整饰等外部因素，因此需要仔细选择吐露秘密的对象（Afifi amp; Caughlin， 2006）。Li等（2025）证明在秘密消费中，个体出于回避社会评价、降低信息泄露风险等动因，会更青睐非社会属性的AI服务。这些因素同样影响吐露秘密决策，AI智能体也许可以作为一个满足保密需求、安全且方便的秘密吐露对象。但吐露秘密不仅要求低风险，还期望获得正向反馈和支持，而这正是传统社交所具备的优势（Afifi amp; Steuber， 2010; Slepian， 2024）。因此，在创建一个有效的吐露秘密AI服务时，还需要考虑更深层的情感价值提供、对人类微妙情境感知的理解力如何实现，从微观层面提高个体与AI的双向信任和接受度（段锦云等，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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