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基于累积风险模型和体验回避模型，探讨家庭累积风险与初中生自伤行为的关系，以及体验回避的中介作用和认知灵活性的调节作用。采用家庭累积风险量表、接纳与行动问卷第二版、青少年自我伤害行为问卷及认知灵活性量表对684名初中生进行测查。结果显示：（1）家庭累积风险通过体验回避的中介作用影响初中生的自伤行为；（2）认知灵活性调节了该中介模型的前半段和后半段路径。研究结果揭示了家庭累积风险对初中生自伤行为的影响机制，为初中生自伤行为干预提供了新视角。
关键词 初中生；家庭累积风险；自伤行为；体验回避；认知灵活性
分类号 B844
DOI：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25.10.003
1 引言
自伤行为指在没有自杀意图的情况下，个体故意、反复地伤害其身体而不会致其死亡的行为，常见方式如划伤或割伤自己、身体撞击等（Nock， 2010）。作为青少年自杀行为的重要预测因素，自伤多发于青春早期（温宇娇等， 2020）。初中生自伤检出率高达38.03%（刘爱妮等， 2024），探究其自伤行为的风险因素尤为迫切。家庭风险是初中生自伤的重要诱发因素（蒋忠良等， 2022）。先前研究考察了家庭亲密度等保护因素对初中生自伤的减缓作用（常远， 齐冰， 2023），也探讨了童年不良经历等风险因素对自伤的诱发作用（刘爱妮等， 2024），但较少关注家庭多重风险的累积效应。根据累积风险模型，单一风险因子对个体的负性行为影响较小，仅当压力源累积到一定值时才产生高危害且持续较长的消极影响（葛海艳， 刘爱书， 2018; Evans et al.， 2013）。其次，仅强调单一家庭风险可能会降低或夸大其预测效应。再者，虽然家庭累积风险对初中生自伤行为具有正向预测作用（葛海艳， 刘爱书， 2018），但其影响机制有待探究。因此，有必要构建家庭累积风险综合指标，以全面考察家庭风险对初中生自伤行为的影响。
1.1 家庭累积风险与初中生自伤行为的关系
家庭累积风险指个体在家庭系统中遇到的可能致其不良发展的系列风险因素，包括家庭结构风险、家庭氛围风险及家庭资源风险（熊俊梅等， 2020）。累积风险模型提出，自伤率常伴以风险因素的累积而增高（Evans et al.， 2013）。家庭风险加剧初中生自伤行为（葛海艳， 刘爱书， 2018）。具体而言，家庭结构风险（如单亲或重组家庭）易使初中生经历创伤体验（金霞芳等， 2013）；家庭氛围风险（如高父母控制）会降低初中生的心理韧性（叶德鑫等， 2024），增大其采取自伤缓解挫折体验的可能性（袁睿等， 2024）；家庭资源风险（如家庭经济困难及低父母受教育水平）会给个体带来童年创伤和消极情绪（何丹， 2017）。此外，根据自我决定理论，家庭风险会使初中生的心理需要缺失（颜志雄等， 2021）、压力增大、情绪调节困难而导致自伤（Emery et al.， 2016）。综上，提出假设1：家庭累积风险正向预测初中生自伤行为。
1.2 体验回避的中介作用
家庭累积风险增强体验回避。体验回避指个体倾向于回避或逃避不良的外部事件刺激或内在体验的行为方式（Hayes， 2004）。依据家庭功能理论，家庭环境与初中生内化问题密切相关（方晓义等， 2004）。高风险的家庭环境给初中生带来巨大压力和消极情绪（熊俊梅等， 2020）。许多家庭风险（如家庭经济压力、留守儿童状态、父母离异等）具有高度负面和不可控的特点，初中生往往难以接受且无法通过积极应对措施解决问题。这种情况下，体验回避就成为能够快速避免和缓解这些负面体验的有效策略（Chapman et al.， 2006）。因此，如果初中生长期面对高家庭风险，会通过负强化机制（撤销厌恶刺激以增强行为发生频率）增强其体验回避行为倾向（Wang et al.， 2024）。
体验回避模型指出，体验回避易产生自伤行为（Chapman et al.， 2006）。高体验回避者易采取自伤以实现从内部心理体验到外部生理体验的注意转移（Kashdan et al.， 2013），如通过割腕的快感释放压抑的情绪（Hu et al.， 2021）。此外，Hu等（2021）的研究表明，体验回避正向预测自伤行为，且二者易产生循环关系。然而，本研究主要聚焦体验回避对自伤行为的单向预测作用，未深入考察二者间的动态循环作用机制。综上，提出假设2：体验回避在家庭累积风险与初中生自伤行为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1.3 认知灵活性的调节作用
认知灵活性指个体使用替代方法应对冲突的能力，是一种能够有效调节应激与引发的情绪、行为后果之间关系的认知策略（张嘉旗等， 2017; Martin amp; Rubin， 1995）。依据元能力模型（Yu et al.， 2019），认知灵活性有助于个体通过实时监控情境变化、灵活切换思维策略、动态调整心理资源等方式，重构对家庭风险因素的认知（Curran et al.， 2019）。从根本上削弱初中生选择体验回避行为的心理需求，并抑制自伤行为（张嘉旗等， 2017）。同时，依据体验回避模型（Chapman et al.， 2006），认知灵活性作为一种积极的认知策略，可能调节体验回避这种消极应对倾向，从而抑制自伤行为。具体而言，认知灵活的个体倾向于使用情绪调节策略，通过缓冲感知压力和心理疼痛的影响改善情绪失调（高伟等， 2021），抑制体验回避倾向（Chapman et al.， 2006），并减少自伤行为（Chung et al.， 2024）。然而，家庭风险对自伤的直接作用可能是由其伴随的高认知损耗所直接导致的。个体在家庭风险下常伴有高强度的情绪压力，而依据压力易损性假设（Vanderbilt-Adriance amp; Shaw， 2008），高压环境可能引起个体认知控制能力下降（Fabio et al.， 2021），使其认知功能不具有调节作用。因此，认知灵活性可调节体验回避的中介效应，而对直接路径无调节作用。综上，提出假设3：认知灵活性调节体验回避在家庭累积风险与初中生自伤行为的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基于人际风险模型、累积风险框架及体验回避模型，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见图1），以考察家庭累积风险、体验回避、认知灵活性对初中生自伤行为的影响机制。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法，选取河北、广东及山东省共6所初中的初一至初三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共发放750份问卷，收回730份，删除含有缺失值和规律性作答的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684份（有效率为93.7%）。平均年龄12.8±0.6岁。其中，男生和女生各342人，初一学生248人（36.3%），初二学生270人（39.5%），初三学生166人（24.3%）；独生子女179人（26.2%），非独生子女505人（73.8%）。
2.2 研究工具
2.2.1 家庭累积风险量表
参考以往研究，选取家庭风险因素中与青少年自伤行为密切相关的6种指标构建家庭累积风险指数（熊俊梅等， 2020），编码为0（无风险）或1（有风险）。
（1）家庭类型。采用“与家里哪些人住在一起”这一条目测量。没有与亲生父母共同生活编码为1。
（2）家庭关怀度问卷。采用Smilkstein（1978）编制，吕繁和顾湲（1995）修订的家庭关怀度问卷，共5个条目，分为适应度、合作度、成长度、情感度和亲密度5个维度。采用从1“几乎很少”到3“经常这样”的3点评分，得分越高表明家庭亲密度越高。得分低于或等于第25位百分位数编码为1。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2。
（3）亲子分离。参考前人研究（熊俊梅等， 2020），使用一个项目“在过去六个月里，因为父母外出工作，我没有和他们住在一起”测量。选择“是”编码为1。
（4）亲子冲突解决策略量表。采用Straus等（1998）编制的亲子冲突解决策略量表中文版的心理攻击和体罚两个分量表。共11个条目。采用从0“最近一年没遭受过”到6“多于20次”的6点评分，得分越高表明父母的严厉管教行为越频繁。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7，心理攻击和体罚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3和0.87。得分高于或等于第75位百分位数编码为1。
（5）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量表。采用Holling-shead（2011）编制、李海君（2014）修订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量表，分别测量父母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其中，父母受教育程度分量表有6个条目，采用从1“小学及小学以下”到6“研究生”的6点评分。父母职业地位分量表有5个条目，采用从1“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并就业缺乏保障的工人、农民、失业、无业、半失业人员”到5“最高层领导干部、大企业经理人员、大私营企业及最高级的学者专家”的5点评分。两个分量表求和，得分越高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得分低于或等于第25位百分位数编码为1。
2.2.2 体验回避量表
采用Hayes（2004）编制，曹静等（2013）修订的体验回避量表。该量表共7个条目，单维度，采用从1“从未”到7“总是”的7点评分，得分越高表明体验回避性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
2.2.3 青少年自我伤害行为问卷
采用冯玉（2008）编制的青少年自我伤害行为问卷。该问卷共19个条目（其中一个是开放性条目），由两部分构成，其中自伤行为次数采用从0“0次”到3“5次以上”的4点评分，伤害程度采用从0“无”到4“极重度”的5点评分。总分为自伤行为次数和伤害程度两部分乘积之和，得分越高表明自伤行为越严重。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7。
2.2.4 认知灵活性量表
采用由Martin和Rubin（1995）编制，齐冰等（2013）修订的认知灵活性量表。该量表共13个条目，单维度，采用从1“非常不符合”到6“非常符合”的6点评分。条目2、3、6、10反向计分，分数越高表明认知灵活性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2。
2.3 分析方法
研究使用SPSS 26.0，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人口学变量初中生自伤行为得分差异；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各变量得分关系；使用PROCESS 4.0检验家庭累积风险与初中生自伤行为间的中介及调节效应。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鉴于所有数据均来自被试的自我报告，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在进行研究设计时，采用匿名、部分条目反向计分等方式收集数据。为了进一步探究共同方法偏差对研究结果的影响，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第一个公因子解释了22.21%的变异量，低于40%的临界值，表明研究结果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初中生家庭累积风险的基本情况
根据风险因子的编码标准，进一步统计初中生经历各类家庭风险的比例及暴露于0～6种及以上家庭风险的百分比（见表1），发现风险类别中父母受教育程度风险及家庭职业风险的比例较高，分别为52.6%、45.6%；10.8%的初中生处于无家庭风险环境，24.3%的初中生暴露于1种家庭风险因子，32.7%的初中生暴露于2种家庭风险因子，32.1%的初中生暴露于3种及以上的家庭风险因子。初中生家庭风险指数偏高。
3.3 初中生自伤行为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分析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见表2），初中生自伤行为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t（656）=-3.60， plt;0.001）及生源地差异（t（567）=-2.11， plt;0.05），在是否独生子女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结果显示（见表3），初中生自伤行为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F（683）=9.91， plt;0.001）。
3.4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加之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见表4），变量两两显著相关。为此，后续分析将性别、年级及生源地作为控制变量。
3.5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采用PROCESS Model 4检验体验回避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家庭累积风险对初中生自伤行为的直接影响的95%置信区间为[0.08， 0.22]，体验回避的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为[0.09， 0.19]。体验回避在家庭累积风险对初中生自伤行为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13，占总效应的48.2%。
采用PROCESS的Model 58对认知灵活性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家庭累积风险显著正向预测体验回避及自伤行为。认知灵活性与家庭累积风险交互项显著预测体验回避。认知灵活性与体验回避交互项显著预测自伤行为。低认知灵活性下，体验回避在家庭累积风险对初中生自伤行为的中介效应值为0.13，95%置信区间为[0.07， 0.21]。而高认知灵活性下，体验回避的95%置信区间为[-0.02， 0.04]，中介效应不显著。综上，认知灵活性能调节体验回避的中介效应。模型见图2。
简单斜率分析结果显示（见图3），对低认知灵活性的初中生，家庭累积风险对体验回避的影响较大（βsimple=0.28， t=5.94， plt;0.001）；对于高认知灵活性的初中生，家庭累积风险对体验回避不存在显著预测作用（βsimple=0.03， t=0.67， pgt;0.05）。同理，为考察不同认知灵活性水平上体验回避对自伤行为的影响，将认知灵活性高低分组进行简单斜率检验分析（见图4）。结果显示，对低认知灵活性的初中生，体验回避对自伤行为的影响较大（βsimple=0.48， t=11.64， plt;0.001）；对于高认知灵活性的初中生，体验回避对自伤行为的影响较弱（βsimple=0.21， t=3.64， plt;0.01）。
4 讨论
4.1 初中生自伤行为特征
本研究结果显示，初中生自伤行为在性别、年级及生源地上存在差异。研究表明，女生自伤行为的比例显著高于男生，与前人研究一致（曲萌雨等， 2023）。首先，这可能与青春期身体激素等生理特征变化差异有关，女生进入青春期早于男生，身体迅速发育引发女生心理困扰更多。其次，在面对应激事件时，男生常采取分散注意策略，如沉迷网络来逃避现实世界；而女生则倾向反刍（曲萌雨等， 2023），并诱发焦虑、抑郁症状（曾直等， 2023），更易通过自伤暂时缓解情绪（Messer amp; Fremouw， 2008）。再者，女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保护作用更易被破坏（孔旭等， 2023），进一步增加自伤行为（Chapman et al.， 2006）。因此，应更加注重女生心理健康和情绪状况，降低自伤行为。
本研究还发现初中生自伤行为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初一年级自伤行为水平最低。这可能由于其刚刚脱离小学生活，对新环境充满好奇且学业压力小；初三年级迫于中考压力，学业紧张，压力较大；而初二年级进入青春期阶段，情绪状态稳定性较差，易出现冲动行为。因此，应重点关注初二、三年级学生，减少其自伤行为。
此外，本研究发现相较于农村，城镇初中生自伤行为的比例更高。这可能是由于城镇家庭父母受教育水平较高，对子女抱有高期望，要求较为严苛，由此易使子女心理压抑且不易宣泄，自伤行为频发。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研究关于初中生自伤行为在生源地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的结果并不一致（蒋忠良等， 2022）。因此，需要更多研究进一步探究初中生自伤行为的生源地差异。
4.2 家庭累积风险对初中生自伤行为的影响
本研究显示，初中生的家庭累积风险显著正向预测其自伤行为，这与前人研究一致（葛海艳， 刘爱书， 2018）。究其原因：一方面，处于青春期的初中生身心快速变化、自主性不断增强，其对父母权威的认同呈下降趋势，这可能会加剧亲子冲突，从而增大家庭风险并进一步加重抑郁等消极情绪（王歆逸等， 2023）。同时，由于初中生认知发展尚不完善，且缺少应对风险的经验，很可能采取自伤这一易实施且可舒缓痛苦的方式（李伟等， 2016）。另一方面，处于中年期的父母是家庭、行业的主战力，对事业成就期望高，可能产生抑郁、焦虑、高压力等消极情绪和体验，它们易通过代际传递作用于亲子系统，增加家庭风险因素（Mellick et al.， 2017），进一步使子女产生抑郁等消极情绪（何丹， 2017），并诱发自伤行为 （Messer amp; Fremouw， 2008）。
家庭累积风险指数中，家庭资源风险占比较大。这可能因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长，会对于子女的教育给予较少投资，且本身压力较高，心理状态较差，无法给予子女稳定的情绪回应，社会支持性较低（楚啸原等， 2019）。这也削弱了初中生心理资源，进一步诱发自伤等非理性决策行为（谢煜相等， 2024）。这一结果提示我们应关注初中生所处的家庭环境，以减少风险值，为其营造良好的生长环境。
4.3 体验回避的中介作用
体验回避在家庭累积风险与初中生自伤行为间起中介作用。这一研究结果支持了累积效应模型和体验回避模型。具体而言，家庭风险指数越高，越易引发个体负面情绪，进而产生自伤行为以转移情绪注意。同时，初中生为减弱负性事件诱发的情感不适，他们常以沉默或逃离两种方式回避不良刺激，而非直面解决创伤。长此以往将削弱个体心理韧性（周嘉慧等， 2023）等心理资源，降低情绪调节能力，增加初中生自伤发生率（袁睿等， 2024）。此外，体验回避者的暂时性逃离会强化个体对自身内部体验的联结，累积负性情绪强度（李伟等， 2016）。当消极情绪达到阈值且无法正确外放时，自伤易成为其缓解不良情绪的一种自我攻击行为（Messer amp; Fremouw， 2008），即通过生理痛苦转移内心不适感，产生反复自伤行为。这提醒我们应关注外在风险对初中生内在行为倾向的影响，教授其正确的应对策略，以促其良性发展。
4.4 认知灵活性的调节作用
认知灵活性对体验回避的中介效应的前后路径均起调节作用。研究表明，低认知灵活性个体的体验回避随家庭累积风险的增加显著提高，而家庭累积风险对高认知灵活性个体体验回避不存在显著预测作用。基于上限效应（陈宛玉等， 2024），这可能由于高家庭累积风险时的多重压力源（如亲子冲突、家庭经济等）需要个体更高水平的应对能力，而低认知灵活性个体适应能力较弱，家庭风险引发的消极情绪反而加剧其体验回避倾向；但对于高认知灵活性个体，由于积极情绪调节策略与适应性思维的作用，无论家庭累积风险处于何值，该群体总能寻求积极资源解决问题，始终处于低体验回避状态。认知灵活性调节体验回避与自伤行为的关系。认知越灵活，体验回避对自伤的加剧作用越弱。这可能是因为认知灵活性高的个体情绪灵活性往往也较高，更能探索新的行为应对模式（Branje， 2018），倾向使用保护性的情绪调节策略（高伟等， 2021），从而降低了自伤行为。本研究发现认知灵活性具有显著调节作用。一方面，对于高认知灵活的个体，家庭累积风险对体验回避没有显著作用，这挑战了家庭功能理论，强调个体的认知因素能够中和家庭累积风险的不良影响；另一方面，认知灵活性能够缓解体验回避造成的负面结果，体验回避模型强调自伤是个体回避现实刺激的应对方式，而本研究结果表明高认知灵活扩展了个体的应对策略，从而降低对自伤这类非适应性应对的依赖。
4.5 研究意义与不足
本研究结果揭示了家庭累积风险对初中生自伤行为的影响机制，为初中生自伤行为的干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启示。首先，家长和学校应引导孩子勇敢面对困难，减弱其逃避或回避倾向，提高应对能力。其次，认知灵活性的调节作用提示，在实践中应注重培养初中生的认知灵活性以降低风险，同时也要更加关注低认知灵活性群体。
研究存在以下不足，首先，研究仅基于六个家庭风险变量进行累积风险测量，未来研究可继续扩展家庭风险要素，如父母低头行为、父母婚姻适应等家庭风险因素，以更为全面、客观的视角考察家庭累积风险对初中生自伤行为的影响机制。其次，在初中生发展过程中，父母扮演的角色不同，亦可能发挥不同的作用，未来研究可分开调查，进一步考察父亲和母亲对初中生自伤影响的差异性。
5 结论
（1）家庭累积风险正向预测初中生自伤行为。
（2）体验回避在家庭累积风险与初中生自伤行为间起中介作用。
（3）认知灵活性在家庭累积风险与体验回避及体验回避与初中生自伤行为间起调节作用。
参考文献
曹静， 吉阳， 祝卓宏 （2013）. 接纳与行动问卷第二版中文版测评大学生的信效度.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7（11）， 873-877.
常远， 齐冰 （2023）. 负性生活事件与初中生自伤行为：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应用心理学， 29（4）， 309-316.
陈宛玉， 万梦芊， 袁珲瑶， 李瑜 （2024）. 教师自主支持与高中生选科成熟度的关系： 职业生涯探索的中介及自主决定动机的调节作用. 心理学探新， 44（2）， 184-192.
楚啸原， 理原， 王兴超， 王玉慧， 雷雳 （2019）. 家庭收入与高中生幸福感： 社会支持与性别因素的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35（4）， 478-485.
方晓义， 徐洁， 孙莉， 张锦涛 （2004）. 家庭功能： 理论、影响因素及其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 心理科学进展， 12（4）， 544-553.
冯玉 （2008）. 青少年自我伤害行为与个体情绪因素和家庭环境因素的关系（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 武汉.
高伟， 陈圣栋， 陈永强， 何飞澜， 杨洁敏， 袁加锦 （2021）. 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与转换： 认知灵活性的促进作用. 科学通报， 66（19）， 2405-2415.
葛海艳， 刘爱书 （2018）. 累积家庭风险指数与青少年自伤行为分析. 中国学校卫生， 39（5）， 698-701.
何丹 （2017）.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 自尊的中介作用. 心理技术与应用， 5（12）， 723-727.
金霞芳， 常向东， 马丹英 （2013）. 初中生抑郁现况调查.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1（4）， 587-589.
蒋忠良， 汪芷伊， 赵淼， 何龙， 何强， 陈洁， ... 刘金同 （2022）. 初中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发生率、严重程度与家庭环境的关系. 精神医学杂志， 35（3）， 288-292.
孔旭， 熊思成， 张斌， 贺艺 （2023）. 累积生态风险与青少年手机依赖的纵向联系：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调节作用及性别差异.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31（5）， 689-694.
李海君 （2014）. 中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教养方式与学业成绩的关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四川师范大学， 成都.
李伟， 李坤， 任育红， 牟德军 （2016）. 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自伤行为： 体验回避的中介作用.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4（10）， 1549-1552.
刘爱妮， 罗宇， 张荣慧楠， 杨思维， 王宏 （2024）. 童年不良经历和非自杀性自伤交互作用与初中生自杀相关行为的关联. 中国学校卫生， 45（7）， 1026-1030， 1035.
吕繁， 顾湲 （1995）. 家庭APGAR问卷及其临床应用. 国外医学（医院管理分册）， （2）， 56-59.
齐冰， 赵兵， 王琨， 刘欢欢 （2013）. 大学生认知灵活性问卷的修订及初步使用. 心理与行为研究， 11（1）， 120-123.
曲萌雨， 王佳宁， 杨琳琳， 金童林 （2023）. 青少年早期同伴侵害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 反刍思维与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的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31（6）， 1421-1426， 1460.
王歆逸， 刘思含， 伍新春 （2023）. 父母过度教养和亲子冲突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及发展性差异. 应用心理学， 29（1）， 71-79.
温宇娇， 徐一凡， 乔丹， 刘志芬 （2020）. 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社会心理因素解释模型及干预研究.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47（5）， 885-888.
谢煜相， 段文静， 羊姝， 胡达振， 王璐， 黄鹏 （2024）. 社会支持与中学生非自杀性自伤关系中的链式中介作用. 伤害医学（电子版）， 13（2）， 35-42.
熊俊梅， 海曼， 黄飞， 辛亮， 徐颖 （2020）. 家庭累积风险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关系——心理资本的补偿效应和调节效应. 心理发展与教育， 36（1）， 94-102.
颜志雄， 颜志强， 李赏， 邹霞 （2021）. 心理虐待与忽视对青少年疏离感的影响： 领悟社会支持和基本心理需要的中介模型. 南宁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2（6）， 107-115.
叶德鑫， 张江萍， 罗鹏， 汪俊华， 龙蓉， 卢春远， ... 李秀玲 （2024）. 贵州省初中生心理韧性和父母控制与行为问题的关联. 中国学校卫生， 45（5）， 689-692， 699.
袁睿， 杨燕贻， 王梓懿， 宋振山， 张凌风， 郭子航， ... 冯志凌 （2024）. 青少年心理韧性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关系：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32（4）， 843-849.
曾直， 罗小玲， 杨永华， 刘亚莉， 钟其悦， 黎勇军 （2023）. 不同欺凌类型与高职院校学生抑郁、焦虑的关联及其性别差异分析. 心理月刊， 18（2）， 44-47.
张嘉旗， 李欢欢， 沈程峰， 王雪薇， 张玲玉， 华越尔 （2017）. 大学生社会拒绝与蓄意自我伤害的关系： 一个中介和调节效应的混合模型.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5（4）， 763-767.
周嘉慧， 肖康娇， 王瑞， 邓芝禾， 戴美芬 （2023）. 心理弹性在本科护生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与经验性回避间的中介作用. 中国职业医学， 50（1）， 63-68.
Branje， S. （2018）. Development of parent-adolescent relationships： Conflict interactions as a mechanism of change. Chil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12（3）， 171-176.
Chapman， A. L.， Gratz， K. L.， amp; Brown， M. Z. （2006）. Solving the puzzle of deliberate self-harm： The experiential avoidance model.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4（3）， 371-394.
Chung， J. J.， Heakes， M.， amp; Kaufman， E. A. （2024）. The role of cognitive flexibility in self-injurious thoughts and behaviors： A systematic review. Clinical Psychology： Science and Practice， 31（1）， 42-56.
Curran， T.， Worwood， J.， amp; Smart， J. （2019）. Cognitive flexibility and generalized anxiety symptoms： The mediating role of destructive parent-child conflict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Reports， 32（2）， 57-68.
Emery， A. A.， Heath， N. L.， amp; Mills， D. J. （2016）.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 satisfaction， emotion dysregulation， and non–suicidal self-injury engagement in young adults： An application of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5（3）， 612-623.
Evans， G. W.， Li， D.， amp; Whipple， S. S. （2013）. Cumulative risk and child development.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9（6）， 1342-1396.
Fabio， R. A.， Picciotto， G.， amp; Caprì， T. （2021）. The effects of psychosocial and cognitive stress on executive functions and automatic processes in healthy subjects： A pilot study. Current Psychology， 41（11）， 7555-7564.
Hayes， S. C. （2004）.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relational frame theory， and the third wave of behavioral and cognitive therapies. Behavior Therapy， 35（4）， 639-665.
Hollingshead， A. B. （2011）. Four factor index of social sta-tus. Yale Journal of Sociology， 8， 21-51.
Hu， Z.， Yu， H.， Zou， J.， Zhang， Y.， Lu， Z.， amp; Hu， M. （2021）. Relationship among self‐injury， experiential avoidance， cognitive fusi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Chinese adolescent patients with nonsuicidal self‐injury. Brain and Behavior， 11（12）， e2419.
Kashdan， T. B.， Farmer， A. S.， Adams， L. M.， Ferssizidis， P.， McKnight， P. E.， amp; Nezlek， J. B. （2013）. Distinguishing healthy adults from people with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Evidence for the value of experiential avoidance and positive emotions in everyday social interaction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22（3）， 645-655.
Martin， M. M.， amp; Rubin， R. B. （1995）. A new measure of cognitive flexibility. Psychological Reports， 76（2）， 623-626.
Mellick， W.， Vanwoerden， S.， amp; Sharp， C. （2017）. Expe-riential avoidance in the vulnerability to depression among adolescent females.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08， 497-502.
Messer， J. M.， amp; Fremouw， W. J. （2008）. A critical review of explanatory models for self-mutilating behaviors in adolescents.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8（1）， 162-178.
Nock， M. K. （2010）. Self-injury. 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 Psychology， 6（1）， 339-363.
Smilkstein， G. （1978）. The family APGAR： A proposal for a family function test and its use by physicians. Journal of Family Practice， 6（6）， 1231-1239.
Straus， M. A.， Hamby， S. L.， Finkelhor， D.， Moore， D. W.， amp; Runyan， D. （1998）. Identification of child maltreatment with the Parent-Child Conflict Tactics Scales： Development and psychometric data for a national sample of American parents. Child Abuse amp; Neglect， 22（4）， 249-270.
Vanderbilt-Adriance， E.， amp; Shaw， D. S. （2008）. Concep-tualizing and re-evaluating resilience across levels of risk， time， and domains of competence. Clinical Child and Family Psychology Review， 11（1-2）， 30-58.
Wang， Y.， Tian， J.， amp; Yang， Q. （2024）. Experiential avoidance process model： a review of the mechanism for the gen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avoidance behavior. Psychiatry and Clinical Psychopharmacology， 34（2）， 179-190.
Yu， C.， Beckmann， J. F.， amp; Birney， D. P. （2019）. Cognitive flexibility as a meta-competency. Studies in Psychology， 40（3）， 563-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