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为探究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简称自伤）的变迁趋势及其宏观影响因素，对使用青少年自我伤害行为问卷作为测量工具的研究报告进行横断历史元分析。结果显示：（1）2013—2022年，我国青少年自伤水平总体呈缓慢下降趋势；（2）经济发展、互联网普及率和政策数量显著预测自伤水平下降；（3）政策干预需约3年才能显著降低青少年自伤水平；（4）年龄能正向预测自伤水平；（5）青少年自伤水平在性别和生源地上总体无显著差异。
关键词 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横断历史元分析
分类号 B844
DOI：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25.10.006
1 引言
自伤是指一个人在没有自杀意图的情况下，有意识地对自己身体组织造成伤害的非社会认可行为（王玉龙等， 2024），包括割伤、抓伤、咬伤等。研究显示，中国青少年自伤行为的总检出率为21.9%（苟双玉等， 2023），且初次自伤年龄多集中于11～13岁，呈现“低龄化”趋势。这一严峻形势已引起国家高度重视，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李强， 2025）、《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教育部等， 2023）等国家政策文件重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基于Bronfenbrenner（1979）的生态系统理论，个体的发展过程和行为表现是在微观、中观以及宏观系统的交互作用下形成的。既有的研究中，大多从家庭、学校及个体自身的心理特征、生理等微观因素着手来理解自伤行为，例如研究发现，严苛控制型父母教养方式通过影响子女的情绪调节能力而增加自伤风险（敖梦琴等， 2025），受过欺凌的学生更容易出现极端自伤行为（叶坤等， 2023），熊庆等（2023）则证实了述情障碍对自伤行为的预测作用，却较少有研究从宏观社会角度来理解这一群体的自伤行为。
宏观社会因素对自伤行为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我国社会经历了深刻的结构转型和城镇化进程，这一宏观社会变迁不仅重塑了国民的文化心理图式（蔡华俭等， 2020），也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辛自强， 池丽萍， 2020）。虽然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民众心理健康水平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趋势（廖友国， 连榕， 2020），但作为心理健康重要指标的自伤行为，其变化趋势可能具有独特的时代规律。
现有研究表明，宏观层面的社会经济指标，如居民收入水平、互联网普及率、教育投入和城镇化率、社会政策变迁都会不同程度影响国民心理健康状况（陈必忠， 孙晓军， 2022; 张向葵等， 2006; Cai et al.， 2012），进而影响青少年自伤水平。但是，关于我国青少年自伤水平的变化趋势，现有研究结果尚不明晰，一方面，在国家的相关政策干预下，青少年自伤水平应呈下降趋势；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学业、就业等压力（Xie et al.， 2023）可能抵消部分积极因素的作用。因此，有必要结合一些重要社会指标探讨环境变化对青少年群体自伤水平的影响及其具体发展趋势。
横断历史元分析（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又称横断历史研究，是一种区别于定性研究的定量文献研究方法（Twenge， Campbell， 2001）。该方法具能够围绕某一主题整合文献，并按时间顺序串联多项独立研究，从而揭示特定研究变量随时间变化的趋势，有效克服一般元分析的局限性，为研究领域的发展规律提供历时性证据。同时，横断历史元分析可结合社会宏观指标，在时间维度上系统考察心理变量与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从而更详细地揭示变量演变的社会机制。因此，该方法已被广泛用于研究不同人群的社会心理变化趋势（池丽萍， 辛自强， 2020）。
根据发展心理学研究，青少年年龄范围已扩展为10～24岁（Sawyer et al.， 2018），自伤行为的心理机制在青少年与成年初显期群体中具有连续性（Nock， 2009）。并且国外Plener等（2015）和Nock（2009）的整合模型表明，青少年与青年的自伤行为在情绪调节、社会功能机制及风险因素上高度重叠，如家庭关系、情绪调节困难。同时，蒋家丽等（2022）直接对比中学生与大学生样本，发现两者自伤行为的预测因素无显著差异，支持合并分析。
因此，基于时代背景以及方法优势，本研究拟以13～20岁的青少年为代表性群体，探讨青少年自伤水平的两个问题：（1）近十年来社会快速变迁背景下，我国青少年自伤水平是否发生系统性变化；（2）宏观因素是否与我国青少年自伤水平的发展变化有关，并探讨其可能的原因。
1.1 社会因素对青少年自伤水平的影响
本研究拟从社会经济因素、网络因素和政策因素三类社会因素入手，从社会宏观的视角探讨其对我国青少年自伤水平发展的预测作用。
1.1.1 经济因素
基于现代化理论视角，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转型进程中，经济增长作为核心发展指标对社会环境产生深远影响，并进而重塑民众的心理特征与行为模式（Bernstein， 1971）。
新世纪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个体自主性的增强（陈必忠， 孙晓军， 2022）。尤其在青少年群体中，在消费行为、学业选择等方面表现出更强的自主性和个性化（陈楚天， 孙金波， 2025），这种经济参与的深化显著提升了其自我效能感和决策独立性。
其次，城镇化进程的深入发展也会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多维影响。一方面，城镇化水平的提升改善了物质环境条件，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曹谦， 2016），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然而，快速城镇化也可能导致校园群体融合问题以及城乡文化冲突等问题，这些因素可能诱发校园暴力事件，进而间接增加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发生风险（徐艳君， 2017）。
再次，教育投入优化同样至关重要。全校性积极行为干预与支持（school-wide positive behavioral interventions and supports， SWPBIS）有助于青少年更积极认知与学校氛围有关的安全等因素。林艳（2025）的研究表明，国家财政支出中显著增加了心理健康服务资源的配置比重，特别是在基础教育阶段，通过专业人才培养和服务体系建设等措施，为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发展提供支持。
因此，本研究选取人均GDP、城镇化指数和教育经费投入占比作为社会层面的经济指标，并考察其与青少年自伤水平发展的关系。
1.1.2 网络因素
伴随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社交媒体已经全面融入生活中的各个领域。有多个研究表明网络成瘾作为中介或调节因素与自伤行为的发生具有高度关联。首先，面对高压力情境时，青少年群体倾向于借助网络媒介来调节负面情绪，然而这种应对方式仅能提供短暂缓解，长期来看反而会加剧情绪失调问题，最终可能导致个体通过极端自伤行为来应对情绪困扰（Tang et al.， 2020）。
其次，青少年沉迷网络，会减少人际沟通，导致社会支持减少、孤独感增加，进而提高自伤风险（贺琛等， 2025）；再次，网络成瘾常引发睡眠问题，导致情绪不稳定和情绪调节能力下降，自伤行为风险上升（Wang et al.， 2024）。并且，青少年在网络中进行上行比较，易对现实自我感到不满，进而以自伤的方式来表达对自己的厌恶。除此之外，网络心理咨询作为互联网时代的产物，为青少年通过虚拟平台宣泄心理困扰提供了新途径，显示出其在缓解负性情绪与促进心理健康方面具有重要潜力（胡佳晨等， 2023）。这些发现共同构成了网络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双刃剑效应。综上，本研究选择网络普及率作为预测青少年自伤水平的网络使用指标。
1.1.3 政策因素
从社会心理学视角看，社会政策的变化必然对人们的心理产生多元影响。研究显示，社会政策变化以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平衡发展为目的，对人造成的心理感受以及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较为积极（张向葵等， 2006）。我国自2012年起相继制定相关政策（教育部， 2012）以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如“双减”政策（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2021）的实施有效减轻了学生课业负担，增加其体育活动与兴趣发展时间。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傅小兰， 张侃， 2023）指出，该政策有助于学生情绪状态改善与心理健康水平提升。因此，本研究以国家法规数量作为政策指标来探索其与青少年自伤水平变化的关系。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工具：青少年自我伤害问卷
对于青少年自伤行为的测量，国内多使用渥太华自伤调查表（Ottawa Self-injury Inventory， OSI）（胡达振等， 2024）、冯玉（2008）修订的青少年自我伤害行为问卷（Adolescents Self-Harm Scale， ASS）、万宇辉等（2018）编制的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评定问卷（Adolescent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 ANSAQ），以及江光荣等（2011）修订的非自杀性自伤行为量表。其中，OSI多适用于特殊青少年群体；江光荣等（2011）修订版量表主要针对中国青少年精神障碍人群；而ANSAQ因编制时间较晚，无法有效呈现自伤水平在年代上的变迁。
因此，本研究以青少年自我伤害行为问卷作为测量工具的研究进行元分析。该量表包含19个题，18个题为封闭式问题，1题为开放式问题。该问卷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5，自伤行为量表总分与总量表有显著的相关（r=0.51），具有较好的效标效度。问卷由自伤发生频率和自伤程度两个维度构成：自伤频率采用从0“0次”到3“5次及以上”的4级评分，严重性采用从0“无”到4“极重度”的5级评分，各条目频率与严重性分值的乘积即为总分，总分越高表明个体的自伤行为越严重（赵亚楠， 张兴慧， 2024）。由于大部分研究并未将开放题得分计入数据，因此，本研究只纳入封闭式问题的得分。目前，经多个研究证实，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2.2 文献收集标准和结果
文献收集采取如下标准：（1）采用郑莺（2006）编制、冯玉（2008）修订的ASS作为测量工具；（2）研究需提供具体的量化数据（如样本量、均值、标准差）；（3）研究对象为中国内地在校青少年（包括职高学生）；（4）文献发表时间截至2023年；（5）若同一作者使用相同数据发表多篇文献，仅选取最早发表的研究。
以“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等词汇在中国知网、万方、维普数据平台进行中文文献检索；以“adolescent” “non-suicidal self-injury”等英文关键词在PubMed等外文平台进行检索。最终纳入文献69篇（中文68篇，英文1篇）。其中6篇文献各自包含2项独立研究，实际获得76组有效数据。在这些文献中作者自测的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得分范围为0.77～0.94，文献发表时间为2013～2022年，被试年龄为13～20岁。根据横断历史研究的惯例，对于未明确标注数据收集时间的文献，期刊论文的数据收集时间按发表年份前推2年计算，学位论文按出版年份前推1年计算（辛自强等， 2012; Twenge， Campbell， 2001）。基于此，最终研究数据的时间跨度为2013—2022年，共纳入76569名青少年样本，文献筛选的具体结果见表1。
2.3 文献编码及数据整理
本研究参考前人做法（辛自强， 池丽萍， 2008; Twenge， Campbell， 2001）：（1）将每个数据组分配唯一识别码，并记录文献核心统计指标（样本量N、均值M、标准差SD）、发表年代、收集年代录入数据集；（2）对文献的其他信息进行编码，包括文献类型、数据收集地区等信息（见表2），其中，地区划分参照《中国统计年鉴》的地区划分标准（辛自强， 张梅， 2009），文献筛选经标题/摘要初筛、全文精读、数据提取三轮独立核对，出现不一致的地方，由二者共同查找原文并对照编码商讨核对修改，以保证录入数据的准确性。对只提供子研究结果数据（如性别分组数据）而没有提供总研究结果数据的文献（辛自强等， 2012），按照金童林等（2023）提及的公式对子研究结果进行加权合成。
由于本研究的核心是分析青少年自伤行为的长期变化趋势，而非具体得分高低。同时，数据来源中，被试的原始得分分布不同。标准化后更利于数据整合，正Z值表示高于历史平均水平，负Z值则相反，能直观反映相对变化。因此，参照以往研究中对原始分数进行百分比或标准分数Z分数转换的做法（Twenge et al.， 2014），本研究将自伤平均分转换为标准分Z分数（均值为0，单位为1），此外，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将超出均值3个标准差的极端数据判定为异常值并予以剔除（辛自强， 池丽萍， 2008）。
2.4 社会因素指标的数据来源
本研究主要选取人均GDP、城镇化指数、教育经费投入占比作为经济指标，上述指标的数据均取自国家统计局和中国政府网以及自国家统计局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将网络普及率作为网络使用指标，数据来源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选取有关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中央法规政策数量作为政策指标，其数据主要来源于北大法律信息网。上述共计5个社会指标，本研究数据取样的年代范围为2013—2022年，根据滞后分析的思路，还需要对取样时间之前的社会指标数据进行分析，因此本文选取当年、1年前和3年前的社会指标进行对比。
3 结果
3.1 青少年自伤水平随年代的整体变化
首先，以数据收集年代（简称年代）为横坐标，青少年自伤水平（Z分数）为纵坐标制作散点图（见图1），青少年自伤水平随年代呈缓慢下降的趋势。为了量化其年代效应，对年代与青少年自伤水平Z分数的相关系数进行计算，结果表明，两者呈负相关（r=-0.34， 95%CI=[-0.53， -0.13]， plt;0.01）。并将年代作为自变量，自伤水平Z分数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年代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b=-0.10， SE=0.03， t= –3.15， plt;0.05， 95%CI=[-0.21， -0.07]， β=-0.34， R2=0.12）；对样本量加权控制后进行回归分析（表2），年代仍能显著负向预测自伤水平Z分数（b=-0.08， SE=0.04， t=-85.67， plt;0.05， 95%CI=[-0.078，-0.075]， β=-0.29， R2=0.08）。同时，由于纳入研究的文献部分样本量差异较大，后续的统计分析均在加权控制样本量的情况下进行，以保证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和代表性（彭海云等， 2023）。
本研究进一步验证青少年自伤水平随年代变化的趋势。首先，使用Stata软件进行稳健性检验，通过校正统计参数以控制年代间数据依赖性。结果表明，年代对青少年自伤水平仍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SERobust=0.02， t=-3.31， 95%CI=[-0.15， -0.04]， R2=0.12， plt;0.01）。采用虚拟变量编码方法对文献类型及数据收集地区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文献类型与青少年自伤水平无显著相关。
接着，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数据收集地区与自伤水平的关系，以华东地区为参照组。结果发现，部分数据收集地区与其有显著相关（b=-0.03， SE=0.001， t=-21.7， plt;0.01， 95%CI= [-0.03， -0.02]， β=-0.07），且不同数据收集地区的自伤水平存在显著差异（R2=0.39， plt;0.01），西南地区（β=1.82， 95%CI=[0.68， 2.97]， plt;0.05）、华北地区（β=0.65， 95%CI=[0.46， 0.85]， plt;0.001）和华中地区（β=0.54， 95%CI=[0.06， 1.01]， plt;0.05）的自伤水平更高；东北地区和华南地区与华东无显著差异。而在对这两个变量进行控制以后，年代仍能显著负向预测自伤水平（b=-0.03， SE=0.001， t= -84.9， plt;0.01， 95%CI=[-0.078， -0.075]， β=-0.29）。
最后，将76组数据中51组报告年龄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年龄能正向预测自伤水平，即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少年的自伤水平会逐渐下降（b=0.04， SE=0.001， t=35.67， plt;0.01， 95%CI=[0.04， 0.05]， β=0.16），而此时年代对自伤水平的预测作用仍然显著（b=-0.15， SE=0.001， t=-103.9， plt;0.01， 95%CI=[-0.154， -0.148]， β=-0.45， ΔR2=0.17），并且随着对年龄变量进行控制，年代对自伤水平的预测作用增强。
3.2 青少年自伤水平（Z分数）随年代的变化量
由于本研究纳入文献数量有限，因此，参考王祥坤（2024）的研究，采用dZ来量化效应值，并通过标准分数而非Cohen’s d值来评估效应量。首先，以青少年自伤水平Z分数为因变量（Y），数据收集年份为自变量（X），建立回归方程：Y=BX+C（具体方程为Y=-0.077X+154.511）。接着，分别将年代2013和2022代入回归方程获得青少年自伤水平的Z分数Z2013和Z2022。最后，用Z2022与Z2013的差值除以1（标准分的标准差恒定为1），即可得到dZ值为-1.09（dZ=（Z2022-Z2013）/1）。结果显示，2013—2022年来青少年自伤水平下降了1.09个标准分。
3.3 青少年自伤水平的性别和生源地差异
使用Stata 18.0，对76组数据中报告男女得分均值的37组数据分别进行Mann-Whitney U检验，以明确青少年自伤水平的性别差异，结果显示男女生的自伤得分差异不显著。同时，采用同一方法对报告被试生源地（城镇和农村）的18组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不同生源地青少年在自伤得分不显著。
3.4 青少年自伤水平与社会指标的关系
根据以往研究，横断历史元分析能揭示社会变迁对人格发展的影响，而某种心理特征的出现可能晚于引发其变化的社会事件（王祥坤等， 2024）。因此，本研究将当年、1年前和3年前的社会指标与青少年自伤水平Z分数进行滞后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见表3），3年前政策数量与自伤显著负相关。这表明人均GDP、城镇化指数、教育经费投入、网络普及率及青少年心理健康相关中央法规数量可能是青少年自伤水平下降的重要宏观因素。
4 讨论
4.1 青少年自伤水平呈下降趋势
本研究基于横断历史元分析，探讨了2013～2022年我国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变化特征。结果显示，近十年来我国青少年自伤水平呈显著下降趋势，总体降低1.09个标准分，且随年龄增长自伤行为逐渐减少。基于Bronfenbrenner（1979）的生态系统理论，可归因于宏观、中观、微观的协同作用。宏观政策通过改变中观教育环境，如教育资源配置，促进微观个体发展资源的积累，而青少年积极心理资本的形成又增强其对宏观环境的适应性，如网络空间。
在宏观环境层面，社会支持作为自伤的保护因素（朱永新， 2025）。随着社会经济进步和心理健康意识提升，2013—2022年人均GDP显著增长，推动家庭可支配收入提升，使心理健康服务可及性提高，当代青少年能够获得来自家庭、学校和社区等多个系统的心理支持和专业服务。这种全方位的支持体系不仅帮助青少年培养了良好的心理应对技能，也显著增强其自我保护和心理调适能力（罗媛等， 2023）；同时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室务会（2023）发文表示，为切实强化未成年人权益保障，持续开展“清朗”“净网”“护苗”等专项行动，依法惩处存在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等问题的网络平台和账号，助力构建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
中观系统层面，教育政策的调整和完善为青少年心理健康提供了重要支持。《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提出“把身心健康作为青少年个人全面发展和适应社会的重要能力”（国家体育总局， 2017），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科学、有效的干预手段，能够显著改善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姜媛， 张力为， 毛志雄， 2018），也为青少年提供了释放压力的健康渠道，从而减少自伤等心理问题的发生。此外，研究发现，学业压力与青少年自伤呈显著正相关（Chen et al.， 2024）。赵立方（2023）提到在“双减”政策落地实施以来，明显减少了青少年由繁重学业所带来的身体上的疲惫，精神上的焦虑，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青少年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减少极端自伤行为的发生。
微观系统层面，这可能与青少年的心理素质、情绪调节等内在心理资源变化有关。良好的内部资源和心理素质可维持个体心理稳定，抵御危险因素并促进健康发展（王旭等， 2022）。近年来，青少年心理素质呈积极态势（廖友国， 连榕， 2019），心理素质高的学生面对学习压力、人际冲突及成长矛盾时，更倾向于问题解决或寻求帮助，而非自伤。此外，儿童心理虐待与自伤行为正相关，而近11年来我国青少年儿童期心理虐待水平逐年下降（金童林等， 2023），切断了创伤−情绪失调−自伤的传导路径，也能解释青少年自伤水平随年代增加而下降的现象。
4.2 青少年自伤水平的变迁与社会指标的关系
首先，近10年来，我国社会整体经济水平的提升，为青少年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居民收入的增长使家庭为孩子提供更好的医疗、教育资源；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推动个体化发展，增强青少年的自主性和自我控制感（苗瑞凯等， 2024），实证研究表明，当代中国年轻世代的价值取向呈现出明显的世俗化倾向和个体主义特质，这种转变有利于培养独立性、自信、高自我效能感等积极心理特质（Cai et al.， 2012）。从心理健康角度看，这种价值取向的变迁，既有助于个体建立稳固的自我价值认知体系，也促使个体在应对外界压力时采用适宜的情绪调节策略及理性应对方式来应对挑战，从而减少青少年极端自伤行为的发生风险。
其次，城镇化促进了教育资源的公平和普及，留守儿童数量减少，更多青少年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国家逐年来加大教育经费投入，通过优化教学设施、师资力量促进了青少年精神文化层面的发展，减轻学校和家庭压力，为学生提供更加全面的心理健康教育和服务；并且在城镇化进程中，流动青少年通过维持原有社会联结并和建立新社交网络，增强了归属感（曹谦， 2016），有利于身心健康。与此同时，网络普及率的提高使青少年能够更便捷地获取心理健康信息和资源（邝宏达等， 2023），并且通过网络主动预约咨询、使用心理APP，使自伤行为显著降低（Wang et al.， 2024）。
最后，在法规政策层面，国家自2012年起相继颁布多项政策（教育部， 2012），如《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家卫生计生委等， 2017）等文件，要求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加强心理健康培训课程建设，建立健全学生心理健康档案，定期开展心理健康测评，及时发现和干预学生心理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习近平， 2017）提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共”， 2019）要求“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让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应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在此背景下，各行各业的心理工作者针对家庭关系及亲子教育提供专业心理干预服务，有效增强家长与孩子的心理适应能力，减少冲突，从而降低青少年自伤水平（许燕等， 2020）。值得注意的是，当年和1年前的政策指标不具有显著影响，而政策数量与自伤水平的负相关在3年后达峰值，究其原因，可能是政策效果的滞后显现期。曹佳（2020）提到，在我国的政策实施中，并非颁布之后立即生效，而是有一个0～1年不等的执行准备期，这表明，社会政策对个体心理与行为发展的影响具有累积效应（吕小康等， 2018），此外，区域间教育资源、经济水平的不均衡也可能导致政策效果难以立即呈现，后续研究需进一步验证。因此，在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时，需要考虑到其长期性和连贯性以及地区差异，对高自伤风险地区定向增配资源，以更好地促进青少年群体的健康成长。
总之，近10年来中国青少年自伤水平的下降与社会的变化密切相关。
4.3 研究不足和展望
本研究聚焦于我国青少年自伤水平的变迁，采用横断历史元分析对青少年自伤现象进行分析，得到了以上较有价值的结果。同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第一，横断历史元分析要求纳入的文献必须采用同一测量工具，因此本研究只纳入了冯玉的青少年自我伤害量表，这使得取样的代表性存在局限，未来可将万宇辉（2018）编制的ANSAQ量表和适用于特殊群体OSI量表纳入分析体系，更全面地把握自伤行为的时代变迁特征。第二，最新研究发现，青少年的数字自伤行为可分为外在自我形象伤害和内在自我情绪伤害两个因素（Xu et al.， 2025），而本研究只是针对传统自伤进行研究。未来可进一步从多工具整合、数字自伤以及中介调节机制入手，拓展研究维度，深入挖掘自伤水平的影响因素，更全面地解释青少年自伤水平的变迁规律。
5 结论
本研究采用横断历史元分析探究中国青少年自伤水平在2013—2022年间的年代变化特征。得出如下结论：（1）我国青少年自伤水平总体呈缓慢下降趋势；（2）人均GDP增长、城镇化推进、互联网普及率上升及教育经费投入占比提升能显著预测青少年自伤水平下降；（3）政策干预需约3年才能显著降低青少年自伤风险；（4）年龄能正向预测自伤水平；（5）我国青少年自伤水平在性别和生源地上总体无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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