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为探讨感知父母温暖与中学生社会善念的关系及安全感和生命意义感在其中的作用，使用父母温暖量表、社会善念量表、安全感量表和生命意义感量表，对957名中学生开展调查。结果发现：（1）感知父母温暖可以显著正向预测社会善念；（2）安全感和生命意义感在感知父母温暖和社会善念之间均起单独的中介作用；（3）感知父母温暖还能通过安全感与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作用对社会善念产生影响。研究揭示了感知父母温暖对中学生社会善念的影响机制，为提高中学生社会善念水平提供了相应的干预建议。
关键词 感知父母温暖；社会善念；安全感；生命意义感
分类号 B844
DOI：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25.10.004
1 引言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李强， 2025）明确提出要“引导支持社会组织、人道救助、志愿服务、公益慈善等健康发展”，这些领域的发展需要社会成员间的互助、信任与利他行为作为基础，而社会善念（如共情、合作意愿等）正是这些行为的内在动力之一。Van Doesum等（2013）最早依据相互依赖理论提出社会善念，并将其定义为个体在和他人交往互动时，饱含善意地关注、尊重他人的意愿或主动给他人的选择保留余地的行为，是亲社会行为的一种特殊形式。中学阶段是个体生理、心理发展的关键期。根据Erikson（1968）心理社会发展理论，这一阶段是青少年形成身份认同和社会化发展的核心时期，此时青少年的道德认知和社会情感具有显著的可塑性（Kohlberg， 1973）。此外，社会善念作为一种主动的人际交往策略（Torrez et al.， 2019），是中学生社会化的重要内容（奥思晴等， 2025）。因此，研究社会善念的影响因素，有助于提升中学生社会善念，促进其社会化适应。
已有研究主要关注认知（心理理论、观点采择等）（严益霞等， 2022）、人格特质（移情）（田萱， 2022）、社会地位（奥思晴等， 2025）对社会善念的影响，而从家庭环境视角探讨对其影响的研究较为缺乏。根据生态系统理论，家庭环境是直接影响个体发展的重要微系统（Huston amp; Bentley， 2010）。家庭作为个体社会化的首要场所，通过日常亲子互动传递信任、互惠和社会规范来影响个体未来的社会适应性和行为模式（Ge， 2020）。父母教养方式是家庭环境的重要组成，对子女心理与行为的影响具有跨情境和跨时间的稳定性（Darling amp; Steinberg， 1993）。因此，本研究探索父母教养对中学生社会善念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1.1 感知父母温暖与社会善念的关系
父母温暖作为积极教养方式的关键表现，指为孩子提供支持性、反应性和一致性的家庭环境，并敏锐回应子女的需求（Park et al.， 2021）。而感知父母温暖是指个体主观体验到的被父母关爱、重视和情感支持的感受和认知（Rohner， 1986）。已有研究表明感知父母温暖会增强子女的安全感和信任感（郑天鹏等， 2025），有助于形成与他人的积极互动（Williams et al.， 2024），促进亲社会发展（张文新等， 2021）。社会善念作为亲社会的微观表现（Van Doesum et al.， 2013），必然受到父母温暖的影响，感知更多父母温暖的个体其社会善念水平也更高。还有研究发现感知父母温暖可以提升个体的自尊（Wang et al.， 2023）、道德认同（程琪等， 2016）和观点采择（Farrant et al.， 2012），这些心理特质与社会善念存在显著相关（王伊萌等， 2023; Aquino et al.， 2009; Van Doesum et al.， 2013）。另外，根据社会化理论，功能良好的家庭可以为个体提供正向示范与反馈，提高其亲社会属性（Van Doesum et al.， 2013）。例如，温暖且富有同理心的父母可以为儿童的共情、帮助和安慰行为等提供榜样，促进儿童亲社会技能的习得（Bandura， 1977）。也有研究发现温暖的教养方式通过培养共情能力和助人动机，促使中学生在社交中更关注他人需求（潘泽泉， 朱江， 2019; Quan， 2021），表现出更高水平的社会善念（Van Doesum et al.， 2013）。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感知父母温暖能显著正向预测中学生的社会善念。
1.2 安全感的中介作用
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指出，当基本生理需求得到满足后，个体就会产生对安全感的需求（Maslow et al.， 1945）。安全感是当客观环境满足个体安全需要时产生的一种积极情绪体验（姚本先， 汪海彬， 2011），它既是心理健康的基石，也是个人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有研究发现，拥有亲密情感联系的家庭中的父母可以为中学生的成长发展提供足够的温暖和情感，有助于中学生安全感的形成（唐静， 2015）。还有研究发现，感知到父母积极情绪和支持的中学生有更高的安全感（万娇娇等， 2021）。此外，启动个体安全感，可以使其产生更多的亲社会行为（Jung et al.， 2012）。根据情绪安全感理论（Davies amp; Cummings， 1994），个体在家庭环境中形成的情绪安全感是其心理社会功能的基础。父母温暖是个体安全感形成的基础，而安全型依恋个体更可能在社会互动中表现出信任和利他倾向（Li et al.， 2016），对他人抱有善意和温暖（宫羽等， 2021）。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安全感在感知父母温暖与社会善念之间起中介作用。
1.3 生命意义感的中介作用
生命意义感是个体对于自身存在和存在本质的意义的体验和感知（Steger et al.， 2006），当生命被认为具有了目的、超越混乱的连贯性、超越琐碎或短暂的重要性时，它将被体验为是有意义的（King et al.， 2006）。国内外研究表明，父母对中学生的教养方式与其生命意义感紧密相关（叶文婷等， 2024; Dameron amp; Goeke-Morey， 2023）。相较于专制干涉、拒绝否认、严厉惩罚型教养方式，处于温暖理解教养环境中的个体，他们的生命意义感更高（朱志红等， 2011）。究其原因可能是父母的积极教养方式可以平衡中学生的成就感与挫折感，有利于他们寻找既定生活目标，拥有更好的生命意义体验感（聂晗颖， 甘怡群， 2017）。根据自我决定理论（Ryan amp; Deci， 2000），拥有较高生命意义的人，会作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例如，当个体追求生命中的成就和意义时，他们会寻求更为积极和广泛的人际关系，形成高度的社会联结感（Stavrova amp; Luhmann， 2016），作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王文超等， 2018）。因此，感知到父母温暖会使个体有归属感和安全感，从而更好地寻求并体验生命意义感（马茜芝， 张志杰， 2020），高生命意义感的个体会更倾向于作出体现高社会善念的行为（Steger amp; Kashdan， 2007）。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生命意义感在感知父母温暖与社会善念之间起中介作用。
1.4 安全感和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作用
根据Bowlby（1988）的依恋理论，父母的温暖和敏感性直接满足了孩子的情感需求，使其感受到被爱和被接纳，为孩子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情感环境（纪钟纯， 2025），使子女感受到充分的安全感（Maccoby amp; Martin， 1983）。这种安全感不仅满足了个体的基本心理需求（Ryan amp; Deci， 2000），还为他们探索人生意义（生命意义感）提供了稳定的心理基础（侯艳飞等， 2010）。已有的研究表明心理安全感可以直接对生命意义感产生影响（王鑫强， 2013; Zika amp; Chamberlain， 1992）。当个体拥有较高的生命意义感时，他们会倾向于投入更多精力建立社会联系，作出更多体现社会善念的行为（刘群等， 2020）。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4：安全感和生命意义感在感知父母温暖与社会善念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样，选取河南省四所中学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问卷发放以班级为单位，由各校教务部门协调选择课程时间允许的班级进行集中填写，所有受测者在知情同意前提下参与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014份，剔除未完成及作答不认真的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957份，有效率为94.3%。被试的平均年龄为15±1.51岁。其中，男生567人（59.25%），女生390人（40.75%）；初中生545人，高中生412人。
2.2 研究工具
2.2.1 父母温暖量表
采用Rohner（2004）编制的父母温暖量表。该量表共4个题目，采用从1表示“从不”到5表示“总是”的李克特5点计分，总得分越高表示青少年感知的父母温暖越多。该量表在中国样本中也表现出较高的信效度（丁倩等， 2023），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6，χ2/df=4.87，CFI=0.99，TLI=0.99，RMSEA=0.06，SRMR=0.01。
2.2.2 社会善念量表
采用田一等（2021）编制的社会善念自陈量表，共17个项目，旨在评估个体日常心理与行为与社会善念的契合程度。该量表采用从1“非常不符合”到5“非常符合”的李克特5点计分，被细致划分为善良尊重、包容理解、积极开放和谦和恭逊这四个维度，总得分越高表示青少年社会善念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8，χ2/df=6.91，CFI=0.86，TLI=0.83，RMSEA=0.08，SRMR=0.05。
2.2.3 安全感量表
采用丛中和安莉娟（2004）编制的安全感量表，共16个项目（如“我从不敢拒绝朋友的请求”）。该量表包含确定调控感与人际安全感两个维度，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其中1表示“非常符合”，5表示“非常不符合”，总分数越高表明安全感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χ2/df=5.94，CFI=0.91，TLI=0.90，RMSEA=0.07，SRMR=0.04。
2.2.4 生命意义感量表
采用由Steger等（2006）编制，并由王鑫强（2013）修订的生命意义感量表。该量表共10个条目，包括拥有意义和寻求意义两个维度。该量表采用从1表示“完全不符合”到7表示“非常符合”的李克特7点计分，总分越高表明生命意义感体验越强。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0，χ2/df=23.3，CFI=0.75，TLI=0.68，RMSEA=0.15，SRMR=0.09。
2.2.5 人口学变量调查表
收集被试的性别、年龄和家庭收入作为研究中的人口学变量。家庭收入主要调查被试父母的月均收入，共5个选项，分别为：①2000元以下；②2000～5000元；③5000～10000元；④10000～20000元；⑤20000元以上。从“2000元以下”到“20000元以上”分别计1～5分，分数越低表示父母的月均收入越低。
2.3 数据分析
采用SPSS 25.0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包括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统计以及相关分析。然后采用Hayes编制的SPSS插件PROCESS中的模型6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及置信区间的估计。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使用自我报告的方式收集数据，可能会导致共同方法偏差，故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进行共同方法偏差分析。结果显示，特征值大于１的因子共有20个，并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9.28%，小于40%的临界值。这说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各变量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表明，感知父母温暖与社会善念、安全感、生命意义感存在显著正相关；安全感和生命意义感、社会善念存在显著正相关；生命意义感与社会善念存在显著正相关。
3.3 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采用SPSS 25.0中的Process 3.5的模型6，选择5000次的Bootstrap抽样量，在95%的置信区间下，将性别、年龄和父母月均收入作为控制变量，对感知父母温暖、社会善念、安全感、生命意义感之间的作用进行链式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见表2），感知父母温暖显著正向预测社会善念（β=0.18， plt;0.001），显著正向预测安全感（β=0.38， plt;0.001），显著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β=0.31， plt;0.001）。安全感显著正向预测社会善念（β=0.25， plt;0.001），显著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β=0.23， plt;0.001）。生命意义感显著正向预测社会善念（β=0.24， plt;0.001）。
安全感和生命意义感的中介效应由以下三条路径组成（见表3和图1）。路径1：感知父母温暖→安全感→社会善念；路径2：感知父母温暖→生命意义感→社会善念；路径3：感知父母温暖→安全感→生命意义感→社会善念。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感知父母温暖对社会善念的总效应为0.37（plt;0.001），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LLCI=0.31， ULCI=0.43）；感知父母温暖对社会善念的直接效应0.18（plt;0.01），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LLCI=0.12， ULCI=0.24）；总的中介效应为0.19，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LLCI=0.15， ULCI=0.24）。总中介效应的效应量为51.35%，3个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的占比分别为27.03%、18.92%、5.40%。
4 讨论
4.1 感知父母温暖与社会善念的关系
研究结果发现，感知父母温暖正向预测中学生的社会善念，感知父母温暖越多的中学生的社会善念水平越高，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相似（聂衍刚等， 2025）。这一结果也支持了生态系统理论和社会学习理论，家庭是影响青少年成长最直接的微观系统（刘杰， 孟会敏， 2009），父母在日常展现的高温暖行为，会使孩子通过观察和模仿习得与他人相处的亲社会方式。此外，温暖的家庭环境满足了中学生对于尊重、归属与爱等心理层次需求（Maslow et al.， 1945），当这些需求满足之后，他们会自然产生追求自我实现与自我超越等更高层次需要的动机，使中学生将利他内化为个人成长的核心目标，从而更主动、更持续地表现出社会善念行为（Van Doesum et al.， 2013）。因此，对于中学生来说，感知到的父母温暖越多，越有利于提升其社会善念水平。
4.2 安全感的中介效应
研究结果显示，安全感在感知父母温暖与社会善念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结果发现，感知父母温暖越高的学生，安全感越高。父母温暖作为关键的家庭环境因素，通过满足儿童的安全需求促进安全依恋的形成（Fonagy et al.， 2007），从而产生更多的安全感。结果还发现安全感与中学生社会善念正相关。高安全感个体不仅更易产生对他人的信任，还会以一种宽容、热情的态度来对待社会（宫羽等， 2021），分配更多注意资源关注他人需求，做出更多体现社会善念的行为（窦凯等， 2018）。这一结果也符合情绪安全感理论的核心观点（Davies amp; Cummings， 1994），即个体在家庭环境中形成的情绪安全感是其心理社会功能的基础。因此，安全感在连接感知父母温暖（前因变量）与社会善念（结果变量）的过程中，既是对养育环境的心理适应结果，又是驱动亲社会行为的内在机制，完整实现了环境输入-心理加工-行为输出的传导路径。
4.3 生命意义感的中介效应
研究发现，生命意义感在感知父母温暖与中学生社会善念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感知父母温暖越高，生命意义感水平越高，越有利于中学生产生社会善念。结果表明，感知父母温暖与生命意义感正相关。这可能因为与父母的关系联结是个体生命意义感的最初来源（Lambert et al.， 2010），当孩子从家庭中得到足够的爱和温暖时，他就会更积极地探索和寻求生命的意义（魏灵真等， 2021）。结果还发现生命意义感与中学生社会善念正相关。根据自我决定理论，当个体的基本心理需求得到满足时，其内在动机系统会促使他们将自我融入更广泛的社会关系中，进而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Ryan amp; Deci， 2000）。这一结果也支持生命意义感建构模型，获得的家庭支持越多，其关系结构就越完善，个体的生命意义感就越强（李露等， 2020），这种意义感的提升会促使个体更关注他人与社会利益（Baumeister et al.， 2013），进而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更多社会善念行为。
4.4 安全感和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效应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感知父母温暖可以通过安全感和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作用对中学生社会善念产生影响。具体而言，父母温暖的提升驱动个人安全感，而个人安全感的提升又能增强生命意义感，最终生命意义感正向预测中学生社会善念。这一结果支持关系发展理论和需要层次理论的观点，家庭关系中的积极经历是儿童亲社会行为的重要来源（Hastings et al.， 2015），温暖型父母倾向于采用支持性和互惠性方式进行回应（Maccoby amp; Martin， 1983）， 给孩子提供安全感、信任感和保护感。当个体获得充分的安全感时，便能够建立起对生活的确定性和控制感（侯艳飞等， 2010），这种积极的心理状态不仅能增强生命意义感（George amp; Park， 2016），还能促进个体亲社会行为的发展。因此，生命意义感强的个体往往更关注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实现，在实际生活中产生更多的社会善念。这一链式作用机制不仅揭示了家庭环境对社会善念的远端影响路径，也阐明了安全感与生命意义感在其中发挥的关键中介作用。
本研究通过揭示家庭对中学生社会善念的影响机制，并验证安全感与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作用，为中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培养提供了理论新视角，将社会善念从成人领域拓展至中学生发展研究。在当代社会，中学生面临着来自主观和客观环境的多方压力，学校可以通过开设心理健康培训课程或组织团体辅导，对中学生的安全感、生命意义感进行提升，进而增强中学生社会善念。
同时，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首先，研究采用横断研究，不能说明变量间的动态关系，在未来的研究中可加入纵向追踪的研究数据。其次，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的方式进行研究，具有较强的主观性，未来研究可以结合实验法共同验证变量间的关系。最后，研究关注的是安全感和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未来还可以探索其他中介和调节变量。
5 结论
本研究探索感知父母温暖对中学生社会善念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发现：（1）感知父母温暖能显著正向预测中学生社会善念；（2）感知父母温暖可以通过安全感和生命意义感的单独中介和链式中介作用对中学生社会善念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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