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为考察消费罪恶感在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中的作用，采用问卷法，测量了560名大学生的主观和客观社会经济地位、预期性和反应性消费罪恶感、抑郁、焦虑、主观幸福感及有关人口学数据。结果发现：（1）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可通过预期性消费罪恶感影响大学生抑郁、焦虑，但不能影响主观幸福感；（2）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可通过反应性消费罪恶感影响大学生抑郁、焦虑、主观幸福感。研究结果表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会通过影响消费罪恶感来影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且该影响在不同类型的消费罪恶感与心理健康指标间存在差别。
关键词 社会经济地位；消费罪恶感；抑郁；焦虑；主观幸福感
分类号 B844
DOI：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25.10.002
1 引言
大学生正处于青少年晚期向成年早期过渡的阶段，心理发展具有相对不成熟、不稳定等特点。加之所处环境的急剧变化，使得他们的心理健康风险相对较高。近年来，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频发，且有愈发严重之势。例如，元分析研究显示，2010—2020年我国大学生焦虑、抑郁的检出率显著上升（陈雨濛等， 2022）。这意味着，揭示大学生心理健康的诱发因素，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诸多因素中，社会经济地位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是个人或一个群体在社会中依据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源而被界定的社会位置（Bradley amp; Corwyn， 2022），包括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常用收入、受教育程度、职业地位三个指标综合体现）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两个层面（Kraus et al.， 2012）。社会因果理论认为，在物质经济资源匮乏的低社会经济地位环境中，个体更易产生心理健康问题（Wadsworth et al.， 2008）。诸多实证研究也发现，低社会经济地位会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带来消极影响。例如，与高社会经济地位相比，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具有更高的焦虑、抑郁水平（彭嘉怡等， 2022; 张亚利等， 2022; Lund et al.， 2010）；更低的生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水平（周春燕， 郭永玉， 2013; Zou et al.， 2018）。而关于社会经济地位产生上述影响的机制，已有研究多关注个体的自我评价、自尊、不公平感、绝望感、失控感、阶层流动信念、对所处环境的归因方式等心理因素的作用（李倩莹等， 2022; 张亚利等， 2022; 周佳惠， 2019），很少考虑与大学生社会经济地位及所处环境密切关联的消费心理特征在其间的影响，抑或从消费心理的角度考察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
大学阶段，存在两项突出的消费特征：生活环境的变化导致消费自主性与消费欲望显著提升；缺少经济独立性致使实际消费行为受限，依赖性较强。这两项特征使得大学生容易产生与消费有关的负性体验，消费罪恶感是其中极为突出的表现之一。消费罪恶感（consumer guilt）指消费者因消费行为违反社会规范或个人价值观而产生的多种负面情绪（白琳等， 2015）。按照发生时机，消费罪恶感可分为预期性消费罪恶感与反应性消费罪恶感（Huhmann amp; Brotherton， 1997）。其中，预期性消费罪恶感发生在消费前，源于感知到即将可能产生有违准则的消费行为，由担忧感、不舍感、犹豫感三种情绪构念组成；反应性消费罪恶感发生在消费后，是个体对于已发生的、违反准则的消费行为的情绪反应，由心虚感、后悔感、担忧感、内疚感四种情绪构念组成（白琳等， 2015; 林育则， 2007）。作为消费主体，大学生的社会经济地位可能影响他们感知到的消费罪恶感强度。稀缺理论认为，长期的资源稀缺使个体将注意力聚焦于最稀缺的物质上（Shah et al.， 2012）。实证研究也发现低社会经济地位个体更加关注经济资源，在金钱支出相关的投资或决策活动中表现出更高的厌恶和风险规避倾向（Kuhnen amp; Miu， 2017; Yesuf amp; Bluffstone， 2009）。因此，聚焦到本研究所关注的需要消耗经济资源的消费活动，可以推测：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大学生由于对经济资源的注意聚焦与金钱支出的更高厌恶，可能在消费中产生更强烈的担忧、不舍与后悔等这类消费罪恶感所包含的负性情绪体验。此外，长期的资源稀缺还会损害低社会经济地位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使其在决策中更加短视，易产生非理性行为（Vohs， 2013）。在消费上则体现为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大学生更易进行非理性的消费行为（如冲动消费、炫耀性消费等）（孔云中， 孙时进， 2021; Lin et al.， 2024），而这类非理性消费则会引发高水平的消费罪恶感（Amatulli et al.， 2020; Togawa et al.， 2019）。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社会经济地位可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的消费罪恶感。
一方面，作为一种负性体验，消费罪恶感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可以设想，如果日常生活中的一般性消费常伴随着高水平的消费罪恶感，而消费罪恶感又是担忧、后悔等多种负性情绪的复合体验，长此以往，很容易诱发心理健康问题。首先，可通过剖析消费罪恶感中罪恶感的内涵推测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罪恶感是一种有关自我意识的消极情绪，研究发现适度的罪恶感具有促进个体的自我反省，作出相应的补偿性行为等积极作用（Howell et al.， 2012; Menesini amp; Camodeca， 2008）。但另一方面，过度或不恰当的罪恶感则被发现与内化问题存在显著关联，例如，实证研究与元分析均发现适应不良的罪恶感（如泛化或过度责任归因引发的罪恶感）和个体的抑郁、焦虑水平均存在显著正相关（Cândea amp; Szentagotai-Tăta， 2018; Kealy et al.， 2020; Kim et al.， 2011）。本研究中的消费罪恶感则恰属于这类适应不良的罪恶感，即与一般性消费而非特定消费情境相关联的罪恶感倾向（林育则， 2007），因此，有理由推测在一般性消费中体验到较高罪恶感的个体易产生诸如抑郁、焦虑这类心理健康问题。此外，还可从消费罪恶感的产生原因分析其与心理健康的关联，认知失调理论提出，当各种态度间或内部态度与外在行为发生冲突时，个体会产生的不愉快的心理状态（Festinger， 1957）。在消费方面，由于外在消费行为违反内部态度而产生的消费罪恶感则可能使大学生陷入认知失调状态，而长期的认知失调使个体更易出现抑郁、焦虑症状（Vanderhasselt amp; De Raedt， 2012）。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消费罪恶感可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综上，本研究着眼于从消费罪恶感的角度考察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探索性考察社会经济地位可通过消费罪恶感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这一假设。在心理健康的界定以及具体指标的选择上，本研究基于心理健康的双因素模型（Greenspoon amp; Saklofske， 2001），该模型整合了传统的病理学和积极心理学视角，将心理健康界定为消极与积极两种心理状态的综合体现，认为心理健康既包含心理病理症状的消除，也包含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本研究参考以往研究（熊俊梅等， 2020; 周春燕， 郭永玉， 2013），选择抑郁、焦虑作为消极指标，主观幸福感作为积极指标评估社会经济地位、消费罪恶感和心理健康间的关系；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方面，将同步考察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两个指标，以期建构更为综合的模型，为切实改善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提供参考。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使用便利抽样，研究者通过在朋友圈、大学生微信群、被试招募公众号转发调查链接方式采集数据，最终收回有效问卷560份。从参与调查的样本构成来看，女性266人，占比47.6%；本科生461人，占比82.3%，专科生及研究生分别占比13.4%、4.3%；独生子女205人，占比36.6%；193人来自农村，占比34.5%。研究样本由我国33个省级行政区的高等院校学生构成（此次调查暂未收集西藏自治区学生的数据）。被试平均年龄为20.94±1.99岁。
2.2 研究工具
2.2.1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采用麦克阿瑟主观社会地位量表（the MacArthur Scale of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对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以下简称主观SES）进行测量（Adler et al.， 2000）。它是一个10级阶梯量表，代表不同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声望的人所处的位置，等级越高表明着社会地位越高（Adler et al.， 2000）。具体测量过程中，请被试结合自己及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地位和收入，在代表1～10的阶梯中选择代表自己社会经济地位的数字。被试选择的相应分数会被作为衡量其主观SES的指标，得分越高表示主观SES越高。
2.2.2 客观社会经济地位
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以下简称客观SES）常用的测量指标主要有收入、教育和职业。本研究调查了被试的家庭年收入，父母教育水平和父母职业，其中，家庭年收入设置从“2500～5000”到“480000以上”共13个区间选项，分别赋值1～13；父母教育水平设置“1=小学，2=初中，3=高中，4=专科，5=本科，6=研究生及以上”共6个选项，分别赋值1～6；父母职业采用陆学艺基于中国本土化开发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量表（陆学艺， 2002），该量表以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为依据共划分了10个社会经济地位，分别赋值1～10。对于收集的指标，首先选取父亲、母亲中受教育程度及职业较高的一方纳入计算，参照有关研究（周春燕， 郭永玉， 2013），将三项指标转换成标准分，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一个特征根大于1的主因子，解释了58.06%的方差。由此得到客观SES指标的计算公式：客观SES=（0.638*Z家庭年收入+0.827*Z父母职业+0.807*Z父母受教育程度）/1.742。其中0.638、0.827、0.807分别是三个指标的因子载荷，1.742为第一个因子的特征根。得分越高，表明客观SES越高。本研究中被试客观SES的平均值为0，标准差为1，总分范围为-2.22～2.75。
2.2.3 消费罪恶感
采用由林育则（2007）针对中国消费者编制的消费罪恶感量表，包括预期性消费罪恶感与反应性消费罪恶感两个分量表。该量表采用从1“非常不同意”到7“非常同意”的7点计分，得分越高说明个体预期性/反应性消费罪恶感水平越高。其中，预期性消费罪恶感量表由担忧感、不舍感、犹豫感三种情绪构念组成，共13个项目。在本研究中，预期性消费罪恶感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2。反应性消费罪恶感量表由心虚感、后悔感、担忧感、内疚感四种情绪构念组成，共16个项目。在本研究中，反应性消费罪恶感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
2.2.4 抑郁、焦虑
采用Zung（1965， 1971）编制的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和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戴晓阳， 2010），两个量表各包含20个项目，均为从1“没有或很少时间”到4“绝大部分或全部时间”的4点计分，总分越高说明个体抑郁、焦虑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抑郁自评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0，焦虑自评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
2.2.5 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的测量包括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三部分。本研究采用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量表（Positive Affect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 PANAS）中文修订版（邱林等， 2008），共20题，其中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描述词各10个，采用从1“几乎没有”到5“极其多”的5点评分。在本研究中，积极与消极情感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6和0.79。本研究采用生活满意度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SWLS）的中文修订版（熊承清， 许远理， 2009），共5题，采用7点评分。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0。参照前人研究（Magidson amp; Vermunt， 2004），将积极情绪标准分加上生活满意度标准分，再减去消极情绪标准分得到主观幸福感得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
2.3 数据处理
采用SPSS 26.0进行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采用AMOS 23.0进行路径分析。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
Harman单因子检验发现，共有13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8.29%，远小于40%临界判定标准。因此，可认为共同方法偏差对研究结果不存在显著影响。
3.2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可以发现，客观SES与不同类型的心理健康指标及消费罪恶感均呈显著相关，|rs|≥0.15；主观SES则与焦虑、两类消费罪恶感的相关均不显著，|rs|≤0.08。预期性消费罪恶感与不同的心理健康指标均呈显著相关，|rs|≥0.13；反应性消费罪恶感与不同的心理健康指标均呈显著相关，|rs|≥0.33。
3.3 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消费罪恶感影响心理健康的路径检验
使用AMOS 23.0的路径分析检验社会经济地位→消费罪恶感→心理健康这一影响路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性别与预期性消费罪恶感、主观幸福感呈显著相关，故在路径模型建立时将性别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
首先，建立初始模型1，包含主观SES/客观SES→抑郁/焦虑/主观幸福感的六条直接路径，以及主观SES/客观SES→预期性/反应性消费罪恶感→抑郁/焦虑/主观幸福感的十二条间接路径。该模型的拟合较差（见表1）。考虑到两类消费罪恶感同时纳入模型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分别针对预期性消费罪恶感和反应性消费罪恶感建立模型2a和2b，并在两模型中增加同类别变量间的四条残差相关路径（分别为：客观SES↔主观SES、抑郁↔焦虑、抑郁↔主观幸福感、焦虑↔主观幸福感）。相较初始模型1，模型2a和2b的拟合优度显著改善（见表2）。然而，模型2a中，主观SES→预期性消费罪恶感（β=-0.002， p=0.97）、主观SES→焦虑（β=-0.04， p=0.36）、预期性消费罪恶感→主观幸福感（β=-0.07， p=0.09）三条路径的路径系数不显著；模型2b中，主观SES→反应性消费罪恶感（β=-0.02， p=0.63）、主观SES→焦虑（β=-0.03， p=0.41）、客观SES→焦虑（β= -0.05， p=0.22）三条路径的路径系数不显著。故分别删除不显著路径得到模型3a（见图1）和3b（见图2）。模型3a和3b的拟合优度整体优于模型2a和2b（见表2、图1和图2，图中均为标准化回归系数，出于简洁性考虑，图中未呈现控制变量路径、残差路径和不显著路径）。
具体来看，在模型3a中，客观SES可显著负向预测预期性消费罪恶感（β=-0.20， plt;0.001），从标准化回归系数可看出，客观SES平均每增加1个标准差，预期性消费罪恶感降低0.2个标准差。而预期性消费罪恶感可显著正向预测抑郁（β=0.05， p=0.047）、焦虑（β=0.11， plt;0.001）这类心理健康的消极指标，其中，预期性消费罪恶感每增加1个标准差，抑郁得分增加0.05个标准差，焦虑得分增加0.11个标准差，模型3a验证了客观SES→预期性消费罪恶感→抑郁、客观SES→预期性消费罪恶感→焦虑两条影响路径；在模型3b中，客观SES可显著负向预测反应性消费罪恶感（β=-0.22， plt;0.001），表明客观SES每增加1个标准差，反应性消费罪恶感降低0.22个标准差，而反应性消费罪恶感可显著正向预测抑郁（β=0.36， plt;0.001）、焦虑（β=0.41， plt;0.001）这类心理健康的消极指标，显著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β=-0.29， plt;0.001）这一心理健康的积极指标，其中，反应性消费罪恶感每增加1个标准差，抑郁增加0.36个标准差，焦虑增加0.41个标准差，而主观幸福感下降0.29个标准差。模型3b验证了客观SES→反应性消费罪恶感→抑郁、客观SES→反应性消费罪恶感→焦虑、客观SES→反应性消费罪恶感→主观幸福感三条影响路径。
此外，本研究使用分层回归分析进一步考察上述预测变量对抑郁、焦虑和主观幸福感三个心理健康指标的解释力（性别和年龄为控制变量）。结果表明，在抑郁作为因变量的回归模型中，主观SES和客观SES分别可解释因变量2.40%（F（1， 556）=13.82， plt;0.001）、3.40%（F（1， 555）=19.95， plt;0.001）的变异，预期性和反应性消费罪恶感分别可解释1.00%（F（1， 554）=5.87， p=0.02）、13.10%（F（1， 553）=91.34， plt;0.001）的变异；焦虑作为因变量时，主观SES和客观SES分别可解释0.60%（F（1， 556）=3.51， p=0.06）、1.70%（F（1， 555）=9.85， p=0.002）的变异，预期性和反应性消费罪恶感分别可解释2.40%（F（1， 554） =14.06， plt;0.001）、14.70%（F（1， 553）=100.77， plt;0.001）的变异；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时，主观SES和客观SES分别解释9.80%（F（1， 556）=62.81， plt;0.001）、2.20%（F（1， 555）=14.55， plt;0.001）的变异，预期性和反应性消费罪恶感分别解释0.40%（F（1， 554）=2.52， p=0.11）、9.10%（F（1， 553）=67.16， plt;0.001）的变异。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客观SES与抑郁、焦虑显著负相关，与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主观SES与抑郁显著负相关，与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这与以往研究结论类似（彭嘉怡等， 2022; 张亚利等， 2022; Lund et al.， 2010; Wadsworth et al.， 2008），即低SES会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带来负面影响。
在SES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路径方面，对于前半段路径SES可显著负向预测消费罪恶感，本研究结果支持了假设1，但SES对消费罪恶感的预测作用仅体现在客观SES可显著负向预测大学生的预期性消费罪恶感与反应性消费罪恶感，而主观SES对两类消费罪恶感则无显著预测作用。
以往研究大多发现主观而非客观SES对个体心理与行为有更强的影响（程菲等， 2018; Adler et al.， 2000），而本研究则发现客观而非主观SES会对消费罪恶感产生影响。这种差异可能源于主客观SES在概念及对心理不同方面影响上的差异。
在概念界定上，客观SES是个体受教育程度、收入等客观指标的体现，而主观SES强调个体与他人比较而感知到的社会地位，其体现了个体对自身社会地位的主观感知（Kraus et al.， 2009），概念上的差异使两类SES在消费心理上的作用存在不同。例如，虽然诸多研究发现主观SES对采用自我报告测量的心理指标有着更强的预测效力（Tan et al.， 2020），但近期基于跨文化样本的研究显示，客观SES能够预测情景记忆、执行功能这类认知能力，主观SES则不具有显著预测效果（Oh et al.， 2022），有元分析亦发现客观SES的复合指标和儿童执行功能的相关强于主观SES（冯靓瑜等， 2024）。
具体到本研究的结果，有研究发现主观SES较低的个体更可能进行彰显社会地位的炫耀性消费（Jin， 2025），表明主观SES主要和消费行为所蕴含的特定功能相联系。而本研究关注的是由一般性消费引发的罪恶感，测量题目如“我会因为身边亲友不支持我买的东西而感到心虚”，并未涉及特定的消费类型，这可能是本研究未发现主观SES和消费罪恶感有显著关联的原因。而客观SES则与价格敏感度、消费能力这类影响消费心理的基础特征有更强联系，比如研究发现贫困地区的低收入个体在消费中会表现出更高的价格敏感性（Jacob et al.， 2022）。所以与拥有较多经济资源的高客观SES大学生相比，低客观SES大学生可能由于自身消费能力不足，在消费前体验到更多的犹豫、不舍等预期性消费罪恶感情绪，并且也会在消费后出现更多的后悔、担忧等反应性消费罪恶感情绪。
对于SES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后半段路径，即消费罪恶感可显著预测心理健康，本研究结果支持了假设2。结果表明，预期性消费罪恶感可显著正向预测抑郁、焦虑，而对于主观幸福感无显著预测作用；反应性消费罪恶感可显著正向预测抑郁、焦虑，显著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与反应性消费罪恶感不同，预期性消费罪恶感对主观幸福感无显著的预测作用，这可能体现了两类消费罪恶感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的程度有所不同。
其中，预期性消费罪恶感发生在有违准则的消费行为前，可对消费行为起到一定的调控作用，例如，研究发现个体可以通过克制欲望等方法调控自身消费行为，进而降低预期性消费罪恶感（Lin amp; Xia， 2009），消费前适度的罪恶感有助于减少消费者不道德消费行为、增加绿色消费倾向（Hassan amp; Rahman， 2023; Shimul amp; Cheah， 2023）。这些证据表明，即使是一种负性情绪体验，但鉴于预期性消费罪恶感对实际消费行为的积极作用，可能使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程度相对较轻。而反应性消费罪恶感则发生在有违准则的消费行为之后，对消费行为的后悔、内疚、自责这类反应性消费罪恶感情绪和反刍思维（对已发生事件的原因和后果进行反复思考）所引发的多种负性情绪相似（Nolen-Hoeksema， 1987）。研究发现，反刍思维是个体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风险因素（杨雪等， 2019; 张阔等， 2021），和反刍类似，由于对已发生的消费行为的反思所引发的反应性罪恶感可能同样对心理健康产生相对更大的影响。
此外，无论是在消费前或消费后，两类消费罪恶感均会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带来负面影响。从现实角度来看，消费作为大学生在生活中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若无法合理应对，那么在生活中产生的消费罪恶感便可能频繁困扰着大学生，最终危害他们的心理健康。
总的来说，研究验证了客观SES可通过预期性消费罪恶感影响大学生抑郁、焦虑；客观SES可通过反应性消费罪恶感影响大学生抑郁、焦虑、主观幸福感共五条客观SES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路径。以往研究多从主观SES入手探讨SES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影响，还发现主观SES相较于客观SES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作用更显著且稳定（常保瑞， 方建东， 2018; 程菲等， 2018; 周佳惠， 2019; Adler et al.， 2000）。而本研究则从消费心理的角度发现了更丰富的结果，即客观SES可通过影响消费罪恶感进而影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这意味着，对于低客观SES的大学生，其在消费前会产生更多的犹豫、不舍这类预期性消费罪恶感情绪，也会在消费后产生更多的担忧、内疚这类反应性消费罪恶感情绪，而这些负面情绪则会进一步对他们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本研究为提升低客观SES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提供了新思路，即从消费过程中的心理调适切入，帮助他们合理应对自身的消费行为，减少消费罪恶感，进而提升心理健康。对于低客观SES的大学生来说，他们面临的现实环境很难通过研究干预改善，更多的有赖于社会宏观政策与整体经济的发展。不过，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人员却可以通过对这部分群体予以重点关注，尤其是留意其消费有关的认知与心态，并在必要时对该群体进行消费心理调适技巧的培训，来阻断其心理健康风险。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在心理健康指标的选取方面，本研究基于心理健康的双因素模型考察了抑郁、焦虑和主观幸福感这三个指标，未来研究还可根据不同的心理健康界定，如基于病理学取向纳入对内化问题（如睡眠问题、自杀意念）和外化问题（如自我伤害）的考察（Kendell amp; Jablensky， 2003），为消费罪恶感在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影响中的作用在其他心理健康指标的拓展性上提供更多参考。其次，本研究中社会经济地位、消费罪恶感对心理健康指标的解释力均属于小或中等范围，提示未来研究可在该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考虑更多可能的影响因素及机制。再次，在研究设计方面，横断调查研究无法揭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且由于缺少对变量的控制，使得本研究结果的解释力度相对较弱，未来可通过纵向追踪、大样本分析及实验室实验等多种方法对有关结果进行概念验证。最后，未来研究还可进一步聚焦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生消费罪恶感影响机制中可能存在的认知因素，为缓解消费罪恶感、提升心理健康的实践方案提供针对性的参考。
5 结论
本研究发现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可通过影响消费罪恶感来影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具体而言，它既可通过预期性消费罪恶感来影响大学生的抑郁、焦虑，还可通过反应性消费罪恶感来影响大学生的抑郁、焦虑、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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