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为探究志愿服务与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关系及其机制，采用志愿服务问卷、简版简易精神状态量表、老化态度问卷和流行病学抑郁调查量表，考察老化态度和抑郁症状在志愿服务和认知功能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志愿服务、正式和非正式志愿服务显著正向预测认知功能；（2）老化态度在正式志愿服务与认知功能间起中介作用；（3）抑郁症状在非正式志愿服务与认知功能间起中介作用。研究结果对于延缓和改善老年人的认知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志愿服务；认知功能；老化态度；抑郁症状；老年人
分类号 B844
DOI：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25.10.001
1 问题提出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中国”， 2021），从而将老年人身心健康议题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认知功能下降是老年人群典型的心理健康问题，而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的人群中有1507万名痴呆患者（Jia et al.， 2020）。认知功能的衰退不仅会降低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和生活质量，也会导致老年痴呆等（袁冬玲等， 2023）。尽管认知功能下降是老龄化不可避免的一个方面，但认知功能的衰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延缓（Gates amp; Valenzuela， 2010）。既往关于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干预方式研究较为丰富，但这些干预方式存在资源需求量大、干预时间长、受益对象有限等局限性（喻婧等， 2024）。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志愿服务作为一种认知干预的手段，可以有效地提升老年人的认知功能（Sharifi et al.， 2024）。然而，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志愿服务或正式志愿服务的积极作用（Jongenelis et al.， 2022; Proulx et al.， 2018），少有研究考察非正式志愿服务对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影响。此外，研究群体多以西方老年人为主，而这一积极效应是否适用于中国老年人仍有待考察。因此，本研究探讨不同类型的志愿服务对中国老年人认知功能的保护作用及其内在机制，这不仅是预防和干预老年人健康问题的重要前提，也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
老年志愿服务是落实国家政策和实现“老有所为”的重要途径，它符合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的内在要求（谢立黎， 欧阳材泓， 2024）。联合国将志愿服务定义为：不为经济利益而从事的、出于个人自由意愿的、有益于他人的活动（United Nations， 2001）。志愿服务可以根据参与形式分为正式和非正式，正式志愿服务通常是由正式机构组织开展，具有合法性、组织化和制度化等特点，强调规范性与社会责任感，如义诊、动物护理等；非正式志愿服务可以由个人直接发起，不需要通过组织，具有自发性、即时性和灵活性等特点，侧重于亲情、友情等情感纽带的维系，如陪伴聊天、家务帮扶等（王夏雨， 李昂， 2022）。志愿服务作为一种干预手段，并非将老年人视为受助者，而是让他们成为帮助他人的主体。这种干预方式既能激发老年人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又能拓宽受益群体的范围（喻婧等， 2024）。根据志愿服务理论模型，志愿服务活动增加了老年人在认知、社会以及体力方面的日常参与度，这些活动的增加对他们的神经和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进而促进了认知功能的改善（Guiney amp; Machado， 2018; 喻婧等， 2024）。Gupta（2018）利用美国健康与退休研究中1998年～2010年的数据，发现志愿服务的参与能够显著预防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认知功能下降。Wang等（2022）同样分析了美国健康与退休研究中2010年～2016年的数据，发现正式和非正式志愿服务均有利于改善美国老年人的认知健康，正式志愿服务的积极效应优于非正式志愿服务。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志愿服务显著正向预测中国老年人的认知功能，且正式志愿服务的效应优于非正式志愿服务。
尽管志愿服务理论模型认为，志愿服务可能会通过改善心理健康从而提高老年人的认知功能，但这一结论主要基于文献推断，确切的发生机制仍未得到完全的解释和证实（Guiney amp; Machado， 2018）。本研究将从情感健康和认知健康两个方面，探讨志愿服务对老年人认知功能影响的作用机制。从认知路径来看，老化态度被视为有效衡量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一项指标，可能是一个潜在作用机制。作为一种认知评估，老化态度是指老年人对于自身及老年群体衰老过程和年老状态的感受和评价（谢立黎， 欧阳材泓， 2024）。根据内容性质，老化态度可以分为积极老化态度和消极老化态度。积极老化态度是老年人对老年阶段持有正面的看法和评价；相比之下，消极老化态度则是老年人对自身价值持有否定和悲观的态度（史珈铭， 刘晓婷， 2024）。角色理论指出，老年人可能会经历一些重要社会角色的丧失，如工作角色、家庭照顾者的角色等，而角色的丧失可能导致自我价值感的下降，产生消极老化态度，进而影响其心理健康（Mello et al.， 2016）。实证研究也表明，消极老化态度会通过增强生理应激反应促进压力（Levy et al.， 2000），而累积的压力和压力激素会损害大脑的认知功能（McEwen amp; Gianaros， 2011）。相反，积极老化态度有助于形成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养成一些有益的生活习惯，从而可能延缓认知功能下降（Siebert et al.， 2018）。同时，角色理论认为老年人通过参与志愿服务能弥补老化带来的功能与角色缺失，建立新的社交角色，进而可能重获个人价值和自尊，培养积极的老化态度（谢立黎， 欧阳材泓， 2024）。志愿服务对积极老化态度的正向预测作用得到Liu等（2020）的研究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正式和非正式志愿服务均属于志愿服务，但两者在结构化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相较于非正式志愿服务，正式志愿服务通常由组织主导，具有明确的服务目标和规范的角色安排，更有助于老年人建立自我价值感，改善其对自身衰老过程的态度（王夏雨， 李昂， 2022; 谢立黎， 欧阳材泓， 2024）。由此推测，虽然正式和非正式志愿服务均可以帮助老年人适应老化过程，但由于非正式志愿服务提供的自主性和成就感较低，可能会弱化老年人构建积极老化态度的能力，从而阻碍对认知功能的保护作用。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老化态度在志愿服务与老年人认知功能间起中介作用，而在正式志愿服务与认知功能间的中介效应优于非正式志愿服务。
从情感路径来看，抑郁症状作为心理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消极情感体验，可能是另一个潜在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抑郁症状和认知功能下降具有共同的慢性特征，如相似脑区活动的改变和去甲肾上腺素能神经元的丧失（Dafsari amp; Jessen， 2020）。抑郁症状是老年人认知功能下降的前兆，可被视为神经退行性过程的早期表现（Sun et al.， 2024）。同时，全国性的纵向研究也揭示了抑郁症状是导致老年人认知功能下降的重要因素（Liu et al.， 2023）。根据健康促进的社会模型，在志愿服务中结识新朋友，不仅可以增加老年人社交网络的规模和多样性，有助于得到更多社会支持；也可以帮助老年人培养他们的社会心理资源（如控制感、自我效能等），降低抑郁症状的风险（Webster et al.， 2021）。纵向研究也发现，志愿服务可以给老年人带来减少抑郁症状的好处（Jiang， 2022）。此外，相关研究表明，社会参与可以通过抑郁症状的中介作用影响老年人的认知功能（Lv et al.， 2024）。尽管正式和非正式志愿服务均被视为有益的社会参与，但相较于正式志愿服务，非正式志愿服务通常发生在邻里、家庭等熟人网络中，具有人际关系紧密、交流频繁等特点，可能更有助于提升个体的社会支持感和归属感，从而降低抑郁水平，延缓认知功能衰退的速度（Qvist， 2024; Russell et al.， 2020）。由此推测，正式和非正式志愿服务均能够丰富老年人的生活和社交网络，增加其积极情绪体验和缓解抑郁症状，从而可能保护其认知功能；但由于正式志愿服务的互动对象多为陌生人或组织成员，关系相对松散，可能无法完全满足老年人的情感需求，进而难以实现情绪调节的功能。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抑郁症状在志愿服务与老年人认知功能间起中介作用，而在非正式志愿服务与认知功能间的中介效应优于正式志愿服务。
综上所述，尽管已有研究初步证实了志愿服务与老年人认知功能之间的关联，但其背后的心理机制仍有待深入探讨。为此，本研究基于志愿服务理论模型，旨在揭示志愿服务（正式 vs. 非正式）如何通过老化态度和抑郁症状影响中国老年人的认知功能。具体来说，本研究认为积极老化态度有助于增强生活控制感、促进健康行为，从而对认知功能产生正向影响；而抑郁症状则是影响认知衰退的重要风险因素，情绪低落可能会削弱个体的认知储备与认知灵活性。志愿服务作为一种积极的社会参与形式，一方面可能有助于提升老年人对自我价值与社会意义的感知，从而改善老化态度；另一方面也可能通过拓展社交网络、提供情绪支持来缓冲抑郁风险，从而通过这两条心理机制路径共同作用于认知功能。此外，鉴于正式和非正式志愿服务在结构性和社会联结方式上的差异，二者在影响心理状态和认知功能的机制上可能并不完全一致。正式志愿服务更可能通过塑造积极老化态度影响认知功能；而非正式志愿服务则更可能通过降低抑郁症状影响认知功能。因此，本研究在分析志愿服务与认知功能的关系时，分别考察了正式和非正式志愿服务的作用，并检验老化态度和抑郁症状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本研究深入揭示正式和非正志愿服务与老年人认知功能之间的心理机制差异，为促进认知健康老龄化的干预提供实证依据。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的被试来源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 CLASS），CLASS采用分层多阶段的概率抽样方法，覆盖全国28个省市。目前，CLASS已经展开了四轮追踪调查，本研究采用最新的2020年度数据，分析志愿服务、抑郁症状、老化态度和认知功能的关系。本研究采用Little’s MCAR对缺失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缺失模式为非完全随机缺失（χ2（34355）=52769.99），但χ2/df=1.54lt;3，表明数据缺失模式与随机模式没有实质性差异（Bollen， 1989; Yang et al.， 2022）。为了获得较高质量的数据，本研究对11398份初始样本进行整理，剔除了在核心变量中存在缺失值的样本以及在上述变量中选择“无法回答”或“不知道”等无效回答的样本，最终得到有效数据5707份。其中，男性为2883人，女性为2824人；被试的年龄范围为60～98岁，平均年龄为71.53±6.63岁。
2.2 工具
2.2.1 志愿服务
CLASS调查D15中的第1～6题测量志愿服务，参考谢立黎和欧阳材泓（2024）的分类方式，将志愿服务问卷的6项活动分为正式志愿服务（项目1、3、6）与非正式志愿服务（项目2、4、5）。采用5点计分，0代表“没参加”，4代表“几乎每天”，得分范围为0～24，分数越高代表参加志愿服务的频率越高。在本研究中，正式、非正式志愿服务及总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7、0.76和0.85。
2.2.2 认知功能
CLASS调查E1的12个项目为简版的简易精神状态量表（Folstein et al.， 1975），包括记忆力、回忆力、定向力、计算力和注意力五个方面。定向力由第1～5题测量，主要问题为“正确回答当天日期、小区/村子的名字、国庆节日期、国家主席、农历年”（每题1分，共5分）；记忆力由第6题测量，主要问题为“复述三个词”（每个词1分，共3分）；注意力和计算力由第7题测量，主要问题为“连续计算5次100减7”（每题1分，共5分）；回忆力由第8题测量，主要问题为“回忆之前提到的三个词”（每个词1分，共3分），得分范围为0～16，得分越高表明认知功能越好。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9。
2.2.3 抑郁症状
CLASS调查E2采用流行病学抑郁调查量表，共有9个项目（如“过去一周您觉得自己心情很好吗？”），采用3点计分，1代表“没有”，2代表“有时”，3代表“经常”，对部分题目（项目1、4、9）进行反向计分，得分范围为9～27，得分越高表明抑郁症状越严重。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69。
2.2.4 老化态度
CLASS调查E5中的第1～7题测量老化态度。采用Laidlaw等（2007）编制的老化态度问卷，包括消极老化态度（项目1～4）和积极老化态度（项目5～7）两个方面，采用5点计分，1代表“完全不同意”，5代表“完全同意”，将消极老化态度进行反向计分后，得分范围为7～35，得分越高表明老化态度越积极。在本研究中，消极、积极老化态度和整个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62、0.48和0.38，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该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χ2/df=5.86，RMSEA=0.03，CFA=0.98，TLI=0.96，SRMR=0.02）。
2.3 数据分析与处理
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 22.0和PROCESS处理。首先，SPSS进行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其次，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检验志愿服务及其类型与认知功能的关系；最后，PROCESS中的Model 4分析老化态度和抑郁症状在正式和非正式志愿服务与认知功能之间的作用。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
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分析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对志愿服务、老化态度、抑郁症状和认知功能的题目进行因子分析。结果发现7个特征根大于1，第一个因子解释了13.14%的变异，远小于40%的临界值。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见表1），志愿服务与认知功能显著正相关，与老化态度和抑郁症状不相关；正式志愿服务与老化态度和认知功能显著正相关，与抑郁症状不相关；非正式志愿服务与抑郁症状和认知功能显著正相关，与老化态度不相关；老化态度与抑郁症状显著负相关，与认知功能显著正相关；抑郁症状与认知功能显著负相关。鉴于性别和年龄与主要变量存在显著相关，在后续分析中将其作为控制变量。
3.3 志愿服务及其类型与认知功能的关系
采用回归分析检验志愿服务及其类型对认知功能的预测作用，结果见表2。首先，方程1中纳入性别、年龄和志愿服务，结果显示志愿服务显著正向预测认知功能；其次，在方程2中纳入性别、年龄和正式志愿服务，结果显示正式志愿服务显著正向预测认知功能；最后，在方程3中纳入性别、年龄、正式志愿服务和非正式志愿服务，正式志愿服务对认知功能的预测作用不显著，而非正式志愿服务显著正向预测认知功能。此外，通过z检验比较正式志愿服务（B=0.05， SE=0.02）与非正式志愿服务（B=0.08， SE=0.03）对认知功能的回归系数，结果显示两者的差异不显著（z=0.83lt;1.96， pgt;0.05），这表明非正式志愿服务在统计学上未显著强于正式志愿服务。可见，上述结果部分验证了假设1。
3.4 中介效应分析
对研究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后，采用Model4分别检验老化态度和抑郁症状在正式和非正式志愿服务与认知功能之间的中介作用。在控制性别和年龄后，结果显示（见图1和图2），正式志愿服务显著正向预测认知功能（β=0.03， p=0.02）和老化态度（β=0.03， p=0.047），而对抑郁症状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0.003， p=0.81）；老化态度显著正向预测认知功能（β=0.18， plt;0.001）；抑郁症状显著负向预测认知功能（β=-0.03， p=0.04）。非正式志愿服务显著正向预测认知功能（β=0.05， plt;0.001）和抑郁症状（β=0.06， plt;0.001），而对老化态度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0.01， p=0.26）；老化态度显著正向预测认知功能（β=0.18， plt;0.001）；抑郁症状显著负向预测认知功能（β= -0.03， p=0.02）。
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见表3，老化态度在正式志愿服务与认知功能间发挥独立中介作用；抑郁症状在非正式志愿服务与认知功能间发挥独立中介作用。这些结果说明假设2和假设3得到部分验证。
4 讨论
在中国人口老龄化和国家战略双重背景下，本研究使用2020年CLASS调查数据探讨了志愿服务及其类型对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影响，并检验了老化态度和抑郁症状的中介作用。本研究强调了将志愿服务作为老年人认知功能保护因素的有效性，并表明了老化态度和抑郁症状在老年人认知功能衰退过程中扮演重要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志愿服务可以积极预测老年人的认知功能，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Sharifi et al.， 2024; Wang et al.， 2022）。志愿服务需要个体在认知、社会交往和智力层面的参与，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因年龄增长而自然出现的认知功能下降的趋势。志愿服务理论模型（Guiney amp; Machado， 2018）和健康促进的社会模型（Fried et al.， 2004）均指出，志愿服务通过促进学习、社会参与和身体锻炼，成为一种干预措施，并推动了补充性支架构建的过程，这是一种随着年龄增长而发生的积极可塑性的形式（Proulx et al.， 2018）。此外，本研究也发现，正式和非正式志愿服务均正向预测中国老年人的认知功能，且两者在效应强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与美国老年人的结果不同（Wang et al.， 2022）。这种差异可能与文化背景和服务类型的不同有关。Wang等（2022）使用的是美国健康与退休研究数据，其样本所处的社会环境更强调制度化、组织化的服务体系，因此正式志愿服务可能更有机会提供认知刺激与社会参与。而本研究基于的是CLASS，在中国情境下，非正式志愿服务是许多老年人更为熟悉和频繁参与的服务形式，其基于人情关系和家庭纽带的互动可能同样具有认知保护效应。此外，正式志愿服务多与任务执行、社会角色强化相关，有助于促进计划能力与执行控制；非正式志愿服务则强调情感交流与日常互动，更可能通过社会联结、情绪支持等机制对认知功能产生正向影响（史珈铭， 刘晓婷， 2022）。因此，两种类型的志愿服务在作用路径上具有互补性，也解释了本研究中两者效应相近的结果。
本研究发现，正式志愿服务既可以直接预测老年人的认知功能，也可以通过老化态度的独立中介作用预测老年人认知功能，支持了志愿服务理论模型。一方面，正式志愿服务需要较强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往往让老年人在组织支持下承担明确的社会角色，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获得外部认可与正向反馈，进而增强其自我价值感与存在感。这种“被需要”与“有能力”的体验有助于塑造积极老化态度（Liu et al.， 2020）。另一方面，积极老化态度则鼓励老年人不断学习新技能、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如规律的运动、良好的饮食习惯（Klusmann et al.， 2019）。这些行为可以增强神经可塑性，促进大脑中新的神经连接形成，从而保持或改善老年人认知功能。简言之，正式志愿服务能够激发老年人的社会角色认同和自我价值感，促进其形成积极的老化态度，进而通过一系列健康行为延缓认知功能衰退的速度。在本研究中，正式志愿服务未能通过抑郁症状的中介作用预测老年人认知功能，与研究假设不符。这可能由于正式志愿服务通常是任务导向、面对非特定对象，缺乏深层次的情感交流，难以形成持续的社会支持网络，进而导致其在缓解孤独感、抑郁等问题上不如非正式志愿服务有效。因此，尽管正式志愿服务能够提供认知刺激，但其对情绪调节的作用相对较弱，抑郁症状可能未成为其影响认知功能的关键中介变量。
本研究还发现，非正式志愿服务积极预测老年人的抑郁症状，而且抑郁症状在非正式志愿服务与老年人认知功能间起到中介作用。部分研究表明，非正式志愿服务并不会改善老年人的抑郁症状（Landreville et al.， 2023; Li amp; Ferraro， 2005），而本研究进一步发现非正式志愿服务会显著提升老年人的抑郁症状。一方面，非正式志愿服务往往不具备正式志愿服务的结构性和组织支持，志愿服务过程中可能涉及较强的责任压力，特别是在面对照顾他人或人情互惠等情境下，老年人可能面临较高的情感压力，从而加剧情绪困扰。另一方面，部分参与非正式志愿服务的老年人可能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基于社会期待、家庭义务等外部压力，这种服务体验可能无法带来心理满足和成就感，甚至引发倦怠感或负面情绪反应（Nappo amp; Fiorillo， 2020）。而且，非正式志愿服务内容广泛，多为琐碎的小事和复杂的人际关系，而过度投入其中会导致疲劳和压力，影响自己的身心健康（Windsor et al.， 2008）。同时，抑郁症状对认知功能的影响也得到广泛验证。已有研究表明，长期的抑郁症状会导致脑部结构变化，如海马体萎缩、前额叶皮层受损，从而影响老年人的记忆功能、执行功能等（Sampath et al.， 2017）。因此，尽管非正式志愿服务初衷是积极的，但其缺乏外部支持和制度保障，可能会使老年人感受到较大的心理压力和情感负担，从而加剧抑郁症状，并最终影响认知功能。
然而，非正式志愿服务正向预测抑郁症状的结果与健康促进的社会模型所提出的“志愿服务能有效降低抑郁症状”的观点不一致，这可能是由于该模型在理想状态下强调了志愿服务的积极心理效应，但在实际中志愿服务的效应往往受到个体参与动机和志愿服务类型的影响。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老年人参与非正式志愿服务更多与家庭责任和义务感相关，而非完全基于自愿和情感满足（杨菊华， 何炤华， 2014）。在这种情况下，老年人更容易感受到压力和束缚，从而产生抑郁症状。这也提示我们，健康促进的社会模型可能需要更细致的文化和情境适配。此外，老化态度在非正式志愿服务与老年人认知功能之间的独立中介作用不成立，集中表现为非正式志愿服务对老化态度的预测作用不显著。相较于正式志愿服务，非正式志愿服务无法预测老化态度的原因可能是其缺乏组织性和系统性，资源和设施相对匮乏，难以充分满足老年人的心理需求（Cramm amp; Nieboer， 2015），从而导致在提升积极老化态度方面的效果不如正式志愿服务。谢立黎和欧阳材泓（2024）的研究也证实，参与非正式志愿服务会降低老年人的个人价值感，从而降低其心理获得感（老化态度的维度之一）。
本研究根据志愿服务理论模型，探讨了志愿服务与中国老年人认知功能之间的关系及其内部机制。从理论上来说，本研究不仅揭示不同类型的志愿服务与老年人认知功能之间的关系，为干预和治疗老年人认知功能衰退提供了指导；还支持和完善了志愿服务理论模型，即志愿服务可以通过改善心理健康（形成积极老化态度和降低抑郁症状），从而提高老年人的认知功能。从实践上来说，为了延缓老年人认知功能的衰退。首先，社区应加大对志愿活动的宣传力度，吸引老年人积极参与，并向老年人介绍志愿服务的类型和内容；其次，社会、家人等应肯定老年人的价值，让老年人积极参与志愿活动，促进其产生积极的老化态度；最后，鉴于抑郁症状对认知功能的破坏性，应将其作为重要靶点进行干预。
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有待完善：首先，本研究为横断面数据，无法揭示因果关系，且部分测量工具简化，可能影响信度和效度。未来研究可采用更完善的量表和纵向设计，以增强结果稳定性和外部效度。其次，为避免过度控制的遮掩效应，本研究仅选择性别和年龄作为协变量，未来可考虑加入更多协变量（如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婚姻状况）验证结果的稳健性。再次，本研究仅探讨了老化态度和抑郁症状在志愿服务与认知功能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两者均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且效应值较小，这表明志愿服务与认知功能之间存在更重要的中介因素尚待挖掘。最后，本研究发现非正式志愿服务与抑郁症状正相关，结果与以往研究不符。尽管提供了合理解释，但仍需进一步实证检验，或考虑边界条件（如文化背景、服务时长）导致结果反转。后续研究应深入探讨二者关系。
5 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志愿服务对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发现志愿服务显著正向预测认知功能，正式志愿服务可以通过老化态度的独立中介作用间接预测老年人认知功能，非正式志愿服务可以通过抑郁症状的独立中介作用间接预测老年人认知功能。研究结果体现了志愿服务对老年人认知功能的保护作用，也强调了老化态度和抑郁症状是预防和干预认知功能衰退的关键因素，从而为改善老年人认知功能提供了深入的理解。
参考文献
史珈铭， 刘晓婷 （2022）. 社会隔离对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影响： 有调节的链式中介效应. 心理科学， 45（5）， 1182–1189.
史珈铭， 刘晓婷 （2024）. 代际支持与老年人的抑郁症状： 老化态度的中介作用与城乡因素的调节作用. 心理科学， 47（3）， 695-702.
王夏雨， 李昂 （2022）. 国际视域中的非正式志愿服务研究： 概念、理论与进展. 中国志愿服务研究， 3（4）， 2-21， 201.
谢立黎， 欧阳材泓 （2024）. 中国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类型对老化态度的影响研究. 人口学刊， 46（6）， 95-111.
杨菊华， 何炤华 （2014）. 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的变迁与延续. 人口研究， 38（2）， 36-51.
喻婧， 牛程程， 徐红州， 姜海鑫， 林国俊， 吴柯， 续子含 （2024）. 志愿服务对老年人认知功能改善及神经心理机制. 心理科学进展， 32（3）， 413-420.
袁冬玲， 周筱， 张若祎， 张大旗， 陆清， 陈欣雨， 张逸 （2023）. 中老年人认知减退与抑郁的关系及隔代抚养的影响： 基于网络分析方法.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31（4）， 809-815.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2020-11-04）. 人民日报， p1， 1-13.
Bollen， K. A. （1989）. A new incremental fit index for genera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Sociological Methods amp; Research， 17， 303-316.
Cramm， J. M.， amp; Nieboer， A. P. （2015）. Background characteristics， resources and volunteering among older adults （aged≥70 years） in the community： A longitudinal study. Geriatrics amp; Gerontology International， 15（8）， 1087-1095.
Dafsari， F. S.， amp; Jessen， F. （2020）. Depression-an underrecognized target for prevention of dementia in Alzheimers disease. Translational Psychiatry， 10， 160. https：//doi.org/10.1038/s41398-020-0839-1
Folstein， M. F.， Folstein， S. E.， amp; McHugh， P. R. （1975）. “Mini-mental state”： A practical method for grading the cognitive state of patients for the clinician. 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search， 12（3）， 189-198.
Fried， L. P.， Carlson， M. C.， Freedman， M.， Frick， K. D.， Glass， T. A.， Hill， J.， ... Zeger， S. （2004）. A social model for health promotion for an aging population： Initial evidence on the experience corps model. Journal of Urban Health： Bulletin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Medicine， 81， 64-78.
Gates， N.， amp; Valenzuela， M. （2010）. Cognitive exercise and its role in cognitive function in older adults. Current Psychiatry Reports， 12， 20-27.
Guiney， H.， amp; Machado， L. （2018）. Volunteering in the community： Potential benefits for cognitive aging.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73（3）， 399-408.
Jia， L.， Du， Y.， Chu， L.， Zhang， J.， Li， F.， Lyu， D.， ... COST Group. （2020）. Prevalence， risk factors， and management of dementia and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adults aged 60 years or older in China： A cross-sectional study. The Lancet Public Health， 5（12）， e661-e671.
Jiang， N. （2022）. Formal volunteering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Community-Dwelling older adults in China： A longitudinal cross-level analysis. Health amp; Social Care in the Community， 30（6）， e5673-e5684.
Jongenelis， M. I.， Jackson， B.， Warburton， J.， Newton， R. U.， amp; Pettigrew， S. （2022）. Aspects of formal volunteering that contribute to favourable psychological outcomes in older adults. European Journal of Ageing， 19， 107-116.
Klusmann， V.， Sproesser， G.， Wolff， J. K.， amp; Renner， B. （2019）. Positive self-perceptions of aging promote healthy eating behavior across the life span via social-cognitive processes.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74（5）， 735-744.
Laidlaw， K.， Power， M. J.， amp; Schmidt， S. （2007）. The attitudes to ageing questionnaire （AAQ）： Development and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riatric Psychiatry， 22（4）， 367-379.
Landreville， P.， Grenier， S.， Gosselin， P.， Carmichael， P.， Jeong， K.， Ryu， J.， ... Gallagther-Thompson， D. （2023）. Change in engagement with productive social activities： How it predicts late-life depression over time. Innovation in Aging， 7（Supplement_1）， 659.
Levy， B. R.， Hausdorff， J. M.， Hencke， R.， amp; Wei， J. Y. （2000）. Reducing cardiovascular stress with positive self-stereotypes of aging.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55， P205-P213.
Li， Y.， amp; Ferraro， K. F. （2005）. Volunteering and depression in later life： Social benefit or selection processes？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46（1）， 68-84.
Liu， J.， Qiang， F.， Dang， J.， amp; Chen， Q. （2023）. Depressive symptoms as mediator on the link between physical activity and cognitive function： Longitudinal evidence from older adults in China. Clinical Gerontologist， 46（5）， 808-818.
Liu， Y.， Duan， Y.， amp; Xu， L. （2020）. Volunteering service and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aging among Chinese older adul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health. Social Science amp; Medicine， 265， Article 113535. https：//doi.org/10.1016/j.socscimed.2020.113535
Lv， R.， Yang， L.， Li， J.， Wei， X.， Ren， Y.， Wang， W.， ... Fang， X. （2024）.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community-dwelling older adults： Multiple mediating roles of depression and cognitive function. Archives of Gerontology and Geriatrics， 117， 105233. https：//doi.org/10.1016/j.archger.2023.105233
McEwen， B. S.， amp; Gianaros， P. J. （2011）. Stress-and all-ostasis-induced brain plasticity. Annual Review of Medicine， 62， 431-445.
Mello， J. de A.， Macq， J.， Van Durme， T.， Cès， S.， Spruytte， N.， Van Audenhove， C.， amp; Declercq， A. （2016）. The determinants of informal caregivers’ burden in the care of frail older persons： A dynamic and role-related perspective. Aging amp; Mental Health， 21（8）， 838-843.
Nappo， N.， amp; Fiorillo， D. （2020）. Volunteering and self-perceived individual healt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47（3）， 285-314.
Proulx， C. M.， Curl， A. L.， amp; Ermer， A. E. （2018）. Longi-tudinal associations between formal volunteering and cognitive functioning.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73（3）， 522-531.
Qvist， H. （2024）. Balancing acts of kindness： Reasse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ormal helping and formal volunteering. Acta Sociologica， 67， 478-490.
Russell， A. R.， Kim， E.， Handy， F.， amp; Gellis， Z. （2020）. Formal versus informal volunteering and wellbeing： Does volunteering type matter for older adults？ Voluntary Sector Review， 11（3）， 317-336.
Sampath， D.， Sathyanesan， M.， amp; Newton， S. S. （2017）. Cognitive dysfunction in major depression and Alzheimer’s disease is associated with hippocampal-prefrontal cortex dysconnectivity. Neuropsychiatric Disease and Treatment， 13， 1509-1519.
Sharifi， S.， Babaei Khorzoughi， K.， amp; Ragmati， M. （202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olunteering and cognitive performance in older adults： A systematic review. Geriatric Nursing， 55， 89-96.
Siebert， J. S.， Wahl， H. -W.， Degen， C.， amp; Schröder， J. （2018）. Attitude toward own aging as a risk factor for cognitive disorder in old age： 12-year evidence from the ILSE study. Psychology and Aging， 33（3）， 461-472.
Sun， H. -L.， Chen， P.， Bai， W.， Zhang， Q.， Sha， S.， Su， Z.， ... Xiang， Y. -T. （2024）.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 older adults： A cross-lagged network analysis. Depression and Anxiety， 2024， 6166775. https：//doi.org/10.1155/2024/6166775
United Nations. （2001）. Support for volunteering：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Retrieved August 14， 2001， from https：//www.un.org/webcast/events/iyv/a56288.pdf
Wang， Y.， Wong， R.， Amano， T.， amp; Shen， H. W. （2022）. Associations between volunteering and cognitive impairment： The moderating role of race/ethnicity. Health amp; Social Care in the Community， 30（6）， e4433-e4441.
Webster， N. J.， Ajrouch， K. J.， amp; Antonucci， T. C. （2021）. Volunteering and health： The role of social network change. Social Science amp; Medicine， 285， 114274. https：//doi.org/10.1016/j.socscimed.2021.114274
Windsor， T. D.， Anstey， K. J.， amp; Rodgers， B. （2008）. Volunteering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mong young-old adults： How much is too much？ The Gerontologist， 48（1）， 59-70.
Yang， J.， Huebner， E. S.， amp; Tian， L. （2022）. Transactional processes among childhood maltreatment， self-control and aggression in early adolescence： Disentangling between-and within-person associations. Research on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opathology， 50（3）， 321-3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