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论断。相较于"第一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第二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提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正确认识,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解放上的又一次重大飞跃。“第二个结合"为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明了方向,彰显了我们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深入分析"第二个结合"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在新时代背景下具有重大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第二个结合”的理论逻辑
“第二个结合"的理论逻辑根植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要求与中华文明发展的客观需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2]唯有准确把握二者的特质,才能深刻理解二者相结合的耦
合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具有开放性
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强大的开放性。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就是对人类优秀思想的开放性的融合: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19世纪欧洲古典思想核心成果的批判性扬弃与革命性创造,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马克思、恩格斯也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反对任何理论的教条化;理论的实际运用必须随时随地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3从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性吸收,到当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创造性融合,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程都证实了其具有开放性这一特质。在具体运用中,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指导意义与各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要求,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发展中,必须始终反对教条地照搬理论,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不竭动力。新时代背景下,继续推进“第二个结合”,在挑战中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内涵,正是体现马克思主义开放性的生动实践。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契合性马克思主义“为人民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
道路"[4]。其核心要义在《共产党宣言》中具象化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联合体”5,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种对人类解放的根本追求,与中华文明五千年积淀的社会理想存在内在共通性。儒家经典《礼记·礼运》对“大同之世”的描绘,以“天下为公”为根基,构建起“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伦理共同体,“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理想社会,展现出与共产主义社会高度契合的价值追求。大同世界的美好理想是中国人几千年来一直所追求的。近代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指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把"天下为公"作为其大同理想的核心理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对理想社会的描述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各尽其能,按需分配”具有强烈的契合性,它们共同指向一个消灭剥削压迫、物质丰盈、人人平等的社会形态。二者间的契合不仅限于社会理想层面。在社会主体观上,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民惟邦本"的民本思想;在生态文明观上,马克思主义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天人合一”的理念。这种契合性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并被中国人民接受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和心理基础,也是“第二个结合”能够成功推进的重要原因。
二、“第二个结合”的历史逻辑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碰撞、觉醒与初步融合
20世纪初,在救亡图存的关键时刻,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先进分子提供了新的方向。俄国十月革命以实践打破了“现代化
西方化”的固有认知,其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纲领更契合中国近代救亡与启蒙的双重诉求。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便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实践自觉,马克思主义也逐渐内化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基因。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中共二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届时的先进知识分子认为东方文化还停滞于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之间,主张“消灭一切精神上、物质上的奴隶制度”9。然而,随着革命深入,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道路进行了再探索,从“走俄国人的路"转向“走自己的路”;七七事变后,国内形势的剧变促使思想界对中国社会历史与文化发展规律进行深刻反思。在此过程中,毛泽东高度重视中华民族历史遗产,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并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0]。他还创造性转化传统文化资源,例如重新赋予“实事求是"新的哲学内涵,将之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其《矛盾论》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哲学思想相结合的典范。1943年,中共中央明确要求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这些标志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第二个结合"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成就、探索与曲折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以坚定的信念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照搬苏联模式,反对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强调“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致力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并将其作为国家建设事业的重要资源。毛泽东明确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2]。与此同时,为确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肃清旧思想影响,中国共产党自1951年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要求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划清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界限。在文化政策上,1956年,中国共产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简称"双百"方针);中共八大强调要继承中外优秀文化遗产,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13这些探索和实践积极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显示出对传统文化价值的重视。然而,到了60年代中后期,由于对国内主要矛盾判断发生偏差,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方针未能持续得到贯彻,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遭遇挫折。这一时期的成就与曲折,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第二个结合"进行艰辛探索的体现,也以深刻的经验教训印证了“第二个结合”的必要性,使之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从而保障国家各项事业健康发展。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解放、调适与深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人紧紧围绕“富国”目标,于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深化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涵。邓小平通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等文章和讲话,重新确立“实事求是”为党的思想路线,进而恢复了“双百”方针,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立场批判继承传统文化,辩证吸收外来文明成果,并创造性地提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的战略构想。“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更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中华文明的治理智慧深度融合的典范。这些都表明党中央始终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传统文化,“不要又是一阵风,不加分析地把什么都说成是封建主义”14]。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日益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日益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思想源泉。江泽民将儒家“德治”思想融入国家治理,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首次将先进文化建设提升至关乎我们党的性质与先进性的高度。面对日趋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文化软实力"的概念[15],这也表明我们党对加强精神文化方面建设的决心和态度。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自觉、升华与互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球思想文化格局在百年变局中经历深刻变化。世界多元价值体系的碰撞与错误思潮的冲击,给我国文化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坚定文化自信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成为关键课题。在此背景下,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讲清楚"[16,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文化的血脉联系;2014年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7],并在 2021年首次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深刻认识到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18],着力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成就。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华文明则孕育了“民惟邦本”等治理智慧,二者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9]发展思想上实现价值共振;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与中华文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生态理念高度契合。“第二个结合”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注入了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也以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成功,坚定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与信心。
三、“第二个结合”的实践逻辑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原因在于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理论坚守不仅为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引,也通过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持续引领社会变革。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是要真懂真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研究者在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过程中要系统深化理论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用其科学的思想指导中国的具体实践,避免碎片化理解或教条化引用。二是要批判各种错误思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和观点,如阶级分析方法进行辨析,揭露其意识形态本质,避免动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具体实践,而实践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马克思主义相关的学术研究要抵制资本逻辑的侵蚀,将民生问题如共同富裕、社会保障等作为研究主攻方向,确保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
(二)把准“第二个结合"结合的方向
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特质为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提供文化契机。在新时代深化“第二个结合"的进程中,必须辩证统一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作为引领实践的“魂脉”,党和人民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根脉”,为文化认同提供丰厚的思想资源和民族根基,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和独特的话语资源。因此,理论研究必须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汲取其蕴含的普遍价值理念,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深厚的文化滋养与民族标识。在“第二个结合"的实践中,党和人民既要积极汲取人类文明有益成果,也要始终坚持将优秀思想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自觉抵制不良文化侵蚀,在开放包容的文化交流中,确保文化创新牢牢锚定于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之上。
(三)顺应时代发展需要拓展新路径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文化探索与实践中深刻揭示:文化发展必须坚持守正以赓续民族精神,同时积极创新以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生动力。立足新的历史方位,纵深推进“第二个结合”亟须紧扣时代命题,聚焦以下路径:一是紧扣时代之问,强固思想根基。当代中国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必须立足中国实际,聚焦国家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与深刻命题,既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在洞悉规律、辨明方向上的理论引领作用,也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的深层智慧。二是筑牢人才之基,深化研究阐释。这一路径的核心在于培育一支兼具理论深度与文化厚度的高水平研究队伍。三是激发创新活力,推动传统转化。传统文化中的过时成分或旧形式可能制约其当代价值的发挥,因此,文化创新与实践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对过时的成分和形式进行革新,用既根植民族基因、又具有时代气息的崭新话语和形式,展现民族风貌、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国价值。
四、结语
“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基于百年奋斗历程与文明发展规律提出的重要理论创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打开了新的局面。“第二个结合"关乎道路根基、精神主动与文明未来,既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也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提供了关键支撑。因此,党和人民需要不断深化研究,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持续拓展“第二个结合”的广度和深度,让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上更加根深叶茂,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的照耀下永葆生机活力,共同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稳步向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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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15]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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