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重山
广州，地处中国华南，濒临南海。绝佳的地理位置，让它从秦汉至明清的2000多年以来，一直都是中国对外交流的窗口。古海上丝绸之路既输送贸易，也输送文化，飘洋过海而来的“传教”与“播道”，在广州留下了独特印记。
走访广州的古寺、古庙与古港，它们均是一段段昌盛历史的见证。
作为古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始发港，中国华南地区政治文化和经济贸易中心，广州有记载的海上商贸史，可追溯到秦始皇和南越王时期。如今的光孝寺、南海神庙、怀圣寺、黄埔古港等历史古迹，都曾见证过广州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的繁荣与辉煌。
光孝寺历史悠久，祖师辈出，是着名的禅宗祖庭和译经道场，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宗教文化昌盛的见证。
出西门口地铁站，向北穿过光孝路，即为光孝寺。寺院曾是南越末代王赵建德的旧宅，“三国吴虞翻谪徙居此，辟为苑囿，多植苹波苛子树，时人称为虞苑，又曰苛林。”东晋隆安时，高僧达摩耶舍翻新旧宅建佛殿五间，改名“王苑朝延寺”，又称“王园寺”。刘宋元嘉十二年（435年），印度高僧求那跋陀罗于王园寺建戒坛和毗卢殿，立制止道场。梁天监元年（502年），印度神僧智药三藏从菩提伽耶道场（位于印度比哈尔邦）带来一株菩提树苗，植于戒坛旁。南朝梁武帝普通七年（526年），天竺高僧菩提达摩西来，于广州绣衣坊码头（今下九路）登岸，是为“西来初地”。南朝陈文帝天嘉三年（562年），译经家真谛也曾在王园寺讲学译经。很难想象，那些操一口巴利语或梵语的“番鬼”，用什幺语言来传教？
西来初地“未有羊城，先有光孝”
唐代，王园寺更名为法性寺。仪凤元年（676年），六祖慧能于法性寺菩提树下落发、受戒，传说其发埋于后院“瘗[yì]髪塔”。着名的“风幡辩论”亦发端于此，即“风没动，幡没去，是心在动”。神龙元年（705年），梵僧般剌密帝在此译出《楞严经》，成为汉传佛教早晚功课必诵经典。
此后，经常有高僧在寺内译经弘法，包括金刚智、不空、义净及鉴真等高僧，这些人经常随商舶往来于海上丝绸之路，留下许多轶闻奇事，至今还有人追寻他们的足迹。鉴真和尚描绘当时广州盛况：“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蜜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
明成化十八年（1482年），朝廷勅赐“光孝禅寺”匾额，沿用至今。曾一度“方圆几及三里”，有“光孝和尚，骑马上香”之说。清朝至民国时期，光孝寺几经兴废，甚至被其他机关占用。
光孝寺的变迁，不仅是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史，也是广州政治风云和对外文化交流的见证。所以，广州街坊总是流传着“未有羊城，先有光孝”的话语。
今天，我们在光孝寺看到的殿堂佛阁，多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所建。从山门往里，中轴线上次第为天王殿、大雄宝殿、诃子树、菩提树、瘗髪塔。两边分别有钟鼓楼、东西铁塔、伽蓝殿、卧佛殿、六祖殿，以及法堂戒坛洗钵泉等。大雄宝殿门额悬挂明成化年间所勅赐的“光孝禅寺”匾，宝殿内供一佛二菩萨二弟子贴金青铜塑像，即如来、文殊、普贤。殿堂金碧辉煌，气度雍容，蔚为壮观。
暮云合璧，夕阳欲沉。一群穿着“海青”的俗家弟子走进大雄宝殿，信徒们列队恭立，表情庄重严肃。随着木鱼敲响，众人异口同声唱将起来。院子里的“扫地僧”看我流连忘返，便提示，游客参观时间结束，我只得依依不舍离去，独留僧人在我背后吟哦佛经。
通海夷道的起点“游波罗，娶老婆”
南海神庙位于今黄埔区庙头村，离黄埔新港八九公里。最早的广州外港——扶胥港就建在这里，由南海神祝融掌管。祝融也称赤帝，相传为南方人的祖先，衡岳“祝融峰”奉其为火神。
扶胥港是唐、宋、元三朝广州最大的外港，也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始发港。中外船舶进出广州，按例都要入庙祭拜，祈求海不扬波，一帆风顺。换句话说，南海神庙是城市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结合，也是“广州通海夷道”的起点。
唐朝设市舶使于广州，总管海路邦交外贸。说明唐朝时，广州海外贸易相当发达，设市舶使统一管理。并于城南珠江边建“广阳馆”，作为市舶使驻地，同时接待外商。
不像西北丝绸之路那样“薄来厚往”，花钱买吆喝。南海“市舶之利”已经影响到朝廷财政收入。说明海上丝绸之路赢利颇丰，能充实国库。
现在的南海神庙多清代建筑，庙前有码头和康熙御书“海不扬波”牌坊，沿中轴线依次为头门、仪门、礼亭、主殿、昭灵宫共五进院落和两厢配殿，一进高于一进。主殿是最神庙核心建筑，中央供奉南海神祝融，两边站立八位保护神。昭灵宫供明顺夫人，是妇女儿童的保护神。相传其原为顺德沈姓蚕女，因祀王甚勤，后化为神，为南海神夫人。
其实，最古旧的遗物是仪门两侧历朝皇帝和官员祭祀南海神的碑刻，珍贵且数量多，所以又称“南方碑林”。其中“南海神广利王庙碑”最为珍贵，由韩愈撰文、陈谏书写、李叔齐镌刻，文章、书法、刻工均属上乘，被誉为“三绝碑”。神庙右边园内还有章丘冈、浴日亭等，据说以前登浴日亭能看到“虎门熛赤气，龙阙动朱光”，即旧羊城八景之“扶胥浴日”。如今因为河道变迁，且章丘冈四周树木郁郁葱葱，遮天蔽日，比现在的浴日亭还高，登临远眺，亦不过数丈耳。
广州民间俗语云：“第一游波罗，第二娶老婆。”作为南海神祝融的诞辰，“波罗诞”影响深远，甚至超过踏青日和郑仙诞，连平日里深居闺中的女孩子也会出来凑热闹。神庙外面的波罗集市上有波罗粽、波罗鸡等工艺品，为“波罗诞”特有的“手信”。
相传天竺波罗国遣唐使达奚来访，朝拜完海神后，在庙门左右两边各种一棵“波罗”树。达奚因贪恋周围景色，结果误了归程，只好望江而泣，最终立化于庙前。当地人为纪念这位“达奚司空”，便将南海神庙叫“波罗庙”，传统庙会叫“波罗诞”。庙中还有他举左手于额前作遥望大海状的塑像，俗称“番鬼望波罗”。
一个“番鬼”，成就广州千年盛会，听来不可思议。每年农历二月十一至十三日的“波罗诞”庙会，已延续千年，是广州最大的民间庙会，也是全国唯一延续到现在的祭祀海神活动。
粤海第一关黄埔古港的黄金时代
黄埔古港位于海珠区，因黄埔村而得名。据《黄埔港史》记载，黄埔港在隋唐时已经形成，一直是广州的外港。元代以前叫扶胥港，位于今南海神庙前，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后来因为海滩淤积增长，堵塞航道，明清时期，港址迁到现在的黄埔村附近，始称黄埔港。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朝廷在中国撤销江、浙、闽三海关，仅保留粤海关，指定广州为唯一对外贸易口岸，即“一口通商”。黄埔港挂号口专门负责管理中外商船和征收关税，因税收量和贸易额均居各关口前列，所以被称为“粤海第一关”。
当年的黄埔港有税馆、兵营、夷务所、买办馆等诸多亦官亦商的机构。外国商船必须在这里报关后由中国的领航员带商船入港，办理卸转货物缴税等手续，货物才能进入十三行交易。从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至道光十七年（1837年），停泊在黄埔古港的外国商船共计5107艘，以英国商船最多。其中，瑞典的“哥德堡号”、美国的“中国皇后号”、俄罗斯的“希望号”和“涅瓦号”、澳大利亚的“哈斯丁号”等都是黄埔港的常客。
中国出口货物以茶叶、丝绸、瓷器为主，尤其茶叶，征服了整个欧洲。魏源在其《海国图志》中记载：“道光十七年，广东出口（英国）茶叶三十余万石，共值银千有四百余万元……弥利坚国（美国）……购茶价值三百六十九万两，共茶十二万余石；荷兰岁需茶二百八十万斤不等；佛兰西（法国）二十三万斤不等；……此外西洋各国大约二百万斤。”由此可见，清朝时，欧美饮料市场几乎是中国茶叶的天下。
而西方输入货物多为棉花、轻纺及其他工业产品，如鼻烟、自鸣钟等小玩意儿，这些都不是普通中国百姓的必需品。1793年，乾隆皇帝在接见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时曾如是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绵，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可见，在乾隆眼里，开放一个粤海关，放低姿态与西方做生意，已经足够宽宏大量了。
也恰恰是在这段时期，广州的对外贸易达到了极盛，也就是西方商人津津乐道的“对华贸易的黄金时代”。
黄埔港口虽然地处偏僻，却见证了中外文化彼此交融的盛况，这样的场景一直持续到清同治年间。随着上海开埠，中国的贸易中心向上海转移，黄埔港也日趋衰落。同时，由于码头淤塞，已经不再适合海船停泊，港口被迁到长洲岛北岸，沿用“黄埔港”旧名。民国时期，黄埔港迁移到今鱼珠附近，称“黄埔新埠”，如今，是华南地区最大的沿海和远洋交通运输枢纽。
夕阳淡淡，波光粼粼。古港码头遗址还在，但早已不能停泊大型货轮，只有一艘仿造的“阔阔真公主号”木帆船停靠于此，使得人们能够窥见700年前，古港码头的繁华与忙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