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贡
不准再婚，不准工作，不能戴首饰，不能吃大蒜，每日只能祈祷念经，依靠慈善组织和朝圣者的救济来生活，直到孤独死去。
这，就是居住在维伦达文的寡妇们。
小城维伦达文，是印度神话中神灵的居住地，因生活着成千上万名寡妇，被称为“印度的寡妇之家”。
这些寡妇大多来自西孟加拉邦，为了生存，她们每天有的在神庙唱赞歌换取食物，有的出卖肉体，同时还要遭受世俗礼教的各种限制和约束。
从神灵居住地到寡妇之家
维伦达文位于印度北部的亚穆纳河畔，距首都新德里约150公里。
在印度神话中，这里是“英雄之神”克里希纳居住的地方。因此，一个十来万人口的小城，修建了超过4000所供奉克里希纳的神庙。
原本香火鼎盛的圣地，为何会与寡妇产生关联？这要从印度的种姓制度与家庭文化说起。印度民众普遍认为，女性在小时候是父母的财产，结婚后便是丈夫的财产，如果丈夫去世，自身价值随之消失。也就是说，印度女性是男性的附属品，必然遭到无情的支配和压迫。
比如，古印度有一种叫“萨蒂”的习俗：妻子必须与丈夫一起殉葬，如果妻子拒绝，则会被亲属扔到火堆上活活烧死。小说《八十天环游地球》有段描述：“假如寡妇不殉葬，就会像癞狗一样死在某个角落里，而寡妇甘愿被烧死，主要是惧怕将来的遭遇。”这个习俗直到1829年才被英国殖民者正式下令废除。
虽然现在没有“萨蒂”，但印度民众对寡妇的态度依旧不友好。他们认为，寡妇是一种“罪恶”，就连她们的影子也是不祥之物，居住着寡妇的房子以及与寡妇共同生活的人都将面临厄运。因此，很多印度家庭为了守住已故儿子的财产和保护自身安全，狠心将寡妇逐出家门，任她们自生自灭。
没被逐出家门的寡妇，夫家可以继续为其提供生活保障，但她们的人身自由受到了极大限制。她们要剃光头发，穿上粗布制成的白色纱丽悼念丈夫，不准再婚，不准工作，不准戴首饰，更不准参加任何活动，哪怕家里举办宴会也只能待在房间，活动结束才能出来。除此之外，她们的饮食也受到约束，禁止吃肉和高热量食物，就连大蒜也不准吃。
印度寡妇之所以处境困难，除了文化的影响，还有经济因素。印度女性出嫁时，女方家庭必须送给男方优厚的嫁妆。通常一份嫁妆的价值远高于一个普通家庭年收入的四倍。如果一个家庭有好几个女儿，必然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在这样的情况下，女方会提前嫁女以减少家庭支出，而男方若无法通过女方持续敛财，就容易做出违背法律和道德的行为。正如电影《月亮河》里的男主角所说：“少养一个人，少一张嘴吃饭，少一张床睡觉，家里就能腾出一个角落。”
所以，当印度女性失去丈夫后，她们只有三种选择：为亡夫殉葬，嫁给亡夫的兄弟，去寡妇院消磨余生。诚然，有的寡妇会嫁给自己已逝丈夫的兄弟，从而避免被强奸，败坏家族风气等厄运，但很多寡妇不愿继续被夫家凌辱，纷纷选择去寡妇院侍奉克里希纳神，试图借助神灵的力量洗脱罪孽。久而久之，越来越多的寡妇来到维伦达文，鼎盛时多达15000名寡妇聚集在此。
维伦达文的寡妇们大多来自西孟加拉邦，有的寡妇为了来到这里，不惜徒步跋涉上千公里。来到维伦达文后，有钱的寡妇会在克里希纳神庙附近租一个小房间，没钱的则只能风餐露宿。每天清晨，她们会去亚穆纳河边洗衣服，洗完回家后，定时出现在克里希纳神庙唱赞歌。歌颂完毕，开始进行日常活动，做饭、吃饭、阅读书籍，或是向同病相怜的姐妹倾诉内心苦楚……相比在夫家所遭受的压迫和剥削，维伦达文无疑是寡妇们最好的归宿。
神庙里的“工作”、宿舍与故事
事实上，维伦达文是一座充满浪漫色彩的小城。
由于印度人对神的世界充满想象，于是城内的各种庙宇色彩斑斓。例如巴拉茹姆庙，庙内的建筑造型别致，各处都有精致的雕饰，院墙上的壁画生动形象。经常有成群的信徒捧着神像在寺院外巡游，向周围的商家募款。寺庙里也能欣赏到五光十色的绘画、音乐、舞蹈等宗教艺术。
距巴拉茹姆神庙约一公里处，有一座通体洁白的大理石庙宇。整座建筑的柱、梁都经过了精雕细刻。四周墙面上，彩色浮雕讲述着当地的神话故事，富有想象力的工匠为信徒们描绘了一个极乐世界。
收留寡妇的克里希纳神庙同样庄严，但由于年久失修，跑风漏雨也是正常不过的事，幸好有慈善组织和朝圣者不断为神庙提供经费，继而也维持了寡妇们的生活。
每天早上7点，寡妇们聚集在神庙外的亭子中，从工作人员那里领取一枚硬币，然后进入神庙，盘坐在地上演奏乐器并吟唱圣歌赞美克里希纳神。这枚硬币就是唱赞歌的“报酬”。11点左右，她们可以用硬币换取一顿午饭，以此维持基本生存。神庙之所以不发放免费食物，是不想寡妇们不劳而获。因此，唱赞歌成为一种劳动，同时也可以净化她们的心灵。而那些无法靠唱赞歌挣钱的寡妇，只能向朝圣者乞讨，或是出卖肉体维持生计。
名叫卡纳克拉塔的寡妇过去常常在神庙唱赞歌，当收支无法维持生计时，她就会沿街乞讨。但时间长了，附近的人看见她就像看见瘟神一样，对她又骂又赶。为了避免发生冲突，卡纳克拉塔每天辗转各个神庙乞讨，最后记住了维伦达文84座神庙的名字。
戈文达来自1000多公里外的西孟加拉邦，她小时候生活在加尔各答附近的一个村庄，结婚第二年，丈夫就因肺结核去世。此后的30多年，她每天都在夫家不停地劳作，换来的却是婆婆的凌辱和苛责。终于有一天，她决定与夫家断绝关系，带着为数不多的财产踏上前往维伦达文的火车。之后，她把自己的姓氏改为“达西”，意为“奴仆”，以表示自己愿意终身侍奉克里希纳神。与其他寡妇一样，每天她都会在神庙唱赞歌，并通过这份“工作”获得每月大约3美元的生活补贴。
穆克蒂也是一名来自西孟加拉邦的寡妇。40岁时，她的丈夫离世，两个儿子不仅拒绝照顾她，还想方设法找各种理由赶她走。迫于无奈，穆克蒂来到了维伦达文。幸运的是，神庙给她安排了住处。不过她得与其他6名寡妇挤在一个阴暗潮湿的房间里，四周除了掉皮的墙面，只剩下几张掉色的克里希纳画像。她对记者说“：虽然很孤独，但住在这里很开心，因为神庙提供了食物和衣服。”
戈伊伯曼要比其他寡妇幸运很多。她与家人很相爱，丈夫因病去世后，儿子并没有赶她出门，但她为了让家人过得更舒坦，主动搬去了屋外的小棚屋居住，每天还会将从神庙里获得的食物同家人分享。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她竟然有过几次轻生的想法。她之所以每天去神庙唱赞歌，就是希望神灵快点带走自己的灵魂，这样她就能去天堂与丈夫团聚。
许多寡妇与戈伊伯曼一样，都曾有过轻生的想法。对于她们来说，不管今天或是明天结束生命，其实没有多大区别，因为只有离开了这个世界，才能摆脱困境。她们都在等待这一天。
改编自现实的电影与她们的抗争
维伦达文寡妇们悲惨的命运，引起宝莱坞电影界的关注。
2005年，印度女导演迪帕·梅塔的电影《月亮河》，以20世纪30年代的维伦达文为背景，揭露了印度的童婚、种姓制度、男权主义等社会问题。这部影片的女主角卡丽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寡妇，隔三差五就会被寡妇院院长逼迫，去河对岸的豪宅里用肉体为寡妇院换取物资。后来她邂逅了贵族子弟那拉扬，两人情定终生。可不久后，卡丽发现那拉扬的父亲竟是自己曾经的服务对象，绝望的她选择投河自尽。另一位小主角，8岁的小寡妇楚娅成为权贵游戏的下一个牺牲品，最后，那拉扬带她离开了寡妇院。
值得一提的是，电影结尾有一句话：“2001年，印度有3400万名寡妇，她们的困境和2000多年前《摩奴法典》规定的相去不远。”这句话揭示了印度女性的屈辱史，即使1856年英国殖民政府颁布《印度教寡妇再婚法案》允许寡妇再嫁，甚至1956年印度政府颁布《印度教继承法》允许寡妇继承逝世丈夫的财产，但寡妇的社会地位依然没有得到改变，相关法律条款形同虚设。
身居美国的印裔导演曼德拉·亚尔拍摄的《白色彩虹》，也将目光放在了维伦达文的寡妇身上。电影以一位年轻寡妇莫西妮·吉里的真实经历为原型，讲述了4名不同年龄的寡妇被夫家抛弃，再到维伦达文受到犯罪集团威逼，最后奋勇反抗的故事。现实中的莫西妮·吉里，已经成为印度一个为寡妇积极争取社会权利组织的负责人，2005年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她曾说道：“ （印度）寡妇是一种社会死亡状态，即使高种姓也是如此。”
随着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以及进步人士的摇旗呐喊，印度寡妇们开始跃跃欲试，试图冲破囚禁自己的世俗牢笼。2013年，非营利组织苏拉布国际创始人宾德什瓦里·帕塔克，在洒红节（印度传统新年，又名胡里节）来临之际，呼吁寡妇们走上街头庆祝节日，勇敢地做回自己。一时间，印度国内舆论哗然，整个国家都知道维伦达文的寡妇们参加了节日活动，最终引发了一场关于改善寡妇生活的全民性讨论。
其实，在这场抗争的前一年，印度最高法院已经注意到寡妇们的问题，专门成立委员会调查和搜集寡妇们的情况，裁定政府必须为她们提供食物、医疗和住所。政令下达后，各类公共项目陆续引入维伦达文，公益组织也纷纷参与其中，教导寡妇们缝纫、识字、制作花环等，还安排部分寡妇到服装厂工作，以此帮助她们重返社会。
2018年，占地1.4公顷，耗资约80万美元的Krishna Kutir投入使用。这是维伦达文最大的一处庇护所，共有100个房间，可容纳1000名寡妇，并且设有坡道、电梯和其他便民设施，以满足老年人和特殊人群的需要。此外，该庇护所还配备了两个药房、一个现代化厨房和技能培训中心，供流离失所的寡妇们安度余生。
（编辑 陈珂玲）
